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 txt-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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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洗雪耻辱！要争回权力！”
于是，他决心把久蓄的意念立即变为行动。要创办一个中国人自己开设的旅行机构，以服务于国人，同时也与洋人在华开设的旅行机构一争长短。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可代办旅行服务的机构主要有两家，一家是英国的通济隆公司，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通运银行。这两家外国企业在上海、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开办代售旅行所必需的车船票等营业项目，几乎包办了中国人出国旅行的全部业务。外国旅行机构还发行旅行支票，这种支票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作“通天单”。外国人利用这种机构赚了中国人的钱，而中国人却没有想到要收回这种权利。
一个人成就一项事业，其创意的萌芽，有时可能在心头蓄积相当一段时间，一旦遇到某种机遇，或某种刺激，这萌芽便破土而出，迅即成长，形成一发而不可收之势。陈光甫也即此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旅行社。
有一天，他突然看到报纸上刊载的一条消息：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九次会议已订于本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各省代表都需要先集中到上海，然后转香港、经越南，再乘滇越铁路到达目的地。陈光甫想到，这些教育代表们所行路线，正巧与自己的这次旅行路线相吻合，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和不便，不应该再让别人照样遇到。于是他在旅途之中便向上海银行总行拍发了电报，嘱咐相关人员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取得联系，争取教育部与各省代表齐集上海后，从上海至昆明旅途间的一切舟车食宿事项，全部由上海银行派出人员陪同料理。
陈光甫此举，颇令上海银行的有关人员感到新鲜，一时不甚理解，但却受到教育界代表们的欢迎。这是陈光甫意料中的事。长途旅行，谁不愿意尽量减少旅行途中的诸多繁杂事务，安安稳稳到达目的地呢？从别人的切身需要出发，为之提供某种便利、某种服务，岂有不受欢迎的？经上海银行人员与教育部门黄炎培先生接洽，得到首肯。陈光甫的计划，得以顺利执行。上海银行的周到服务，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称赞。
陈光甫在中国旅行事业上，获得了首次成功！受到成功的鼓舞，创办中国旅行机构意念更加坚定了。返回上海后，他进一步加紧筹划这件事。后来越干越红火，随着业务的逐步扩展，到旅行部来办理购票、接洽事宜的人越来越多，旅行部遂于一九二四年一月迁至四川路，独立门户，以利发展。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起，改称中国旅行社。自此，旅行部与银行分立。
本着陈光甫“服务社会”的一贯精神，上海银行旅行部中国旅行社积极从事各种旅行服务项目，业务范围非常广泛，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售火车票，尔后又代售船运票、航空票；既办旅馆、饭店，又代办火车上的餐饭。而且发行旅行支票，并逐渐打通国际关系。至抗战前夕，中国旅行社的分支机构在国内大部分省区星罗棋布。诸如著名风景胜地匡庐、青岛、北戴河、莫干山等处，更是中国旅行社“用武”之地。日后又在新加坡设立星洲分社，在美国西雅图设立通讯部，逐步把业务推向海外。
随波逐流
一九二六年夏秋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不断传至上海，引起陈光甫的极大关注。北伐开始后，陈光甫收到一封孔祥熙的来信，约他去广州。孔氏并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兼广州分行经理贝祖诒赴沪面见陈光甫，陈告广东一切情形。
这一时期，贝祖诒曾经把广东情形专函报中国银行总行，内称“南方声势很盛，军事有把握”。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副总裁张公权接到报告，决定由冯耿光以探亲名义，回广东原籍察看实情。察看一番后，冯认为南方成功的可能性确实很大，遂议决靠拢蒋介石。张公权母亲在沪病危，张乘机留驻上海。陈光甫与张公权再度聚首，自然免不了一起议论时局，预测未来。
一向稳健的陈光甫，并没有应孔祥熙的函邀前往广东。他还在观察局势的进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十一月八日，攻占南昌。嗣后，国民政府宣布以武汉为首都。然而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在南昌另立中央，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以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宁汉分裂局面形成了。
蒋介石抵达南昌后，曾经有专函给时任“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的合称）联合准备库协理的钱永铭与陈光甫，邀请他们“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钱永铭应邀前往，陈光甫却心怀顾虑，没有前去。
三月二十日，北伐军进驻上海龙华。次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两天一夜的激战，起义获得成功。起义过程中，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陈光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王晓籁等，名列被选出的十九名委员当中。但陈光甫仍抱迟疑态度，托故未去参加市政府会议。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这时，时局已经渐露分晓，蒋介石取得政权的形势已成定局。当天晚上，虞洽卿到龙华面见蒋介石，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的身分，商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一九一五年，上海十三家银行曾组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公会”，陈光甫一直任该金融组织的副会长，在上海金融界声望日炽。这次组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十五名委员中，由陈光甫担任主任委员，主持其事。
