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残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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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部队司令马克对《时代》周刊记者表示，他一辈子都不会认为，中国会对美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构成威胁。现任美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在军事上构不成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过许多年后才能对美国力量形成重大的挑战。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原则问题、要害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战略问题，它从属于美国的对华战略。20年前，迫于当时的国际战略形势，美国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两部分之间选择了大陆，选择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放弃了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冷战结束后，美朝野一些人借故世界战略形势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两部分的变化，企图改变战略选择，即：既要大陆，又要台湾；口头上“坚持一个中国”，实际上在很多政策行为上鼓励和帮助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美国政府1992年向台湾出售F—16飞机、1994年“对台政策调整”、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1996年春向台湾地区派遣航空母舰。2001年春允许陈水扁“过境”访问、出售一大批先进武器给台及布什会总统表示将“全面协防台湾”等，都是在这一战略调整背景下发生的。
　　　　美对华的“接触、遏制”的双重战略是一个处在过渡时期的战略。美国尚不能最终确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未来要对付的“战略对手”，因此，对中国既接触，又遏制下的美对台政策也就成为既要利用台湾防范、牵制中国大陆，又要使其不损坏美中整体关系。由于美中关系的性质的短期内难以根本确定下来，美对台政策的摇摆状态仍会持续下去，台湾总是会仍然不断地对整个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甚至形成危机。
　　　　冷战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是美国单方面的行为所造成的。这一对立表现在美国对中国及其政权的认识，对中国的基本态度。
　　　　美国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大体上从两方面谈论中国和美中关系。一方面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在谈到中国政府、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时，往往抱着攻击、指责、批评和敌视的态度。这种意识在美对华关系中是根深蒂固的。美国政府、国会、新闻媒体等从不掩饰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这一点在冷战之后有加强之势。

　　　　“人权”也是外交牌
　　　　冷战后总体上不是一个对抗的关系，或者说不是全面对抗的关系。但在局部上，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采取了对抗的方针。从1990年至1997年，美国连续8年在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上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发起攻击，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1998年为克林顿访华制造缓和的气氛，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曾放弃了当年的反华提案。1999年4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又以“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恶化”为由，重新提出了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从而再度引发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内取缔大卫教派等邪教组织的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居然攻击中国取缔邪教“法轮功”是扼杀宗教自由。
　　　　对于中国打击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美国朝野也攻击为“压制人权”。而美国西藏问题专家梅尔文？戈尔斯坦却在有美国务院官员参加的讲座上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美国利用西藏问题反对中国，是作为其遏制中国总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57年开始训练西藏流亡分子，在美科罗拉多州和尼泊尔边境的营地训练流亡武装分子。美国政府还通过移民、奖学金形式，为达赖集团培训人才，提供人力支援。1992年，美移民局宣布准予1000名流亡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人移民美国。冷战后，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其官方传媒，声援达赖集团。“自由亚洲电台”从1996年12月1日起直接用短波向西藏进行广播。美国还在政府内设“负责西藏事务”的官方高级职务（2001年，布什政府任命一名副国务卿担任这一职务）。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反映两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中美两国的人权观不尽相同。中国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中国批评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和对中国施压的做法。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在人权和民主化方面已经发生的显著变化。美国政府也不去向美国人民充分介绍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而美国及西方媒体则更是从对中国的偏见出发，经常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不真实和不客观的报导，甚至“妖魔化”中国。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决非美国某些人所标榜的那样的是“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而是以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说明了这一斗争的实质：“仅仅遏制中国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颠覆中国侵略成性的独裁专制政权。”
　　　　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战略和安全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和核心方面。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对付共同敌人的战略合作关系。冷战后，尽管意识形态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分歧比冷战时期大为上升，但决定冷战后中美关系性质的仍是两国关系中的战略和安全方面。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维持其在世界上的一超地位，使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要确保它在全球和地区的主导地位并防止任何地区大国的兴起对它的地位构成威胁。美国自视为世界领袖，要求建立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基础的、由美国支配的世界秩序使中国感到不安。同样，中国强调多极化，主张在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批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做法也令美国不舒服。
　　　　中国的日益强盛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实质，主要在于美国战略意图中寻求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美国的战略努力方向是促使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演变。美国对中国的强大存有疑虑和戒心，认为中国的强大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愿看到中国走向强大，成为强国。美国在中美两国间竖立起新的铁幕。

　　　？“关注”中国：“崩溃”和“威胁”　

　　　　2002年7月15日，由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成员组成的“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了所谓的《美中安全评论报告》。对影响中美关系中贸易经济一系列问题分析后，得出结论说，“由于中国向被认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继续出口包括导弹技术这样的产品，中国正在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关方面应敦促美国国会加强有关技术转让的管理，否则中国就会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报告说，“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给这种直接损害美国利益的政策提供了资金来源”。　

　　　　要贸易制裁中国
　　　　报告说，中国目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经济正在发展壮大。中国也是美国的一个巨大市场。但是中国同时还是一个政治前景和外交政策动机都很不确定的国家。报告警告美国政策制定者要做好应付一切变故的准备。中国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正在壮大军力。报告称，美中关系正逐渐成为美国最重要也最令人不安的对外关系。　
　　　　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国会制定法律、对中国政府实行经济和金融制裁。该委员会还认为，美国公司不断在中国增加投资损害了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美国的就业市场，因此要求国会制定相关法律，规定那些去中国投资以及与中国公司进行贸易的美国公司，公开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内容以及与中国贸易公司的合同关系，并且对那些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制定一套专门的道德规范。
　　　　曾经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商务部出口管制局局长的廉？莱恩奇是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中唯一持反对立场的成员。他说，由国会立法专门用来管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行为是不合理的。莱恩奇说：“我认为该委员会提出的最缺乏认真考虑、但是又影响最深远的一项建议是，要求美国公司公布经营报告……我认为这项要求的规范不明确，但是涉及范围又很广，而且是对中国的歧视行为，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我认为让国会来制定公司的经营道德标准是不正确的。”　他说，报告虽未明确称中国“威胁”，但每个章节都渗透着这样的意思。

　　　　“中国威胁论”
　　　　实际上，“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排华浪潮”。当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视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威胁”，认为他们是“劣等民族和落后文化的代表”，是白人“饭碗”的抢夺者，于是推动政府分别于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是针对华人移民这一特殊族群的，因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但其中体现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和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则在其后的“中国威胁论”中仍能找到踪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曾炒作过一阵“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
　　　　今天的“中国威胁论”主要起自冷战结束后。大的背景就是苏联威胁消失了，而中国正逐步走向富强。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间。他们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的具体论证，媒体则推波助澜，以致汹涌成潮。其中，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于是名不见经传的芒罗和他这篇“中国威胁”的文章顿时声名显赫，一时间风靡太平洋东岸。“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这就是头脑中只有强权信条的“中国威胁论”者的逻辑。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那篇高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个大背景下问世。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冷战后第二波“中国威胁论”发端于1995…1996年间，诱因则是台海危机及由此而起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所谓“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香港的回归意味着自由民主世界将受到专制制度的威胁”等等言论，在当时不绝于耳。《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所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更是集上述论点之大成。
　　　　“中国威胁论”第三次甚嚣尘上则是在1998…1999年间。至今，人们对所谓《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仍记忆犹新。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本书更是将其大肆渲染，矛头指向“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