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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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吴有训校长二三事
文/陈蜀尧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学校实行军训，小学叫童子军，大学和中学早上要出操，每周要穿军装上军事课讲步兵操典。军事课不上了，学生思想放纵不羁，生活自由散漫。不少学生头戴洋毡帽（称博士帽），上身穿灰军装，下面是笔挺的毛呢西装裤，尖头皮鞋闪亮光，手拿Stick（又叫文明棍）；有的鼻上还架着金丝眼镜，在沙坪坝、松林坡游来逛去，一副滑稽相
。中大柏溪分校全是一年级新生，相对的奇怪装束少些，但穿一半军装一半西装的人很多，成天泡在柏溪小镇的茶馆里打扑克聊天，学习风气很不浓。新到任的校长吴有训特地到分校在大操场集合全体学生讲了一次话。他说：“大学，不单是学校大、院系多、同学多、教授多，更主要的是大学生受高等教育要有大的抱负，大志向。八年抗战，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全国人民艰苦卓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胜利了，百废待兴，国家需要人才，同学们赶上时候了！你们要加倍努力学习，将来事业有成才能很好报效祖国，不要空度时光。古有名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还举例说：“普法战争（1870…1871年）法国战败，德国（当时叫普鲁士联邦）向法国索取赔款，以当时法国的财力，需要50年才能偿还清。科学家巴斯德发明了微生物发酵技术用于葡萄酒酿造，生产效益大大提高，法国很快还清了战争赔款。英国科学家牛顿为了研究地心吸力，思想集中在实验上，居室为猫开了大小两个洞，让大猫钻大洞，小锚钻小洞，忘掉了小猫可以钻大洞的笑话。”
1946年秋天，中大复员南京。当时文昌桥的学生宿舍尚未建成，都住在大礼堂后面临时木棚里，睡日本人留下的“榻榻米”。一天深夜突然棚子外面吵吵嚷嚷，原来是警察从妓院抓到一位学生送回中大。据那位被抓的学生讲，他是在夫子庙逛夜市出来在贡院街被人推进去的，泡了两三个小时走不脱。当时的南京政府就在夫子庙前的贡院街。东西贡院街都有妓院，那位中大的学生是被市政府的警察抓来的。第二天吴校长亲自找那位学生谈话，讲了许多做人准则、道德意识，青年人前途为重，要以此为训，好自为之。末了提笔在宣纸上写“德之贼也”四个字相赠，并告诉他学校已将他除名了。
六朝松旁的“梅庵”，是纪念中大最早的前身两江师范的创始人，清朝大书法家李端清（字梅庵）先生修建的。艺术系的教室就在梅庵，北墙外是北极阁、鸡鸣寺和台城，西墙外是丹凤街。教室北面至西墙约二百余平米的空地是一片茂密阴森的金竹林。黄昏时候双双对对的情侣在此幽会，甚至白天上课时间也有人前往搂搂抱抱，我们叫它“鸳鸯赴会”。吴校长叫总务处把竹林斫了，在原地建了个亭子，亲自书写题名“移风亭”。移风亭由于离学校行政大楼较远和地处僻静，学生会的干部和系科代表常来此地开会，学运中罢课游行回来总结也多是在此开会。移风亭成了民主亭。
二次大战后，太平洋美军物资通过“救济总署”在上海、南京倾销，有些东西经申请批准即可得到，即使在街上买也很便宜。有一种快餐，体积只有半个砖头大，内装几片压缩饼干、一小听铁皮罐头奶酪、一小包汤粉、两支香烟、两根火柴，外包装纸是用腊浸过的。吃完了用罐头盒装满水，点燃包装纸，燃完水也开了。在野外使用十分方便，我们星期天出外写生画画带上一盒，一天的餐饮都解决了。1946年圣诞节，在四牌楼中大操场四周摆满了这种东西，另外还有面粉、黄油、奶粉、饼干，军靴、毛毯、皮夹克……那天吴校长偕夫人也来操场走了一圈，我见到有人向他捧上一大听黑啤酒想送他，吴校长摇摇头用手杖拨开，不屑一顾。
吴校长居家非常节俭，吴师母常接一些绣花活计贴补家用。40年代南京的小汽车很少，国民党的部长级官员不一定都有小车，政府却为吴有训校长配了一部漂亮的小轿车，但他很少用。一次吴师母生病，总务处安排校长的小车送师母到医院看病，吴校长不同意，说：“轿车是给我公务用的，家属用了不好交待。”那时没有出租车，只好叫黄包车拉师母去医院。
国民党政府复员南京后，撕毁了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所达成的和平建国“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钳制言论自由。很快通货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终于爆发了1947年五·二〇“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之后中大教授会屈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开除大批学运活跃分子，吴校长也被迫离开南京去了美国。
20年代吴有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他在物理实验中对“康普顿效应”做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康普顿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康普顿效应”正式命名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这次吴先生访问美国仍然是和康普顿教授研究核原理。
解放战争发展很快，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吴有训很快回到香港。1949年4月26日南京解放，12月1日全市庆祝游行，当中大的队伍到达新街口时，突然有人大声叫：校长！校长！大家向人行道望去，见吴有训正向大家招手。他仍然是穿着一身灰色派力斯长衫，拿着黑布雨伞当手杖。这时有几位同学跑上前去将他簇拥到队伍中来，说说笑笑，一同呼喊庆祝口号。
不久，吴有训被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随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他和生物系教授秉志同时被任命为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还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有关报道庆功会上，中国科学泰斗吴有训先生和他多年的学生、助手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王大珩、赵忠尧、赵九章等核专家一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和接见。
作者简介：
陈蜀尧，南京大学校友，中国美术家协会云南分会秘书长。
罗家伦重建中大（1）
文/王运来
1932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一、易长风潮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1930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8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为北大《新潮》杂志社的发起人之一。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份5月4日当天北京惟一的印刷品传单，在该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还被游行队伍推选为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说帖。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颇为国民党上层人物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时，他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31岁。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三”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二、“六字”治校方略与“四字”学风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8条。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19名，合格的学生于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六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