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文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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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要说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导师，他让我明白：有朝一日我也许要解读整体经济形势并作出预测。1951年，我报读了一门数理统计方面的课，这是一门基于如下理念的技术性学科：一个大型经济体的内部运作和内部相互关系，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调查、测量、建模和分析。今天这门学科叫做经济计量学，但是在当年，这个领域只是一些基本概念的集合而已，由于太新了，所以没有课本，甚至连名称也没有。这门课的教授是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日后我会在乔治·W·布什任内遇到他的儿子保罗，保罗在布什内阁中担任要职（译者注：国防部副部长，鹰派角色），后来又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教授把方程式写在黑板上，还把它们印在油印纸上供我们学习研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工具的威力：如果经济可以用真实数据和数学精确建模的话，大规模的经济预测就可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必依赖那许许多多预测者冒似准确的科学直觉了。我想象着如何将之运用到现实中来。最为重要的是，我在25岁的年龄就发现了一个可以施展才华、引领卓越的领域。
二 经济学人成才之路
我常常开着收音机工作。1950和1951这两年，朝鲜新闻满天飞——当时，我国军队和中国军队血战正酣，麦克·阿瑟将军在公开场合坚持已见，认为美国应该向中国全面宣战，杜鲁门总统因此将他解职。国内，原子弹试验从新墨西哥州转移到了内华达州，我们遭遇“恐红症”——罗森伯格夫妇（译者注：他们被控替苏联人窃取核机密，对他们的审讯长达两年。在认罪可以免死的情况下，他们始终保持沉默，否认自己是间谍集团的成员）因间谍罪被判处电椅死刑。举世混乱之中，我对核子时代的到来充满了想象。二战期间做的一些科学工作已经解密，我私下里深入阅读原子物理学。我悄悄看的第一大本技术书是《原子能资料手册》，这是一本由政府资助的原子能秘密资料汇编。从这本书开始，我更为广泛地涉猎了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的书籍，还有科学哲学。
象很多抱科学态度的人们一样，我认为我们这辈子最重要之事，就是要开启原子能的大门。害怕核子战争是一方面，渴望核能是另一方面。这门科学是极其诱人的。原子给予人类的能量足以推动科学探索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从而也需要新的思维方式。
我发现曼哈顿工程（译者注：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的一些科学家信奉经验主义的一个变种——逻辑实证主义。这是一个以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为首的思想学派，其主要信条认为：知识只能来自于事实和数字——强调严格的证明。他们认为不存在道德上的绝对：价值观和伦理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是文化的反映，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这些东西的变化随心所欲，和严谨的思想远远不搭界。
我怀揣数学家思想，当时全盘接受了这个刻板的解析性教条。它看起来正是为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哲学。我认为如果人们专注于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重要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目标。
在1952年之前，我一直愉快地忙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年收入超过6000美元。我的朋友和同事都不怎么有钱，我也花不了这么多钱。我和母亲搬到郊外——并没有一窝蜂似地搬去莱维敦镇，而是搬到了皇后区森林小丘，在一幢双户型房子里住了下来。从此，我终于找到了逃离城市拥堵的办法，这是大大的进步！
如果那时候有人预言我的生活将陷入一生中最糊涂最混乱的阶段，我可不太会把它当回事。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结婚又离婚，中途离开研究生院，辞职之后再下海经商——而且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我娶的女子是美术史学家琼·米切尔，当年她从老家曼尼托巴省的（译者注：位于加拿大中南部）温尼泊来到纽约，在纽约大学的美术学院求学。我们是由他人安排约会而相识的——我走进她的寓所，她正播放着一张我最喜欢的唱片。古典音乐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们约会了几个月，于1952年10月结婚，大约一年后我们就分手了。我不谈分手的具体细节，但是我要说，问题主要出在我身上。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婚姻所要求的承诺。在此之前，我曾经作出明智选择，而非心血来潮，我对自已说“这个女子非常聪明，非常美丽，我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了。”琼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人，所以我的错误所酿成的苦果尤为苦涩。好在我们至今还是好朋友。