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函令上海市临时政府暂缓办公。虞洽卿、陈光甫急忙宣布辞去临时市府委员之职。四月一日，经陈光甫积极活动，决定由上海各银行垫借一百万元，以供蒋介石军政费用的急需。这笔巨款，成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工农革命人士的财政支持。
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钱永铭出任财政部首脑。二十五日，上海金融界再次为南京政权垫付三百万元巨款。月底，蒋介石为维持军政费用，催迫上海商业联合会已经认可的五百万元捐款尽早送缴为其所用，并电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垫付一千万元。身为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公权，本不情愿垫付这么巨大一笔款项，恐怕垫付后银行陷入困境。但蒋介石电令措辞严厉，张公权如果抗衡，结果必然不妙。陈光甫不愿意老朋友身陷危殆境地，劝说张公权命上海中国银行如数垫付一千万元，因为他知道这笔巨款不久即有把握收回。
张公权听了陈光甫之言，才仗着胆子命上海中国银行如数垫付了这笔款项，得以度过难关。但蒋介石新政府开支庞大，军费时不敷用，于是再发库券，聚敛钱财。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库券发行量已达四千万元之巨。钱永铭已于上年九月卸任，此时财长已是宋子文。陈光甫主持的苏沪财委会也已结束。
蒋介石对上海金融界采取了多种手法，软硬兼施，把金融界上层人物网罗在手，加以利用。稍不从命，即加威逼。他曾派军需官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和中国银行坐催一千万元，讹称中国银行在武汉集中大量现金支持共产党，并通过手下谋士放出口风，意欲没收中国银行。而当时上海金融界人士对于共产党的政策缺乏深入了解，惧怕工农运动，唯恐共产党势力扩大后有损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因而决定支持蒋介石。陈光甫也只得说：
“押宝一次，不知如何？”
上海金融界对蒋介石的臣服，并没有使他满足。他意在控制金融全局、攫取中国银行的企图因故搁浅后，他要成立中央银行。为此，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专约陈光甫在南京面商。陈光甫当时提出建议，献策两条：一是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并，二是在两行之外另立新的中央银行。陈光甫参照西方社会的银行体制，建议新建中央银行应该有商业股份，中央银行不宜由财政部长兼任总裁，发行局局长不能由政府人员担任。这些建议并未完全被蒋介石采纳，宋子文就是以财政部长身分兼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尔后，国民党政府又逐步采取措施，在中国、交通两行加入官股，并进行改组。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密谋于汉口，决定把中国银行夺取在手，逼走总经理张公权。蒋介石认为，国家社会困难的原因，全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的不统一”，关键是中国、交通两银行不听命令，因此决计使这两家银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张公权被逼无奈，不得不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上提出辞职。
张公权挥泪辞职，在中国金融界引起不小震动。陈光甫更是忧心忡忡。尽管如此，陈光甫为保住上海商业银行的地位，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不得不随波逐流了。他因与当上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过从甚密，因而当上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
平息挤兑风潮
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银行新建的办公大厦落成。望着这座崭新的多层建筑，陈光甫感慨万分。
崭新的办公大厦，标志着他一手创办和苦心经营的上海银行事业发展的崭新阶段。十几年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发展到如今地步，是多么不容易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根基深固，业务范围铺展得相当广阔可观，在国内设有几十处分支机构，已经跻身于中国当时有名的大银行之列。
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自入秋以来接连发生的天灾人祸，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巨大劫难，也使上海银行几乎遭受到灭顶之灾。
这场灾祸来自于天上人间，国际国内，东方西方，有自然灾害，有政治祸患，有军事杀伐，有经济险情，不一而足。
这一历史时节，大而言之对中华民族，小而言之对上海银行，都是存亡续绝的多事之秋。继去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中原，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交火长沙之后，今年蒋介石以所谓“得胜之师”，一而再、再而三对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围剿”。蒋氏七月三十日曾宣称在赣红军“十日内定可完全消灭”，然而十五天之后他还在训令部下“务须以成仁之志，与赤匪决死生，于最短期内完全肃清”。到八月二十四日他还在高悬赏格，捉拿红军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