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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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的准确度（1）
我拨打广告上刊登的电话号码。“你好，这里是研究部”，电话那头一位女性回答。
“啊？研究部？”我忖疑了一下，但立刻礼貌地说：“可否麻烦帮我转接罗伯·康奈尔（RobertCornell）？”
“他今天不在办公室，要替你留话吗？”
“麻烦请他回电安迪·凯斯勒，就是这个电话号码。不好意思，顺便请问一下，这里是哪家公司的研究部？”
“潘恩·韦伯。”对方答道。
我和吉姆·康诺斯（JimmyConnors）看到了潘恩·韦伯的广告，但对这家公司一无所知，这是一九八五年，我二十六岁，并不是很急着想要这份工作。
康奈尔第二天早上回我电话，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奇特而深沉，他盘问了我的资历背景，问我何时能面谈。我正打算从位于新泽西州的住处前往纽约曼哈顿一家专门为程序设计师和科技界人才介绍短期工作机会的猎头公司，因此告诉康奈尔可在午餐时间和他碰面。
我决定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褐紫红衬衫，海军蓝羊毛质地的领带，哈格牌（Haggar）双织宽松长裤，不穿外套，这是最早的“科技怪客时尚”，大约从一九八五年左右开始流行。我在五十一街和第六大道交叉路口遇见一位以前同事，他问我上哪儿，“穿这样去潘恩·韦伯面试？”，他用那种“你穿成一副蹩脚蠢货的样子”的神情上下打量我。
好吧，我是蹩脚蠢货，现在，我为自己穿得过分寒酸而感到有些不自在。走进美洲大道一二八五号，搭乘电梯上九楼，走向接待员。我身后有扇微开的门，我很快瞥了一眼，里头满是相互喊叫或对着电话高声喊叫的人，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接待区摆设的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糟糕的艺术品，丑陋的现代画看起来像是三岁小孩的作品。
“嗨，我是罗伯·康奈尔，”他身材出奇地矮小，声音和电话里听起来一样深沉，他一边和我握手，一边用双眼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地慢慢把我审视了一番（我有没有提到我脚上穿的是脏脏的咖啡色“富乐绅”牌软皮休闲鞋？），他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事后我才知道那笑容中隐含的意思是：瞧瞧此人的穿著与相貌，我想，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啦！
“请进，让我介绍几位将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的人给你认识，史密斯、格鲁伯曼，我们走吧！”
有点胖、穿着体面、头发稀疏的家伙首先露脸，用英国腔和我们打招呼，康奈尔介绍道：“这位是史蒂夫·史密斯，他可坐着华尔街电脑产业分析师的第一把交椅。”
第二位来到的家伙穿着三件头西装，乌黑发亮的头发向后梳，留着非常突兀、看起来阴险凶恶的胡子，用浓厚的费城腔和我们打招呼：“嗨！”听起来几乎和电影里的“洛奇”（RockyBalboa）一模一样。“这位是杰克·格鲁伯曼，我们最抢手的电信产业分析师，跟你一样，曾经在AT&T工作过”，康奈尔说。
这就是自在率性之旅的开端。
三倍薪水？！
康奈尔作主：“我们去班班森（BenBenson’s）吧，就在对街，走路就到了。”我们四人搭乘电梯下楼，穿过第五十二街，在餐厅排队等候座位时，康奈尔回应史密斯和格鲁伯曼的窃笑：“希望这家餐厅没规定客人得穿什么衣服。”
我们大啖汉堡体积大小的生鲜牛排。我过去五年在AT&T的实验部门——贝尔实验室工作，实验室研究经费庞大，我的工作是设计芯片、为制图工作站写许多软件、安装非常昂贵的微型电脑系统。但是，AT&T正进行大规模改造重整，根据美国的司法裁决，该公司于1982年被分拆，为从长计议，我得离开。
席间，我向他们说明我的电机工程资历背景、我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以及我对电脑、个人电脑、调制解调器、光纤等的看法，接着，我想我该做出结论：“我实在不是适合在公司里工作的人，我想，你们真正需要的是拥有我这种背景的顾问”，我原意只是想表白自己，没想到却引发了问题。
康奈尔说：“我们不需要艰涩难懂、令人讨厌的顾问，我们要的是分析师，负责半导体产业的分析师。”我不是很清楚他的意思。
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向他们解释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真的不是那种典型的企业员工，我连套西装都没有，对财务一窍不通，只懂技术。我想，我一定是触动了哪条神经，这三人联合起来发动攻势，要说服我接受这份分析师工作——在今天早上之前，我还不知道世上竟有这样的工作！
我愈是否定，他们愈是坚持，那种你来我往的谈判技巧真是一流，我真希望那是我事前周详地规划演练好的，但其实不然，我事前根本毫无概念，全然不是在和他们讨价还价。后来，我偶尔还会一身冷汗地梦醒，担心如果那天我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像个敷衍回避的人，那后果会是如何。
51％的准确度（2）
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分析师，他们负责你所能想象到的每一个产业，石油分析师、零售业分析师、饮料容器分析师、汽车业分析师、保险业分析师……多到令人作呕的地步。喧嚣的大牛市于1982年8月开始，最热门的是高科技股，例如电脑、半导体、电信产业，已经苦候牛市长达十年的老一代分析师通晓的是IBM这样的公司，对于新的技术所知不多，当时，IBM占了电脑产业证券一半的营业收入和90％的获利，但是，大牛市促使许多电脑公司纷纷公开上市，这股上市热潮始于1983年。
