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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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可是要办这样一件大事，也是经过大脑认真反复地多次思考以后，才做出决定的。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定只有他们执行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只有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外国”，除了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之外，不是帝国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至少也是反动派当政，对“海外”两字视同洪水猛兽，因此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把“国门”关得紧紧的，既不许外国人进来，也不许国内人出去，而且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认定：凡是偷渡国境的黑五类子女，必然去投靠帝修反，因此用法律的形式把“偷渡国境”解释成“叛国”，不但抓回来要重判，当场打死，也是白死。
所以，我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冒着死亡危险的孤注一掷！
不过在知青的传说中，似乎云南的边境是所有边境中防守最不严密的一个地段。因为云南的外面就是缅甸的东北地区，而当时的缅东北是控制在缅甸人民军也就是缅共手里的。在云南越境的人，大多数都投了缅共。而缅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决支持中共的。只是缅共还没有取得政权，中国政府不能公开地支持他们罢了。大批红卫兵知青越境参加缅共，实际上是对缅共的一种实力支持，因此据说云南边防军看见大批知青越境，并不怎么追究，而只盯着单身偷渡国境线的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一旦抓回来，不死也要脱层皮。我偷渡的目的是要从缅甸转道去香港，而一时间也没有与我怀有同样目的的大批知青可以同行，所以说，虽然我也在中缅国境线上偷渡，却与人家革命派子女有所不同，依旧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
偷渡之前的一段时间，看起来，我好像仍旧与过去一样，不言不语的，每天干活儿回来，没事儿了就看书，而且看的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让人觉得我在认真刻苦地学习，一心要改造自己那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实，我是在探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心里萦绕已经不止一日，好像烧着了一团火，这团火，几乎把我自己给烧着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活在大陆太没有意思了。我曾经很客观地问过我自己：我究竟信不信马列主义呢？经过认真的反省，我奇怪我对马克思的理论竟是那样执着地相信。我不敢说我读遍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我至少读过《社会发展史》，也相信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我坚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除此之外，我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可以发展。如果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我相信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相信，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制度也是最后的制度吧？
但是对照书本和现实，我也有许多问题想不通。今天咱们虽然不讨论这些问题，不过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简单举几个例子还是必要的。
第一，毛泽东说：农民起义进行一次，社会生产力就向前飞跃一次。我怎么也想不通。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今天官兵杀过来，明天农民军杀过去的，死的都是老百姓，至少四川的老百姓几乎接近杀光了，后来不得不用强制移民的办法搞什么“湖广填四川”。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减的时候，书上说：全国的总人口只剩下五千万左右了，大片土地荒芜，老百姓饿到了吃人肉的地步，这生产力怎么个飞跃法？
第二，现阶段人类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客观现实，谁也无法否定。但是阶级斗争是不是像中国大陆所强调的那样普遍、那样尖锐、那样无处不在呢？在阶级社会中，是制造矛盾、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好呢？还是解决矛盾，促使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好呢？
社会在阶级矛盾中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这是为马克思所阐明了的。列宁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可以在一个国家中首先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理论，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来临，实现跳过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后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想，所采取的，就是加深阶级矛盾，以求加快社会发展的策略。
应该说，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拔苗助长，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好。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懦弱，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存在。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当然也有人心怀不满，总想反攻倒算，总想变天。但也不容否认：多数人是老实的，特别是开明的、有知识的地主，关于“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应该说从孙中山时代就已经阐明、已经接受了的。
