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经济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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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平准价格”
正如关税史所提醒的那样，特殊利益，总能驱使受惠的人处心积虑，去说服众人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待遇。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计划，那些计划开始显得荒唐可笑，有识之士都懒得去戳穿它。但是特殊利益会驱使受惠的人坚持推进他们的计划。该计划若能通过立法实施，会立即改善那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不惜代价，雇来身名显赫的经济学专家和公共关系专家为其代言。他们那些论调在公共场合被人反复提起，再加上大量统计数字、表格、曲线图和圆饼图的狂轰滥炸，民众很快就信以为真。等到有识之士意识到立法实施势在必行，一切为时已晚。有识之士没办法在短短几周之内吃透相关的主题，而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利益集团雇来的智囊，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数年心血。有识之士被对手指责成不了解具体情况，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假设和推定，让人觉得强词夺理。
农产品“平准价格”的历史，正是照上述进程写就的。不知道平准价格第一次作为立法议案提出具体是哪一天，但是1933年新政实施时，它已经成为既定的原则，并作为法律颁布；而且，年复一年，平准价格的衍生论调也被陆续颁订为法律。
平准价格的说法大致如下。在所有产业中，农业最基本、最重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还说，只有农民富裕了，其他人的富裕才有着落。要是农民缺乏购买力，买不起工业产品，工商业就会萎缩。他们认为这是1929年经济崩溃的原因，起码是经济无力复苏的原因。当时农产品价格暴跌，而工业产品价格的跌幅却很小。结果，农民买不起工业产品，导致城市工人纷纷下岗；然后，城里人也买不起农产品，经济萧条四下蔓延，形成恶性循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很简单，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与农民所买产品价格持平的水准。1909年到1914年间就出现了这种平准价格，那时的农民很富裕，那时的价格关系应该恢复，并且永久维持。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隐含了许多谬误，在这里没有时间一一探讨，展开讨论也会离我们的主题太远。但是我们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认定某一年或某一特定时期出现过的价格关系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认为这种价格关系比其他的时期更为“正常”。就算当时的价格关系相当“正常”，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无视此后60年生产和需求状况发生的巨变，同时认为这种价格关系应该继续维持下去？利益集团选定1909年至1914年的价格关系作为平准价格的基础，并不是随意的，就相对价格而言，那其实是美国历史上对农业最有利的时期之一。
如果平准价格观念真的那么厚道或合乎逻辑，那就应该普遍适用于所有商品。如果1909年8月到1914年7月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应该永久保持，那为什么不将那段期间各种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也永久保持呢？
在本书1946年版中，我举例说明了平准价格观念产生的一些荒谬结果：
雪佛兰（Chevrolet）六缸大轿车1912年的售价是2；150美元；1942年改进型六缸雪佛兰大轿车售价是907美元，若参照当时农产品平准价格来调整，售价应该是3；270美元。1909年到1913年（含），金属铝全球的平均价格是每磅22。5美分；1946年初是14美分，若按照“平准”价格，则应该是41美分。
1978年的今天再来算这笔账的话，肯定费力不讨好，我们除了必须考虑1946年到1978年间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两倍多），还必须考虑前后两个时期汽车品质上的差异。这种困难，显然表明了平准价格的提议行不通。
在1946年版中，我继续指出，生产率提高也是农产品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从1955年到1959年的五年间，美国的棉花收成量平均每英亩是428磅，从1939年到1943年，年均为260磅，而在1909年到1913年这个‘基’期，年均收成只有188磅。”再跟现在的生产率水平比较一下，1968年到1972年五年内，平均每英亩棉花收成467磅，农业生产率继续提高，只是增幅有所下降。同样的，1968年到1972年五年的平均每英亩收成，玉米为84蒲式耳，小麦为31。3蒲式耳，而从1935年到1939年，玉米年均只有26。1蒲式耳，小麦只有13。2蒲式耳。
由于使用更好的化肥、选育良种、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在1946年版中，我引用了这段话：“在一些完全实现机械化和大批量一条龙生产经营的农场里，只需要几年前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劳工，就能实现相同的收成。” 但是“平准”价格的鼓吹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
政府不肯将平准价格原则普遍应用于所有的产品，证明这类经济计划并非对公众有利，而只是补贴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还有另一个证据，当农产品价格上涨，高过了平准价格（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国会议员，从来不曾要求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平准价格，从来不曾要求农民退回等量的补贴。平准价格原则只是特殊利益只上不下的单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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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远了，还是回到本章特别关心的核心谬论。这里的核心论调是：如果农产品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农民就会购买更多工业产品，并由此带来工业繁荣和充分就业。只要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有没有平准价格，并不重要。