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公司陆续上市，华尔街需要分析师去研究这些公司，以便向投资人提出建议，那些只专精于IBM的老一代分析师并不了解设计自动化、个人电脑软件、门阵列半导体产业、竞争激烈的长途通讯、工作站、磁盘驱动器等等领域。华尔街需要通晓更狭隘领域的分析师，因为下一波公开上市热潮中入列的将是这些更狭隘的、专精于技术领域的公司，我的技术背景加上对趋势的敏感度，正符合华尔街的需要。
康奈尔负责组成一支涵盖电脑、软件及电信产业各领域的技术研究团队，我是他所拼凑的谜图（puzzle）的最后一块。
他们还是没能说服我，直到康奈尔在我耳边低声告诉我第一年的酬劳，那是我在贝尔实验室时的三倍，我的抗拒声变小了……康奈尔又接着说：“你只需要有51％的时候做出正确预测就行了。”
我打了几通电话给了解华尔街的朋友的朋友，询问什么是分析师、分析师做些什么，但都得不到有用的回答。一位家境富裕、对财务有些概念的朋友倒是很直接：“你是白痴吗？接受这份工作！”好吧，就这样决定了。
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在踏进疯狂的华尔街世界之前，我最后做的事是稍稍狡猾地讨价还价。我可不是旧时代的人，我懂得为自己争取一点权益。我离开贝尔实验室时，每年有两星期年假，如果继续留在那里四、五年，就能获得三星期年假。我告诉康奈尔，我上一份工作的年假是三星期，希望这份新工作也给我三星期年假，他愣了一下，用最怪异的表情看着我（哈，被我难倒了吧？！），他说：“没问题，我可以白纸黑字写下来，不过，在华尔街，没有人会订明年假时间，只要你能挤得出时间来，想休多少天就休多少天。”我想，这些不过是预言性质的话，当然，我完全错了，我当时想，好啊，我一年要休假十星期！可是，在接下来十五年，我一年难得挤出两星期休假！
新兵报到
我的褐紫红色衬衫和羊毛领带绝对不合格，大学时代穿到现在的淡蓝色休闲外套当然也不入流，于是，我跑去西服专卖店，花了1000美元打理行头，那是我身上所有的财产了，我买了四套三件头（像格鲁伯曼那种样式）、几件衬衫和领带。售货员告诉我，黄色领带很流行，是“象征权力的领带”，苏格兰式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也很时尚，“你需要吊裤带吗？”售货员问，我全都否决了，红色领带和棕色皮带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了。
上班第一天早上，我很勉强地赶在八点十五分前进城，他们告诉我每天这个时间有晨会。康奈尔在大厅把我叫住，告诉我得先去人事室报到，填一些表格，才能进到研究部办公区。
我和人力资源部门一位和蔼可亲、猛嚼着口香糖的女士坎蒂交涉。
“你参加的是什么课程计划？”
“嗯，我想我并没有参加什么课程计划。”
“哦，当然有啦，亲爱的，每个人都参加课程计划的。”
“好吧，我问问看。”
“没关系，”她边说边把我的指纹按在一张类似联邦调查局的指纹表格上，“有没有伪造文书的前科啊？”
“没有。”
“好，我们会查查看。不过，你很幸运，华尔街的规矩又多又严，随便什么事都能逮捕你、定你罪，但你仍能继续在华尔街工作。什么事都可能出问题，除了伪造文书以外，这里有太多不实文件单据，伪造文书罪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我会谨记于心。”
我终于在那天早上的十点半和康奈尔见面，他带我去我的新办公室，里头有樱桃木制的书桌、档案柜、书橱，还有皮质座椅、两张漂亮的樱桃木羊毛坐垫椅子，搭配淡绿色地毯，颇具室内装潢水平，窗户可以俯瞰第五十一街。
51％的准确度（3）
我和格鲁伯曼共享一位秘书，她把头探进来，说：“凯斯勒先生，你可以接听电话时，请通知我一声。”这对年仅二十六岁的我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
康奈尔离开去忙他的事了，格鲁伯曼一边讲电话，一边从隔壁办公室探头向我点头打招呼，史密斯逛过来说：“改天一起喝一杯吧！”还有一位负责研究大型电脑公司的乔纳森·弗兰姆走进来问我知不知道IBM主机电脑中使用的发射极耦合逻辑，我知道，但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他就走出去了。接着，柯特·莫纳什（CurtMonash）走进来，一屁股坐在我办公室里的会客椅上，这家伙十二岁就拿到博士学位（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情节），智商超过两百，是华尔街头号软件分析师，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懂错综复杂的软件。我如何得知这些呢？莫纳什亲口告诉我的。我告诉他我写过一些程序，他马上冷淡下来，好像我揭穿了他虚张声势的老虎皮一样——我想我应该是吧。任何你能想到的行业都有专门负责的分析师
早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办公室静悄悄，一颗头探进来：“午餐有约吗？”
“没，”我说。
“那我们走吧！”
他是负责有线电视领域的分析师安德鲁·沃利奇（AndrewWallach），他带我到这栋大楼楼下餐厅，吃了一块不怎么新鲜的火鸡三明治后，他说：“我希望你用‘安迪（Andy）’这个名字，因为大家叫我‘安德鲁’。”
“没问题，因为……”
“我当分析师约一年了，情况还好，其实该说相当好，好处不少，可以遇见一些有趣的人，这份工作不轻松，不过，话说回来，哪份工作轻松呢？”这家伙说个不停，最后结论是：“其实，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