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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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i）t预期教育收益贴现值：V=∑nt=1Et（1＋i）t式中，V=n年收入的总贴现值Et=第t年的教育收入R=利率，即教育的机会成本Cet=t年的直接成本Cit=t年的间接成本G=n年的总成本贴现值i=内在收益率（教育收益率）然而无论是通过计算还是通过已有的统计数字进行分析，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一般均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但是有一个常识性的事实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社会的发展却是历百年而不衰经千年而不竭的，从教育收益的长期性多效性和扩展性等特性考虑，教育的个人收益在社会收益的面前几近于零。　
　　因此我认为，“教育产业化”只可以作为在多元化办学格局下的一种思路，而不能成为政府逃避教育投资的借口。　
　　在《大学之魂》一文中，作者着重阐述了大学中的“不服从”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与萧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大学的职能和功用决定了她应当是一个保存、发展、传播价值和文化遗产以及诞生新思想的机构之所在，这一根本目的决定了大学的超现实性和超功利性，也决定了大学的精神在于对学术的探求。贾谊有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我觉得这倒颇为符合大学的精神。对于这一点，陈平原先生在《北大传统之建构》一文中有淋漓尽致的阐述，陈先生在搜集了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1912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1918年）、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年）、胡适（《北京大学》，1922年）、李大钊（《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1922年）、蒋梦麟（《北大之精神》，1923年）、鲁迅（《我观北大》，1925年）、马寅初（《北大之精神》，1928年）、刘半农（《北大河》，1929年）、周作人（《北大的支路》，1936年）等10位先贤的文章一一加以注解阐释，最后意在指出大学的精神重在对学术的探寻与建构。诚然，学术的探求精神与“不服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高压致使学术的独立性无法保存的时候，“不服从”便成了学术独立的前提，半个世纪以前的陈寅恪在这方面给后人树立了极好的典范，但是说到底，陈先生的“不服从”还是着眼于学术而非对当局的干涉。而对学术的探求精神，如果从严格的规范来说，本身就包含了“不服从”的外延。（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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