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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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任教中央大学的常导之在《各国教育制度》一书中曾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发现其所受于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惟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常导之最后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受影响的一个总结，它与中国留美学生主要在高等学校从教有关。
如果以1949年为界来分析，当时从政官员的主要留学教育以英美为主。特别是外交方面，实际折冲外交问题的是颜惠庆、顾维钧、陈友仁、王正廷四位。他们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并都熟悉外国的政治经济情形。1935年出版的一本《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波拉特（Pollard）著，曹明道译］中曾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所决定。这些外交官员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是曾在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高等学位的。实际上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所以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手里。他们曾在巴黎与华盛顿会议里，声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业中，他们曾培植基础。”书中还引了一位美国人的话说：“大家曾说过并且说得很对，要是中国政府的其他各部，都能显示像外交人员所常显示的才能，尤其在这10年中，中国便将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了。”
关于留学制度的随想（2）
四、留日学生的影响在政治和军事
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曾引述当时一份文献指出过，中国留日学生一度激增的主要原因是“路近、文同、时短、费省、及留学生头衔好与国内政局不安6种原因。”据许多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的著作指出，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虽然众多，但真正在日本读完大学的并不多，以速成生、普通生和特约生为主。从出身观察，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家境贫寒者占相
当比例。早年研究中国教育行政的中央大学教授夏承枫在《现代教育行政》一书中认为：“留日学生自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增至万余人，在政府是病急乱投医，在留学者是取其价廉而成功易。”留日学生中后来成为革命家和军人的很多。舒新城说：“中国军界之重要人物的姓名，几十之九可从明治40年振武学校一览之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矣。”从文学界来说，左翼作家中也以留日学生为多。而“新月”作家则以留学英美学生为主。
上世纪80年代初，三联书店曾出版过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我当时买了一本，但没有细读，就送了一个朋友。90年代以后，费了许多周折，我才又找了一本。国内外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高，国内研究中国留学史的，还没有人能写出这样一本著作。书中有一章是专讲现代汉语与日本词汇影响关系的，材料丰富，分析细密，很给人启发。他在分析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时，认为“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书中专门有一节是讲“亡命客与留日学生”关系的。所谓“亡命客”是指当时逃到日本的中国政治家。他特别指出，当时留日学生与“亡命客”在日本志士的参加和援助下，“三类人物汇合在一起，频频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从事革命活动”。他在分析了这些人物的活动情况后说：“最遗憾的是大部分日本志士后来却挑唆日本军阀侵略中国。”这些研究视角都是很独特的。
以留学背景分析中国近代以来人才的变化是有意义的，但留学背景也有其特殊性，并不绝对与留学生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以留学背景为评价尺度，只是一个大概的思路。
留学制度是中国近代以来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在后来的很长时期内，这一制度的功能便发生了变化。早期留学制度呈开放性，面向世界，英美、欧陆和日本等，都是留学的主要去向，但这个去向后来改变了，由面向世界变成面向前苏联和少数东欧国家，而且已不作为常态教育制度存在。留学生制度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各领域中主导力量的基本结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1）
文/高增德
《书屋》1999年第4期有关自由主义及其传统的三篇文章，尽管观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然而却能自圆其说，自持其理。最重要的是气氛对头，各展其长，各陈其论，有学术争鸣的态势及其宽宏大量，既容许自己讲话，也要让别人说理。朱学勤先生虽然针对的是一种文风，他不仅提出应当“有话好好说”，而且自身力求体现正常的学风，我以为这本身就是自
由主义所要求的精神。
还有，就自由主义而论，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来说，虽然是舶来品，虽然最终在这块土地上未成为政治主流，但是毕竟不能否定它之存在过的历史，毕竟不能不承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理念变革中国的追求和努力。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及其制度，虽然在中国没有过实践的传统，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却是有的，其具体的表现是：不仅形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及其学派，而且形成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及其思想遗产。不管对自由主义喜欢不喜欢，作为一种曾经出现过的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学派、传统及其思想遗产，都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
下面专门论述蔡元培及其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
如果说中国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话，我以为应上溯到蔡元培，应视蔡元培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综观蔡元培一生，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位教育家，其业绩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教育事业最为突出，集中体现在创办和治理北京大学的成就上。假如要对蔡元培进行知识分子划类的话，毫无疑问应归为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甚至可视为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或先驱人物。他作过教育总长，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大学院院长，前后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是影响全国、影响后世、影响深远的。特别是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其成就和影响更加显著，教授多数是自由主义者，凭其理念，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维护学术尊严；凭其理念，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反对政府恶行，改良社会，努力实践其价值标准。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始终坚执其自由主义理念，立身行事，秉此原则，那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在教育思想上的主张及其实践，概括地讲主要有：其一，他提出教育应超越政党政治而独立。在《教育独立议》（1922年）、《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1927年）等文中，他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何以要如此？因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教育是公同的……教会是差别的。”，而于大学中更应贯彻与实现之。他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说到学术自由时，他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更难能可贵的是以上观点，即使到了晚年，也一以贯之，坚执不渝。
其五，他坚持教授治校，视之为保障教育独立的根本要义和措施。这一主张，蔡元培早在1919年就提出，在经过几年的实践后，到1925年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中更加系统地作出了详述。请注意：他这篇论文是以北京大学为例来重点地介绍教授治校制度，并以此来说明这项制度在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他说到原北大行政组织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而“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
以上所说的，主要是蔡元培在主办北京大学时思想及其主张，他办学校，就是要办成高等学府，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他强调，想做官的不要到大学来，要做官去读法科大学，要做生意，要发财，去读商科大学。他甚至主张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道理就在于此，要研究高深学问。这个高等学府是殿堂，这里就是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里，我以为唐振常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今天强调北京大学的传统，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任何学校、任何参加爱国运动的人都有的。而北京大学，它的传统，它所独具的东西，就是自由主义。今天回过头来说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是指理念上的自由主义，我看是非常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