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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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1月，日军进占上海，沪江的校园被日军侵占，后虽经交涉，仍不允许复校上课。学校本部只得迁往城中区商学院，与圣约翰、东吴、之江等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　
　　刘湛恩坚持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不为日伪当局所动。1938年4月7日，刘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候车时被日伪买通暴徒暗杀。殉国殉教，求仁得仁。　　　
　　三所著名教会大学集体“消失”（2）　　　
　　抗战胜利之后，沪江大学迁回军工路原址，迎来了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41岁的凌1927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商科，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工商硕士学位。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建立中央印制厂，负责印制钞票。　
　　在教学上，兼工商管理学系主任的凌力主扩充沪江的传统强项——商学院，提高淘汰率，以实现其“学术复员”。　
　　除了教学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四处讨钱养活学校。他向美国援华联合会、联合国救济总署及国民政府伸手“拉赞助”。1947年中，凌宪扬访美120天走了59个城市，对捐助者作了91次演讲。　
　　面对通货膨胀，凌甚至做些投机生意让捐款得以保值。有一次，他得到7。5万美元修教工宿舍。经校董会批准，他用这笔还没有到位的钱从政府那里囤积了一批平价纸张并高价售出，用售得的钱来造房子。　
　　1948年初，米价一日三跳。10月蒋经国改革失败之后，这位挣扎着办学的货币银行学专家终于“不知道为了让教师养家糊口，到底该给他们多少钱”了。　
　　一段昏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解放。面对新政权，凌宪扬分析：“共产党人可能对我们的课程设置会施加一些控制，但我们想他们不会接管学校。……我们将留在这里，只要学校还能办下去。”凌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发行处处长，拒绝离开上海。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妻儿都在这里。在这个时刻他们选择和我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只要我对大学还有用，我就会坚守岗位。”　
　　1949年5月，杨树浦刚解放，凌就遭到了校园里“革命群众”的嘘声，无奈辞职回家。沪江大学从此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校。凌宪扬于4月被捕，1960年死于狱中。　
　　大道无行：高等教育“一边倒”　
　　新中国的教育被分为“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十七年”是新中国教育的原型。　
　　1950年10月，教育部接办“闹情绪”的私立辅仁大学。　
　　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已经逝世的陶行知被点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随即停止活动，民间办学至此中断。　
　　在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1952年是个“多事之秋”：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被取消；学分制改为学年制；采用苏联教学大纲……还有，招生和就业的两个口子被“扎”起来了，“自由知识分子”已无立锥之地。　
　　“院系调整”之后，全国的综合性大学由55所调整为14所；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圣约翰、震旦、沪江的负责人都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了热情支持。　
　　1992年，高校再次调整。与1952年不同的是：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变“专业化”为“综合化”。学分制等被丢弃的做法被重新拾起。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　
　　2003年，震旦校友举行了母校“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在西藏南路青年会宾馆，圣约翰、沪江的校友会仍在活动，每年校庆都有大小不等的聚会。沪江校友会还和机械学院合作，重新办起了夜校。　
　　记忆中的影像日渐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不同的大学，相同的命运　　　
　　文/陈远　
　　自上个世纪北大百年肇始，学界谈论大学渐成风气。不过，时贤所提及的大学多为声名显赫的国立大学，譬如清华，譬如北大，又譬如说中大。众人评说国立大学，自有他的道理，且不说国立大学得天独厚，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支撑，又有众多精英为其建制殚心竭虑，但就在资料保存的完整性上，就让所有治教育史的史家心动。更何况现代大学问题重重，几近　
　　积重难返，也不由得让人怀念过去的老大学、老故事。　
　　国立大学的历史受人瞩目理所当然，然而这不是说私立大学就理应受到冷落。而今日之情形恰恰如此，一方面是国立大学的备受瞩目，另一方面是私立大学被有意无意地“打入冷宫”。旧上海三所私立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相似的命运，或许可以为我们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在中国教育史上，大同、大夏远远不如南开、光华等私立大学那样有名，但在当时，这些学校都曾经名盛一时。　
　　大同大学创办于1912年3月19日（时称大同学院），其创办人均为北京清华学堂的教师，他们因为不满清华学堂陈旧的教育方式辞职一同来到上海，共同的宗旨（己预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使他们在一起创办了“立达社”，并想用立达社来改革中国的教育。大同大学即是这一思路的产物。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胡敦复、平海澜、朱香晚、吴在渊、叶上之、郁少华、张季元、顾养吾、顾珊臣、华绾言、曹惠群。　
