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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逝去的大学-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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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可以理解为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是平衡的。从严复、蔡元培经蒋梦麟到胡适,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庐山谈话会,当时主要国立大学校长基本到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它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1949年之际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政权转换,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 
  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和政府之间已没有往日的平等地位,他与新政府之间只有屈从,没有独立。中国大学校长身上的独立性到了马寅初这里就绝迹了,他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中最后一位在政府和校长间显示了自由精神的人。   
  学历当年   
  文/杨建民 
  前不久见到一篇文章,读毕后才知道,通数国多种语言,学问渊博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虽在西方多个国家游学多年,却没有获得个什么“博士”学位。对此,陈先生这样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年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还说,自己从20多岁到德国,立志尽量多学几种语言。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上,至于有没有学 
  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抱着与陈寅恪先生同样心思,不多关心学位,而最终成为饱学之士的文化人,还颇有那么几位。例如近年来笔者曾研读过的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1924年,只在广州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读了一年的梁宗岱先生,听从李宝荣老师关于真正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的教诲,前往欧洲游学。在法国,他结识了现代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瓦雷里告诉梁宗岱,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汲取西方文化,要从精义入手,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学科的牛角尖。这些深刻见解,给了梁宗岱很深的影响。在欧洲的几年里,梁宗岱曾潜心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著名学府游学研读,广泛吸收西方文化营养,并没有为学位的单一学科束缚。回国后翻译了许多西方诗文作品,质量颇优;他的不多的文艺理论著作,近年来集中重版,仍获得很高声誉。 
  到西方学习,却又并不专攻什么学位,可以知道的,应该还有翻译家傅雷、美学家宗白华、诗人艾青、作家兼记者萧乾等人。他们都在西方游学有年,却似乎没有专攻“硕士”、“博士”学位,但从今天看去,他们的学识和成就,在各自领域应属一流吧。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史上,另有一批只有不高的学位,但同样做出很大贡献的学人。譬如王国维。王国维是上个世纪初少有的学贯中西、既精且博的大学者。他在史学、哲学、教育、文学、文字、音韵、版本目录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在蒙元史科、汉魏石经、殷墟文字、汉简唐卷方面,尤有前人不及的造就。可谓新学旧学,熔于一炉。但说起学历,却有限得很。他从7岁起读过近10年“私塾”;后来在“东文学社”半工半读了两年半日语和英文。两次“乡试”皆未中,加上16岁时考的“秀才”名分,也就算是相当“中专”学历吧。 
  鲁迅先生人们十分熟悉,他的小说、杂文创作之外,还有《汉文学史纲要》和开一代时风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述。他到日本留学是学医,进的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历算不得高,而且所学与他后来从事的专业基本“不搭界”。 
  著名学者、教授梁漱溟先生,以研究哲学、佛学、东西文化著称。但他的学历,是毕业于顺天中学堂。大约相当于专科吧;现代学者舒芜先生,早年广泛涉猎哲学及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论文;在大学教授过“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诗选”等课程;近年来发表数种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有相当影响;而他的学历,是“高中未毕业”…… 
  粗粗举了以上这些例子,其实是想谈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以上这些学人,虽然没有到西方攻什么“学位”,在国内也没有甚至“大学本科”学历,但是,环境却并没有因此而拘牵他们的手脚,而是给了他们各自发挥自己才华的一片天地。 
  陈寅恪先生,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回国后却立即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来又在数所高等学府担任教授。他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著述,大都是在这些院校完成的。可以看出,不是他的学位,而是他的学识能力,给了他施展长才的机遇。 
  梁宗岱先生,要说学历也只是大学“未毕业”,但就在欧洲游学期间,便接到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聘书,请他以教授和系主任身份回国主持北大法文系,梁先生当时年龄不过28岁。后来他又在著名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可以说丝毫未受“学位”影响。他后来的成就与这种不看重“学位”的重用有很大关系。 
  傅雷先生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以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享誉读书界;宗白华先生长期在著名学府任教授,以“美学散步”的人格学风影响深远;萧乾先生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尤其晚年与夫人文洁若先生完成“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使他的文艺才能发挥尽致…… 
  王国维先生学历虽不高,但他的学术成就却赢得广泛认可。他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在学术一路,均可称为开山之作;他的史学研究使他被誉为“史学大师”,他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这导师仅有4人,是梁启超、陈寅恪一列的,他的成就和地位,似乎并没有受到“学历”影响。 
  鲁迅先生不用多说,他以“医专”学历,后来在北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之职。他后来的文学成就与这些教职应当有所联系。学校营造的学术氛围使他的学术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给他奠下了深厚的、非同一般作者可及的功力。今天人们读鲁迅杂文,常惊叹其犀利,而杂文写到耐读、耐时光打磨,绝非随随便便看到报纸发一段议论可及。想来今天少有几位杂文作者可以完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的一流学术著作。 
  梁漱溟先生,虽只是中学毕业,但蔡元培先生读到他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之后,马上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可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如陈独秀、马叙伦一流,而梁漱溟当时只不过24岁。这样的重用,对他的学术生涯无疑有重要影响,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蔡元培先生别具一格的使用有莫大干系。 
  舒芜先生虽然“高中未毕业”,但后来却在多所高等院校任教,并且最早接受副教授职务时,年仅22岁,用今天话说,这算是真正的“破格”使用。 
  由以上所列举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学人或并不过分注重学位,或没有多高学历仍孜孜以求,基于的外部环境是,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学位”并不十分重要,学校、甚至著名学府照样可以聘用,这使得学人们心思更多用在求知而非“学位”上;重在广泛涉猎而非早早被一个专题束缚起来。倘使当时亦如今天这般过度看重学位,以无文凭便不能聘用,更不用说升职等为限制,那么,陈寅恪、梁宗岱、宗白华等能不能被聘用很成问题;大约鲁迅、梁漱溟、舒芜等人不可能进高等学校任教是肯定了的。 
  由此想来,当年这种注重实学、不慕虚名的开放风气,真正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蔡元培先生近年常为人们念及,他“兼容并包”的吸收人才观念更屡屡为人推重,这或许与人们感于今天过于重视学位、缺乏对人才特殊性注意有关。在时下职称考评、晋升都与学位紧紧捆在一起的情状下,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些不重学位,或没有很高学位的文化人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了解那一代人如此开阔、大度的用人理路,也许并非没有启发意义吧!   
  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1)   
  文/陈明远 
  近年以来,学费问题,特别是大学学费的问题,已经成了百姓家庭关注的焦点。本文考证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学费的实际情况,并将历史和60多年后的现状做一比较分析。 
  虽然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但实际上直到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才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制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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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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