琼是纳撒尼尔·博兰登妻子最要好的朋友。博兰登是艾茵·兰德的年轻的合作者，多年后成了兰德的情人。我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和兰德相识的。兰德是来自俄国的流亡者，她的小说《源头》一直都是战争期间最畅销的书。不久前，她从好莱坞移居到了纽约，并且有了一小群热烈的追随者。我读了她的小说，为之倾倒。小说叙述的是一位名叫霍华德·洛克的建筑师英勇抵制要他妥协的种种压力——当发现造房者（译者注：指政府）改变了他的设计，他竟然炸掉公共房屋工程——最终大获全胜的故事。兰德写这个故事用来阐述她倡导的哲学：强调理性、个人主义和开明的私利。她后来将其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今天，她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客观主义把自由资本主义当作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加以捍卫；不用奇怪，艾因·兰德在苏联受过教育，但却痛恨苏联的共产主义，视之为冷酷的集体主义化身。在苏维埃政权鼎盛时期，她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天生腐败，最终必将从内部崩溃瓦解。
她和圈子里的人自称是一个集体，这是个内部笑话，因为集体主义和他们的信仰针锋相对。在东第34条大街的兰德寓所里，他们每周至少聚会一次，探讨世界大事，辩论到次日凌晨。琼引见我的那天晚上，人并不多，只有七八个人坐在简朴的客厅里：兰德、兰德的画家丈夫弗兰克·奥康纳（译者注：先做演员，后为具象派画家）、博兰登夫妇和其他几个人。艾因·兰德相貌平平——个子小小，四十奔五的年纪。她的脸让人一见就忘不了，几乎素面朝天，眉宽嘴大，黑发内卷，愈发显得那双智慧的眼睛又大又黑。尽管她在美国生活了25年，说话依然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她思维犀利，看问题一针见血，没有心思闲扯瞎聊。不过抛开这种鲜明的雷厉风格不说，我注意到她谈话时非常坦率开通。她似乎任何时候都能考虑任何人的任何意见，并一丝不苟地权衡优劣。
我听了几个晚上，便露出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尾巴。我不记得当时讨论的具体话题了，但是一定有什么东西引起我断言不存在道德上的绝对。艾因·兰德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怎么会那样呢？”她问道。
“因为为了做到真正的理性，没有充分的经验根据，你就不可以坚持某种信念。”我解释说。
“怎么会那样呢？”她追问道：“难道你不存在吗？”
“这个……我不能肯定。”我承认。
“那你愿意说自已不存在吗？”
“我可能……”
“噢！顺便问一句：正在发表这番高见的人是谁呢？”
也许你应该在那里——准确点儿说，也许你得是个26岁的数学迷——这种交流真的令我大感震憾。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三言两语就把我自相矛盾的地方揭露无遗。
然而，事情不光如此。我向来对自已的推理分析能力很自负，以为可以在智力辩论中战胜任何人。和艾因·兰德交谈就象下棋，开局时自我感觉良好，却猛然发现被将死了。我这才意识到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也许就是错的。当然，我很固执，也很尴尬，我没有当场认错，而是保持缄默。
那天晚上，兰德给我起了个“殡葬司仪”的绰号。从此，她就这么叫我了。部分是因为我举止肃穆，另一部分是因为我总是穿着深色正装和领带。后来我听说，随后几周里，她问别人：“殡葬司仪已经判定自已存在了吗？”
至少，我在理事会的工作还是进展顺利的。我深深投入最雄心勃勃的一项工程：针对朝鲜和冷战，五角大楼生产大量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其他新型航空器，我要就此作出分析。这需要许多的调查摸底工作。朝鲜战争一开始，国防部就制定了秘密的采购计划。一方面飞机制造商掌握大量订单，另一方面由于是军事秘密，华尔街和美国其他行业处于黑咕隆冬一无所知的状态。此事的经济影响确实十分重大，不容小觑：经过二战后的一段平静期，到1953年财政年度，军事费用已经恢复到接近于GDP的14％（2006年度为4％）。这就扰乱了原材料市场和设备市场，不用说也影响了熟练技工和工程师的人才市场，同时对未来商业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飞机制造项目一窝蜂地匆匆上马，铝业、铜业和钢铁业所受影响最深，所有这些行业的产出，都被指定为夺取战争胜利必不可少的管制材料。
我原先就对金属市场了解不少，所以我自告奋勇分析生产情况，我的老板们批准了。我从公共记录着手，但却几乎一无所获：国会对军事生产计划的听证都是秘密进行的，公开的会议记录都经过了删改。飞机的型号和数目都不在记录上，每个飞行中队的飞机数量，每个空军联队的中队数目，预备队保有的飞机数量，各型号战机非战斗损失的数目——全都被涂黑隐去。于是我决定看一看1940年代末的国会听证记录，我猜可以从那里找到我需要的信息。当时，那些资料的保密已经不是问题了。五角大楼不断地调低保密级别，政府要员会出现在军事拨款小组委员会面前，详尽解释当时是如何计算费用的。军队在1950年的做法，肯定和1949年相同。
我把那些信息作为我的分析基础，现在我需要拼凑起所有公开的事实。我查看所有工程技术手册、组织结构图、连篇累牍的联邦预算统计报表，以及五角大楼所签材料订单上的复杂用语。渐渐地所有数据开始对得上了。比如：我知道某一特定型号飞机的重量，就能推测出每款飞机所消耗的铝、铜和其它金属的比例。有这些数据在手，我就能估算出市场需求。
我的研究在1952年春天以两篇长文的形式发表在《商业记录》上，标题为《空军经济》。后来我从他人那里听说五角大楼的一些计划者吓了一大跳：我的分析和他们的机密数据高度吻合！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的读者抓住了这些信息。我从会员公司那里得到反馈要求我进一步提供计算详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从一个名叫桑福德•；帕克的理事会同僚那里接手一些研究性质的零活儿。大家口中的桑迪是个小个子，乱发如狂，比我大10来岁，他从1939年起就给《商业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