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不过，一切还要取决于这个好价钱是如何带来的。如果是整体经济复苏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百业俱兴、工业生产增加、城市劳动力的购买力提高（不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丰收和富裕不仅属于农民，而属于所有国人。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是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问题。政府有多种措施可以办到这一点：可以靠政府法令强行提高价格，不过这是最不可行的办法。国家粮库可以按平准价格收购所有的农产品。可以贷款给农民周转，让他们在市场价格低于平准价格的时囤积产品，暂不上市销售。政府可以强制限制农产品产量。政府当然可以多管齐下，实践中它们就经常这么做。不管如何，我们假设政府干预已经带来了农产品价格上涨。
结果是什么呢？农民的产品卖出了更好的价钱，他们的“购买力”提高了，即便产量可能不如从前。有些人看到农民立时变得富起来，看到他们购买更多的工业产品。若只观察政策对直接相关的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他们能看到的只是这些。
其实，政府政策还同时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假使小麦原先售价为每蒲式耳2。50美元，政府干预后的售价为3。50美元。农民每售出1蒲式耳的小麦，就多得1美元。小麦涨价导致面包涨价，城市劳动力消费面包时，相当于要为每蒲式耳小麦多支付1美元。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对于工业产品的销售，如果农民因此多了1美元的购买力，城市劳动力却会因为政府干预少掉1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工业产品在农村地区的销售额增加多少，在城市地区便减低多少，一加一减，工业行业在总体上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当然，不同行业的销售额当然会有增有减。农机农具厂商和邮购公司的生意显然会更加红火，但是城市百货公司的生意会不如从前。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政府政策不但没有带来净利润，反而造成了净损失。政府干预并没有停留在造成购买力的转移，也就是把购买力从城市消费者（或一般纳税人，或两者兼而有之），转移到农民手上。政府干预往往通过限制农产品的生产以抬高价格，这样会造成财富灭失，因为可供消费农产品被人为减少了。财富如何灭失，取决于政府为了提高价格所采取的措施。或许是像巴西烧毁咖啡豆那样，从实物上毁损已经生产出来的作物。或者是像AAA计划那样，限制种植面积。其中一些措施造成的影响，我们放在讨论政府商品管制的章节再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通过减低小麦产量的方式获得平准价格时，虽然每蒲式耳的价格提高了，但是产销数量的减少使得他的收入并没有随价格同比例增加。有些主张实施平准价格的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得寸进尺要求应该给予农民“平准收入”。这就需要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才能实现，而这会直接牺牲纳税人。换句话说，为了帮助农民，政府干预注定会让城市劳动力和其他群体的购买力减少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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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讨论主张平准价格的另一类论调。提出这种论调的人更加老成圆熟。他们坦率地承认，“没错，平准价格的经济论证的确经不起推敲。这种福利政策是加在消费者身上的一种负担。但关税不也是加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负担吗？农民购买工业产品时不也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吗？美国是农产品净出口国，开征补偿性关税对农产品没有好处。平准价格制度就相当于保护农民的关税。这样做彼此才算公平。”
美国农民确实有理由为自己讨回一份公平。其实，保护性关税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远比他们所了解到的要深重。保护性关税减少了工业产品进口，也会减少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因为外国人换不来美元去购买美国农产品，并且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不过，上述替农民讨回公平的论调同样经不起推敲，其论述与事实也不尽相符。根本不存在一种通用关税，去保护所有的“工业”产品或所有非农产品。为数众多的国内工业或者出口产业，并没有受到关税保护。如果城市劳动力由于保护性关税而被迫支付平准价格，一方面他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去买毛毯或外套，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去买棉衣或食品，他被剥了两次皮，更不要提什么“补偿”。
有人提出政府可以给予每个人同等的“保护”。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便实施起来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例如为承受国外竞争压力的工业家某甲开征保护关税，给予出口产品的工业家某乙财政补贴），我们还是不可能做到“公平”，或者一视同仁。就关税保护或补贴而言，我们或许应该给每个人相同百分率，或许应该给相同金额，但我们永远无法肯定政府是不是重复支付某些群体，却漏给了其他人。
即便我们有办法做到公平，那又如何呢？每个人都在补贴其他人，有谁能受益呢？养活一大群不从事生产的官僚来执行这套计划，由此造成每个人承受的税负加重，对大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同时取消平准价格制度和保护性关税制度，大家扯平最简单。否则，各种保护制度执行的结果，也只能是：农民某甲和企业家某乙同时获利，却牺牲了“被遗忘的某丙”。
更多所谓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计划会被我们看穿，只要我们学会不仅仅探讨某个特殊群体立即受到的影响，也探讨经济政策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