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投机家的证券心理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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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投机家的证券心理学》
作者 ：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我快85岁了，尽管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变老，但借这个机会，我想要回顾我这大半辈子究竟得到了什么？我满足吗？是，也不是。 说不是，是因为时间过得太快。说是，是因为我只有一个愿望：经济与思想上的独立。这个愿望我已经达到了，“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也不是任何人的仆人！”这就是我的成就。 我出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在布达佩斯是受敬重的企业家，母亲爱好音乐，具有真诚、高尚的思想，她的绘画与写作天赋没有用在穿着打扮上，而是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养育四个孩子身上。正如歌德所说：“从父亲那里，我得到立身处世的躯体，从母亲那里，我得到乐观的性情与荒诞不经的兴趣。”但是我们整个的家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付之一炬，幸亏父母让我所受到的教育，让我可以照顾他们，并让他们在瑞士过着帝王般的生活。 我在布达佩斯大学主修哲学和艺术史，本来还想修音乐，但因为学员已经满额而作罢。后来我来到巴黎，进入了股市，并且留在了那里。接着我在财经领域努力学习，转战纽约、伦敦和苏黎世。今天我把10个城市当成自己的家，说四种语言：对上帝讲匈牙利语，交朋友用法语，与银行家说英语，和学生还有女士们用德语。
第1章 我的三个职业（1）
35岁就可以退休了
35岁时，我的第一个事业达到了顶峰，可以用投资所得退休养老去。在没有任何挑战和烦忧的情况下，50岁时我得了精神官能症，成天被沮丧所困扰。在这样的境况下，我开始了第二个事业：财经记者和作家，这一切要归功于一位心理学教授，那时我向在苏黎世任教并执业的李欧普？斯容帝（Leopold Szondi，著名的遗传性精神疾病分析专家）教授求教，他给我进行了到目前还是很实用的斯容帝测验。我必须把48张照片依喜欢或不喜欢分类出来，教授将那些照片重新混在一起，让我反复测验了好几次，然后他开始计算并分析，结束时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您家里有谁是暴虐狂？您不用震惊，我的意思是，谁的精力充沛而且容易动怒的。”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我父亲了，他发怒的时候很吓人。我母亲则很温柔。”
“您遗传了父亲的天性，身体里积压了许多能量，你想要发泄出来却找不到出口，您是否偶尔会暴躁不安？” 这点我必须承认。 “看吧，因为您是受过教育的，一旦要克制身体里那股蠢蠢欲动的能量时，就会造成精神上的失衡。如果你是没念过书的乡下人，我会建议您去砍柴，折弯铁棍，敲碎石块，如果你年纪适中，我会建议您去学习外科，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别人动刀。但现在我只能建议您：写些东西吧！您对什么特别感兴趣？”
最令我感兴趣的就是音乐和股市。
“那您就写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吧。”
第1章 我的三个职业 （2）
我由衷地感谢并且答应他，一定会尝试着采纳他的建议。我还记得，当时我觉得很丢脸，在经过这位世界闻名的教授诊治后，我竟然还从他的学生身上得到一笔酬金——50法郎。 因此，我从股市专家（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摇身一变成了财经作家。虽然我也是头号乐迷，可惜学艺不精，没办法当个专业的音乐人。我的第一本书《这就是股市》，是用法文写的，而且被译成7种语言。过了一段时间，我成了《资本》杂志的专栏作者，从此，再也没有被沮丧困扰过了。伏尔泰曾经说过：“描写金钱是比赚钱简单的。”但是对我来说，完全相反；我必须先会赚钱，然后才有办法写出来。 目前《这就是股市》这本书发行已经超过30年了，除了许多正面的评价外，在苏黎世的《世界周刊》上还有过一则书评，标题是《一个伪君子的告白》（不是《一个投机者的告白》）。很显然，大家把我跟费利克斯？克鲁尔（Felix Krull）（托玛斯？曼（Thomas Mann）未完成的遗作《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主人翁）给搞混了。 我住在苏黎世的大姐对这件事十分生气，他的小弟竟然被称作伪君子！朋友也建议我上法院去控告他们，但是我一点也不这么想。太好了！我这么认为：大家一定比较喜欢看一个“伪君子”的告白，而不是随便一个财经专家所写的枯燥文章。《这就是股市》销售相当成功。 有一本在维也纳相当知名的经济类杂志在几年前有很大一篇关于我的报道，而这个声名狼籍的字眼又再次给用上了。他们访问了几位股市投资者对于我的看法。我的朋友、匈牙利的贵族葛拉芙？安柏若奇（Graf Ambrozy），退休前是维也纳一家银行的高层领导人，现在从事兰花育种，他发表了以下的声明：“我认为我相当敬重的安德烈？科斯托兰尼是一个伪君子。证据是：有一次我请他一起吃晚餐，最后让他付咖啡钱。” 这当然是他不算高明的玩笑，但杂志社还是很欣然地接受了他的说法。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这篇文章，我收到许多从维也纳寄来的申请函，说要来上我的股市研究课程。我怎么会是伪君子呢？否则大家怎么都想来上我的课，这件事真的替我打了个实质性的广告。 16年前，我跟我的朋友兼拍档哥德佛利？海勒一起设计一个股市研究课程，也开始了我的第三个事业“股市教授”。那时我在银行跟大学里已经是相当知名的客座讲师，当然他们不会给我一个正式且常设的教职，所以我便开办自己的研究课程，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咖啡屋的桌子旁，讲授的便是关于股市的知识与股市预测。在这个属于我的讲台上，我实现自己的愿望，也可以跟新的一代分享我的理论和经验。
