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 婚姻与道德-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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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不相信任何程度的教育，能把平常的孩子教成第一流的钢琴家；我不相信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能把我们都教成爱因斯坦；我不相信拿破仑天生的秉赋不比他宾勒地方的同学更高些，我也不相信拿破仑只要看看他的母亲对付她的一群不受约束的孩子，就学到了盖世的韬略。我深信，这些例子都是先有天资，再施以教育，然后才能有那样好的结果，世间一切有关能力的事情都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低一点罢了。其实，有好多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明显的事实，比如看一个人头部的形状，就每每能说出他是聪明的或是愚蠢的，这很难认为是教育给他的特征。再研究一下相反的例子，即白痴、呆子、和低能的人。痴愚是生来的，至少大多数的愚人是生来的，这个事实就是反对优生学最疯狂的人，也不至于否认；反过来，对于任何懂得统计学上的对称性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在相反的那一端，也有相应数目的人，有着异常伟大的能力。因此，我可以不必多费笔墨，推断人类生来的智力是各不相同的。我还可以推断——这或许比较令人怀疑——聪明的人比不聪明的人要更可取些。这两点承认了，那就给优生学者打好基础了。所以，无论我们对于提倡优生学的人所主张的一些内容作何感想，我们决不可以随意反对他们整个的地位。讨论优生学问题的文学，荒谬的特别多。大多数提倡优生学的人，除了健全的生物学上的根据外，还加上一些不很可靠的社会学上的命题。譬如：德行是和收入成正比的；贫穷的继承（唉，太普遍了！）是生物学上的现象，不是法律上的现象；所以，假如我们能引诱有钱的人生育，而使穷人不生育，则人人都可以富裕了。关于穷人的生育比富人要多些的事实，人们实在是太大惊小怪了。我自己无论如何，不认为这个事实是值得惋惜的，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富人优越于穷人的地方。纵使这事真的值得惋惜，也算不上是很严重的惋惜，因为事实上不过是落后几年罢了。现在穷人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低，与9年前富人的出生率差不多了。的确有一些因素，使社会中各阶级的出生率产生不良的差别。譬如，假使政府和警察设置障碍使人民不容易获得节制生育的知识的时候，结果那班智力在某种程度以下的人民就得不到这种知识，而对于其他的人民，当局的企图就失败了。于是一切反对传播避孕知识的措施，势必造成愚蠢的人比聪明的人有更大的家庭。不过，这似乎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过不了多久，就是最愚蠢的人，也可以得到节制生育的方法，或者——我怕是当局实行蒙蔽政策很普遍的结果——会发现人们情愿实行堕胎。
优生学分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积极的是鼓励良种族的繁殖，消极的是禁止不良种族的生育。现在比较能够实行的，是消极的优生。美国有些州内，消极的优生有长足的进展。在英国，目前施行的政治也是禁止不适者的生育的。对于这样的办法，任何人出于自然地感到的反对，我相信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大家都知道，智力低的妇女容易有大批的私生子，所有这些孩子对于社会是毫无价值的。假如这些妇女失去生殖能力，她们自己肯定会快乐些，因为她们之所以怀孕，根本不是因为爱子的冲动。智力低弱的男人，当然也是一样的。诚然，这种制度也有很严重的危险，因为凡是异乎寻常的意见，或者与官吏本人相反的意见，都容易被当局认为是智力低弱的表现。但是，这些危险或许值得发生，因为白痴、呆子和低能者的数目，能藉这样的办法而大大减少，这是非常明显的。
禁止生育的办法，在我看来，应该有确切的限制，使它只施用于心智有缺陷的人。我不赞成爱达华州那样的法律，它允许禁止“心智有缺陷的、疯癫的、习惯性犯罪的、道德堕落的和性方面失常的”诸种人的生育。最后两种人的定义极为含糊，如何方算道德堕落，与如何方算性的失常，各地方的判定都将不同。若依照爱达华州的法律、则苏格拉底、柏拉图、凯撒与圣保罗，都在被禁止生育之列，况且，习惯性犯罪的人，很可能是某种功能性神经失常的牺牲者，这种失常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医治好的，而且绝对不会遗传。在英美两国，关于这类问题的法律制订都没有征求心理分析家的意见；因此，他们把完全不相同的各病状硬归到一起，推其理由，不过是因为那些病状有些相似的症状而已。换句话说，这些法律与这个时代的知识比较，差不多落后了30年。这可以表明，凡是对这类事件制订法律，都是很危险的，除非等科学能得到准确的结论，至少历数十年都不能被人所驳倒，方才可以订成国家的法典，否则的话，谬误的观念将成为具体的条文，并被一般官吏奉为神明，结果反而使最好的观念的实施受到延阻。我的意思是，在这方面，目前只有心智的缺陷这一项可以充分地确定，足以将它编入法律而没有流弊。心智的缺陷可以用客观的方法判定、官吏一般都不会有异议，但是道德的堕落，举例来说，则随个人的意见而不一定。同样一个人，在甲以为是一个道德堕落的人，而在已可以看作是一个先知的哲人。我并不是说，将来我们不应该扩大法律的范围，我只是说，我们目前已有的科学知识尚不能充分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当一个社会容许道德的责备带着科学的假面具的时候，像美国各州中确曾发生过的那种情形，那实在是很危险的。