　　校名典出《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原规定“社为干，校为枝”，即大同大学只是立达社兴办的一个试点学校。大同大学的办校经费不向社会募捐，不接受私人或团体赠款，仅依靠社员自集经费。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办学方式当时几乎遭到了所有人反对——这来自家人，更多的人的态度是嘲笑。但是大同的同仁“但忧毅力不充，不患度支之不足”，一如既往地把大同大学办了起来，并且成为了当时旧上海虽然是最穷但是教育质量却非常高的大学。由于经费不足，立达社于1920年开始接受社会资助，但是并没有改变大同私立的性质，也并没有因为接受资助而使教育沦为金钱的附庸。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学潮最为频繁的时候。学潮有的时候是因为国是，但也有时候是因为人事纠葛、派系斗争。当时的环境对于教授还是比较宽松的，教授们在大学之间可以自由流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己创办学校。大夏大学的创办者们当初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态。1924年6月，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闹学潮离校到了上海，在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帮助下成立“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学。大夏跟大同比起来显得很幸运，她不像大同那样困顿。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何纵言的学生，这个学生有一位显赫的哥哥，叫何应钦，引得社会名流纷纷捐资。我们可以单看当时的校董名单就可以想见其阵容：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说到教授更是囊括名家：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经屡次帮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　
　　与上述两所学校相比，光华大学相对来说还算是没有被现在的人们完全忘记，时贤论及以前的教育家，也多有提及张寿镛。这所学校同样也是学潮的结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强行阻止学生组织起来的声援斗争，这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本来也无可非议，校长的主要责任毕竟在于维持学校的正常进行，不过当时学生并不好惹，尤其是一个外国校长在涉及民族情绪的事情的处理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6月3日，部分学生发动“离校”运动，中国籍教师孟宪承、钱基博、张寿镛等17人为支持学生也同时宣布辞职。教育家自有教育家的眼光，虽然在离校这个事情上支持了学生，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学业。随后由张寿镛负责筹划经费，王省三（其子王华照是当时的学生）捐出大西路90亩地作为校址，成立了光华大学。在张寿镛的管理下，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光华大学就发展成为了旧上海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进驻租界，光华大学被迫改名，但是也避免了日伪的控制和教育。　
　　这三所大学相似之处颇多，首先是创办年代（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创办地点（上海）以及创办的原因（学潮或者人事纠葛），其次是性质相似，都是私立大学，都有很高的教育自主权。不过，意味深长的还在于它们共同的命运——被解散、取缔、或者并入其他学校。这自然要提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谢泳《从院系调整到大学合并》）本来科学知识的研究、传授本无阶级、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之分，教育同政治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随着解放初期教育改革运动的不断扩大，程度的日益加深，院系调整就成为了新的人民政府要对旧世界的所有一切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指导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具体表现，这样就把教育不加分析地同政治等同了起来，把一些纯属学术方面的问题纳入了政治思想范畴。50年过去了，当我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国不能产生像哈佛、耶鲁这样著名的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人记得那些大学一直存在着私学传统，在教育自治上有着绝对的权力？我们是否还能记起在以前，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学校？　
　　听说最近有一个关于促进民办教育的法律要实施，不过我在想：现在我们还有多少私学的传统？面对现在众多如企业一般运作的民办大学，我看不到一丝大学的影子。　　　
　　清华风物今安在？（1）　　　
　　文/陈远　
　　历史常常诞生于偶然之间，但是偶然诞生的历史往往又能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作为国耻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与清华大学的诞生均无必然之联系。但是历史的诡诞，偏偏让这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个中原由，恰可用本文的开端作为解释。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梁诚有一次往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谈话中这位美国的国务卿无意说出了“赔款原属过多”，长于涉外的驻美公使当然不会错过良机。于是，梁诚一方面要求美方带头核减赔款数目，一方面又急报中国政府，建议向美交涉要求美方退还多余的款项。如何使美方把落入口袋中的银子再掏出来返还中国，梁公使想必大费心思。及至1907年12月3日，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美国总统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度能渐渐融洽于今世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