第1章 我的三个职业 （3）
刚开始的1974年，从30个参加者，很快地有超过3 000名以上的学生听过了我的课，里面有口袋只剩几毛钱的穷学生，也有刚好卖了公司不知道怎么处理那笔钱的千万富翁，有妓院的老板，也有教会的管理人员。有的甚至不只来一趟，我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真的有“科斯托兰尼迷”的存在，也有可能是某种“股票瘾”吧。 这样的日子我从来不会觉得无聊，我分析的政治跟经济基础，正在逐渐改变，我的戏码也不是只有那么一丁点。有一次我和阿福烈？毕雷克（Alfred Biolek，德国公共电视台的知名脱口秀主持人及节目制作人）在一个展览会里主持一个谈话节目，他在节目后用钦佩的语气对我说：“每天晚上我都问您同样的问题，但您的答案却没有一次相同。” 对于股市，我绝对没有任何秘诀。秘诀是银行家跟经纪人的事，对那些愿意赚钱或赔钱的人，这点我必须再次强调。但是我深信，跟着我学习的“学生”，只要能够思考、分析、坚持到底，而且不要犹豫，他们一定可以成功。这是我收到的一封感谢信里的结论。 我也是个知名的“咖啡屋业余人士”，勿容置疑，咖啡屋是股市交易者理想的非正式聚集处。我在世界各地的咖啡屋里都有固定的桌子：从巴黎、纽约、坎城到汉堡都有；在法兰克福或杜塞尔多夫某大银行的访客休息室里，在慕尼黑一家巴伐利亚旅馆的地下室里，我甚至有个“免费的”固定桌子。这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兼学生彼得？里格（Peter Riege），他是个公务员，但闲暇时他都在从事股市投资，具有相当的热情、理想和原创性。 彼得自己也有学生，也都不是职业的股市专家，这并不是说他们花在股市投资上的时间比经纪人或交易商要少。相反地，我认识两个瑞士的股市老手，其中一位的工作是验光师，另一位在瑞士餐饮界服务，我要感谢他们曾提供给我一些相当宝贵的意见，今天他们双双都是相当成功的理财顾问，并且有广大的客户群。如同爱因斯坦所言：“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在“免费的固定咖啡座”上，不管形势是乐观或悲观，这个世界的命运总是被热烈地讨论并论断着。记者对我花那么多时间耗在咖啡屋里感到十分困惑。我这么回答他们：“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从事我的专业工作，不只是在交易所或书桌上，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思考。” 有时候我会被贴上“股市宗师”的标签，这个称呼我可从来没接受过，也从不需要。宗师的意思，就跟教皇一样，说一就是一，没有争议的余地。尽管我们有如此丰富的经验，还是难免犯错，一个有70年资历的“股市教授”的名衔，或许我还会接受。 有个朋友曾开玩笑地说我是“股市的瑞尼克”。现在马克？瑞尼克（Marcel Reich…Raniki），是德国文坛中极负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也被当成“教皇”（文学界）了，我们俩都有“无须争辩”的评价，我们都耽误了学术上的成就，也都被学校所敌视。但是瑞尼克还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评论，而我并不想知道有多少股市评论编辑或他们的眼线，曾经出现在我的课堂里。
我的犹太遗产
当我在演讲时用到某些特定字眼时，像是“希特勒”、“犹太人”，特别是“奥斯维辛”，我就会感觉到房间里有一股冷风袭来，感觉就像是有个黑暗中的魔鬼从房里走过。我当场就觉得我可能说了些什么蠢话或违背了某些禁忌，而这些话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的。 尽管有这些叫人害怕的经验，带着愧疚与难以克服的历史伤害，我必须在战后的德国尽量少谈论到这些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只有一次，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那是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时讨论的议题是国库破产的利与弊，几个在场的“先知”预言说，德国马克马上就会没有价值了。我当场提出反对，德国的币制一向都只在吃了败仗后才会贬值，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希特勒弄垮德国之后。晚上我回到旅馆后收到一封信，信里面写道，我的头皮应该被拿来当灯罩。 这当然是特例，通常我只会收到思想上的警告，有些是在背地里偷偷说的，有些则是真实可信的。有一次在讨论关于上帝跟金钱时，约翰侯爵跟他的邻座悄悄地说：“看看这个聪明的老犹太人会说些什么。”这我倒觉得无所谓，从他身上我并没有感受到反犹太的怨念，我反而听到了恭维的意思。我顶着不怎么舒适的名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出生在一个老旧的时代，在那年代，匈牙利听起来好像就是从外层空间来的。我还背着这个壳在世界各地的股市四处闯荡：“从这个世界主义的老犹太身上，应该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吧。”一些人可能喜欢这么想。 虽是犹太人出身，但我却是受洗过的天主教徒，我的双亲也以天主教的仪式埋葬在苏黎世山上。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犹太人，一直到希特勒掌权，对他来说我就是犹太人。当他在犹太人身上做了那么多恐怖的事情，我心里头深深感到刺痛，就像每个犹太人所感受到的。 1940年法国被占领后，我从法国经过西班牙流亡到美国。那时候有一些麻烦，分配给匈牙利的移民名额非常的少，必须要等20年才排得到。后来我拿到了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