我现在来讨论积极的优生学，它有更有趣的可能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尚是属于未来的。积极的优生，是设法鼓励良好的父母生育许许多多的儿女。现在实际的情形，大概恰恰与此相反。譬如，现在在初等小学读书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将来会升到职业的阶级，而且多半要到35岁或40岁才结婚，而他幼时同环境的那些不特别聪明的人，大约到了25岁就结婚了。职业界中，教育费用是个很大的负担，因此，职业界中人不得不严格限制他们家庭的人口。他们的平均智力”比起大多数其他阶级的平均智力，大概要略高些，所以，他们家庭人口的限制是很可惜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允许他们的儿女受免费教育一直到大学，而且连大学也是免费教育。概而言之，这就等于说，奖学金不依孩子的价值，而依他们父母的价值发给。这个办法还有一种附带的好处，即可以免除临时用功和过度用功的弊病，这种弊病现在常常使大多数最聪明的青年，在未到21岁之前，智力上体力上都受了过分紧张的损害。但是，无论在英国或是在美国，想要国家采取任何办法，真正能充分地使职业阶级多生子女，恐怕是不可能的。妨碍这件事的，就是民主。优生的观念是建筑在凡人皆不平等的假定上，而民主则建筑在凡人皆平等的假定上。所以，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很难在政治上实现优生的观念，要是这种观念不以为世上只有少数像愚痴那样的“劣等”’的人，而是承认世上只有少数“更优等”的人。前者可以讨好于多数。而后者，他们可不愿意听，所以，包含第一个意思的方法。自然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而包含第二个意思的方法则不行。
然而每个对这个问题曾经考虑过的人都知道，虽然现在难以确定谁是构成最好种族的人，但人们在这方面的确有许多差异，不久后科学也许能够测量出来。假如我们告诉一个农夫，他应该给他所有的牡牛同等的机会，你猜想一下这农夫会作何感想！事实上，用来做下一代的祖先的牡牛，总是依他母系的祖先的牛奶的质量仔细选择过的。（附带我们可以注意，牛类既然没有科学、艺术和战争，则它们显著的优点只是在雌的方面，雄的最多不过是雌的优点的传达者而已。）一切家畜都凭借科学的生育方法而大大地改良，人类能否藉同样的方法变成心中希望的任何结果，这可没有公开讨论过。当然，人类对于自己的人种，希望些什么，要想怎样改良，这比较难于确定。假如我们为体力强壮而生育子女，他们的脑力或许就要减低；假如我们为智力能量而生育子女，他们或许就容易受各种疾病的侵袭；假如我们想情绪平衡，或许我们又毁坏了艺术。关于这些事情的必要的知识，现在都很缺乏。所以，在现在的时代，想做许多促进积极的优生的事，不见得是好的，不过，此后百年之内，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将有长足的进展，人种因此而大加改良，比起现在的人类，也许任何人都将承认是好多了。
但是，要想应用这类科学的知识，则家庭的制度必须改革，比本书中以前所考虑的还要彻底才行。如果我们要彻底实行科学的生育，每代人中必须选出2一3％的男子，约25％的妇女，作为繁殖子孙的用途。儿童在青春发育期将进行一次检查，凡是不及格的，都禁止他们生育。那时，做父亲的和子女的关系，将与现在的公牛或雄马对于它的后嗣的关系一样。做母亲将变成一个专门的职业，她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她和别的妇女不同。我并不是说，这种种事情即将实现，更不是说我希望它的出现，因为我承认我觉得这是非常讨厌的。但是，假如我们用客观的态度考查此事，那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计划能产生不同寻常的结果。为讨论便利起见，我们假设日本已经采纳了这个计划；三代以后，大多数的日本男人都和爱迪生一样聪明，与职业拳击家一般强壮，倘若同时世界上其他各国仍旧保持着凡事听其自然的态度，一旦打起仗来，他们当然不能抵抗日本。日本人达到这种能力的高峰之后，就会设法雇佣别国的男子充当士兵，并且凭借科学的技术以取得胜利，无疑地，这是他们很有把握做到的事。在这种制度下，对国家盲目尽忠的观念很容易灌输到青年的脑子里。谁能说将来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的呢？
有些政客和宣传家很喜欢谈一种优生学，可以称之为种族优生学。这种优生学认为，某某种族或国家（自然是那个作者所属于的）比其余一切的种族或国家都优良，因而应该用它的军事力量，牺牲那些较劣的种族，来增加它自己的人口。关于这种学说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境内北欧民族的宣传，这种宣传已经在美国的移民法律上得到立法当局的承认，这种优生学，可以援引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由；但是再奇怪没有了，那些最热心主张这种学说的人，却是认为达尔文的教义为不合法的人。如果将政治上的宣传与种族的优生学联结起来，不用说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尽可以忘却这种宣传的不好，单单就它的优点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极端的情形之下，一个种族优于另一个种族，这是不用有多大怀疑的。北美洲、澳洲和新西兰对于世界的文明，比起它们假如仍然被土人居住的时候，的确有更多的贡献。大概说来，黑人平均劣于白人，这似乎是公道话，不过热带地方的工作也离不开黑人，所以，假如把黑人全体灭绝（先不考虑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很不好的。但是，假如要在欧洲的民族里分高下，则不得不借助一大堆不良的科学，以拥护政治上的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