大陆进行土地改革，是不是要搞“残酷斗争”，我怀疑过。是不是要把农村政权交给像杨百了那样既无文化、又无品德、仅仅在土改中积极过一阵子的贫雇农，我也怀疑过。
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标准。封建时代，攒钱买地，出佃收租，不但“合法”，而且天经地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制度规定土地国有，出租土地者为剥削，是违法的。但是这两个历史时代，必须有个明确的分界线。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把新中国建立的时期定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一切出租土地、放债求息，都不追究，在此之后，如果还收租放债，就是违法。这样的政策，哪个地主接受不了，再严惩不迟嘛！
新中国建立以后，如果宣布土地国有，限制地权，所有耕地由国家收买，然后分给、租给或卖给农民，这个政策一定行得通，不会引起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加剧。
我到了香港，后来又到过台湾，还特地到台湾农村去参观过，才知道台湾的土地改革采取的是“赎买政策”，限制地主拥有土地量，多余部分由农民按国家规定的低价向地主购买，分十年付清。这样，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发生矛盾，不产生冤仇。农民的土地是经过自己的劳动付出代价买进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产业也更加爱惜。不像大陆的一些懒汉，分到了土地，也不想花力气经营。只等着农村经济往两极分化，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再一次“从天上掉下馅儿饼来”。
第三，阶级斗争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也只限于前一个历史时期，对于像我这样“在新中国出生，在红旗下长大，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青年，即便出生在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也不应该再以前一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成份分敌我。特别是新中国出生的地主子女，没吃过一天剥削饭，生活比贫下中农子女更苦，政治上受歧视，不但入不了党团，连少年先锋队都不许参加，有些地方的土政策，还规定这些孩子小学毕业以后不许上中学，实在冤枉。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对当局来说，是错误地过高估计了家庭的影响和作用，而过低估计了党团社会教育的效果，把可以成为己方力量的青年推向了敌对的一方去了。对这些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说，无法解释自己何以会低人一等，只能埋怨自己出世的时候投错了胎！
我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尽管我是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但我是个“前娘”生的儿子，共产党这个“后娘”并不爱我，处处地方歧视我，限制我，打击我。我也曾经像我父亲一样立志不参与政治斗争，好好儿学一门本事，做一个“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人”。但是连这样最低的要求都不让我达到，不许我实现。我才二十岁，至少还有四五十年的生命。我活在大陆，连做一个普通公民都不能够，还有什么意思呢？裴多菲和罗兰夫人都说过：“不自由，勿宁死。”我并没有向共产党要求额外的非份的自由，我只要求作为一个自然人和普通公民所应该有的、一视同仁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不可能得到的奢望与苛求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真按“不自由勿宁死”的信念行动，我应该像小菁一样去自杀才对。但是我认为自杀的人太懦弱了。如果是个人恩怨，我至少先要把仇人杀了，然后再自杀，或同归于尽，绝不自己愤而自尽。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政府、政党的错误决策在为难我，而我又没有力量来推翻这个政府或改变这种错误的政策。如果我不想拿自己的生命作粪土，从我个人的解脱出发，我只有外逃一条路可走了。外逃，有可能被抓回来，甚至有可能在国境线上被击毙，但也有可能逃亡成功。我听说过：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有大批傣族人成群结伙儿地逃到了缅甸、泰国和老挝去。尽管七二年跟五八年的政治气候大不一样，边防的松紧也大不一样，生死二字，总归只有一个可能性。人生难得几回搏，到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只能拼死一搏了。
做好逃亡的思想准备，我就积极地做逃亡的物质准备。
第一是路线。从哪条路走，从哪个点突破，是逃亡成败的关键。
我要去的地方是泰国。因为只有到了曼谷，找到了那家与我舅舅联营的旅馆，我才有可能到达香港。但是云南只与缅甸、老挝、越南交界，与泰国并不接壤。要去泰国，必须先经过缅甸或老挝，再第二次偷越国境，才能到达泰国。这可真不容易呀！但是为了活命，为了活得像一个人，我豁出去了。
我在西双版纳已经住了四年，对于哪个路口能够通向缅甸和老挝，多少也知道一些。我听人家说：边防线最松的，是腾冲地区。因为腾冲地区的境外，就是缅甸人民军的势力范围，凡是越境的人，十个中很可能就有有九个是出去参加“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我不打算投缅共，再说，那里离西双版纳有好几百里路，离缅泰边境也太远。我要去的地方是曼谷，我必须尽可能寻找一条最短的到达曼谷的路线。
那时候，中国政府为了支援老挝的民族解放，派了一支部队到老挝去参加人民军作战，其中三支队和五支队，驻在老挝西北部的会晒省，也就是上湄公省。因此，几乎每天都有军用车队从昆明运送军需物资经过勐腊中老边境出国到老挝。对于军用车队通过，边防站的检查当然比较松，如果能够想办法爬上汽车钻进车蓬里面去藏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极妙的方案。但是一者勐腊离西双版纳也有好几百里，距离太远，二者这种车队我在勐养看见过，几乎每辆车上，都有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在守卫，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车去，除非有隐身之术。再说，即便爬上去了，一路上也没被发现，那么在什么地方爬出来呢？怎么在半道儿上跳车呢？
所以说，这个方案虽然理想，却不现实。经过琢磨，只好放弃。
第二个路口是水路。湄公河发源于中国的西藏，流经云南的一段称澜沧江。澜沧江流到中缅边界的橄榄坝①，下游即称湄公河。在橄榄坝那个地方，是中国水路的出境口。橄榄坝离我插队的地方，不足一百华里。我曾经幻想：凭着我能够横渡黄浦江的游泳水平，如果能够口衔通气管，隐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