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性-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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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Jeammet），《必要的恨》，PUF出版社，巴黎，1989。又见波米埃（GérardPommier），《性秩序》，Aubier出版社，巴黎，1989。
这一面与人们的直接感受并无联系。人可以十分真诚地相信错误，但是，真诚并不代表正确。应当承认，容忍精神本身也并非美德，它也常常掩盖流行的坏动机和保守主义。借口每个人都想控制自己，有些人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经过“科学思考”的。如果确实有辨别、质疑、选择、承担的能力，那么这种思考无疑是一笔财富。但是，这种所谓的影响人行为的科学思考，最终导向以“对自己好或不好”为惟一的判断标准。这种“个人全能”的推理是儿童式的，属于神秘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如今，在广播里或电视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说随便什么话，而他的话却被他人当做事实。当媒体传播内心独白和自言自语时，除了告诉人已知的一些知识外，没法带来别的什么好处了——关于性关系尤其如此。现代性关系常常被导向个体的自我保存，而剔除更多“关系”层面的东西。如果性关系倾向于自我保存本能，它就不再对思考敏感，不再考虑他人的存在。过于屈从于“享乐原则”，性关系就有可能威胁到心理平衡，从而导致性关系与性的永久性分离；相反，如果性关系成功地把“保存个体”和“服务于种群目的”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它就可以扮演“联系”的角色。然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却消除两者之一，于是缩小了主要作用在于维持平衡的性活动的范畴。
一个只导向生殖的性关系失去了“在爱情关系中关注自我”这一功能；相反，一个只指向性和快感的性关系，它去除的不仅是可能存在的孩子，而且去除了自己和伴侣的生殖能力。今天大多数性关系都与生殖无关确系事实，这让年轻人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孩子是从性关系之外来的。“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怀上孩子。”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这样说。在和一位朋友发生关系怀上孩子之后，她想流产，因为她所处的情况让她很不安。人们在赋予爱情关系以不孕性质之后，出现了许多“兄弟姐妹之情”式的关系，而这样的伴侣在面临结婚生孩子这样的现实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垮了。他们往往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分手，或是——就像我们今天常看到的——在婚期前的几个礼拜把一切都取消。在与他人的关系里，“不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关系变得缺乏质量，既然性上的分离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自我保存本能和性冲动之间存在着对立，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去掉两者之一。比如，让避孕占据它所应占的位置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得出“从此往后性生活就应该与繁衍后代分离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分离只是现在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现象，认为它就是“应该的”，是回避问题的做法。但是，应当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把已经分离的东西重新合在一起是不容易的。
避孕的性
如果说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后果数量巨大，那造成它的原因也不少。许多年以来，人口统计学家用数字向我们表明人口未更新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将不能像以前那样保证良好的社会福利，因为就业的人口成为了少数，他们是无法仅凭自己的力量负担全社会的福利的。但是，人口统计学家传达的信息，经过政府的转达，并不能在公众中引起什么反应。的确，面对我们社会所赋予儿童和性关系的形象，确实很难让家庭产生要第三个孩子的意愿。
儿童不再被视做群体的未来，也就是说，不再被视做我们所属的这个人类群体命运的肩负者。爱情抹杀了这个现实，人们认为孩子仅仅是有关两人爱情历史意义的一个“物件”。孩子被视为对爱情有建设性意义的一个元素，他（她）的用处仅仅在于使两人生活得更好。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孩子，父母双方更加意识到要加强他们之间的爱情联系，而不是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家庭。人们考虑的是怀孕可以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却不愿衡量一下这件事带来的结果对他人有什么益处。
然而，创造一个生命绝不仅仅是为了自恋地让自己感觉到“已经从无能中解放出来”，它还是一个社会行为。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拒绝承认“为人父母”有助于让性和性关系获得其社会意义；而事实上，赋予一个孩子以生命，这表明个体将肩负起对自己所属的这个人类群体的未来和团结的责任。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在今天的人看来有些怪异，那是因为在今天的两人世界里，我们赋予孩子的更多的是心理而不是群体的功用，人们希望通过孩子实现自我，而不是希望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带来一个新的成员。这种自恋的希望往往注定要失败，给人带来最痛苦的失落。 把孩子的出生“私有化”是现代个人主义和性关系非社会化这两种潮流的一部分。
受孕被从性关系里剔除了，与此同时，死亡成了新的禁忌，人们不再谈论它。在现代社会里，自然死亡被藏了起来，被遗忘了。死亡不再把逝去者依次加入人类历史纽带，不再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长长的大家族的后来者，死亡的功用变成了“孤立”和“分开”。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把每个人社会化，让他属于人类大家庭的。于是，“死亡”被从人类的经验中剔除。在工业社会里，是对永生的幻想导致了这个荒唐的观念。死亡被看成了一个值得遗憾的意外，这掩盖了死亡其实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是性关系和死亡使两个人密不可分，因为，性关系作为生命的源泉，是对死亡的回答。
关于安乐死的争论就像关于自杀方法的争论一样，引起争论的似乎是病态、消沉的兴趣，而不是对病人的尊重或陪伴将死亡之人的意愿或帮助一个人重新找到生命的道路的愿望。在这些激烈的争论里，痛苦和死亡被明显地混淆了。“死亡的欲望”这种表述是多么不恰当，这种欲望其实是改变生命的欲望，而不是失去生命的欲望。我们并非“治疗狂”，但医生们为姑息疗法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我们可以以“改变生命”为目的给病人以某种治疗，但是让我们赋予自己干预一个人的生死的权力（还是假设他是自愿死亡的）是困难的。那些试图让人们使用安乐死的人是假仁假义，他们的观点恰恰符合现在社会上那种否认死亡，消灭生命的态度。死亡越被压抑，人们展示出的性就越具攻击性和反社会性。一个社会是根据其对死亡的态度在历史中存在和发展着的。以生物学观念的名义，主张在人生命的开始或行将结束时消灭生命，是没有考虑到人的尊严的行为。这些言论和行为最终是使他人的意义缺失的源泉，如果说“改变死亡”就意味着让他人去死，这是对生命的蔑视！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9）
当一个孩子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是准备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保护或拯救孩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不“算计”的，这种行为几乎是本能，保存群体的本能，即群体的延续优先于个体的延续。
所以说，人的生殖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第二位的，不是只追求全能的爱情的，不是性关系可有可无的附属品。性关系既意味着与所爱的人相遇，也与传接生命有关。与动物不同，人的性关系并不总是指向“生殖”，性关系可以是与所爱的人建立和加强联系的方法，性关系的缺乏可能会在爱情关系的交流中产生影响。对于结对情人来说，能用性的方式相爱，以及相互之间有这种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对性的压抑和错误的升华最终常常会损害个体本身，在某些情况下，它会使个体做出堕落的行为。弗洛伊德在他的文章《文明的性道德》中写道：“对性生活限制，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对生活的烦躁，以及对死亡更加焦虑，这会扰乱个体享受的能力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面对死亡的准备。其表现是减弱了生殖的兴趣和不再参与群体未来的建设。”如果个体在他的“感情—性生活”中感到满足，觉得有幸福的时刻，个体会更愿意追求社会和文化的目标；相反，如果个体总感到沮丧，那他对死亡的焦虑就会上升到第一位，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是很难指望他愿意传宗接代的。当然，有些人感到失落，但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落，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一个孩子。他们是希望通过他人（孩子）重塑自我，想让孩子做到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很难说。
不是每一个性关系都表达了要生一个孩子的欲望，但是死亡却与性关系密不可分。每一个性关系都假设一个新人可以来加入这两人关系，并在这两人去世后延续他们的生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性关系都是相异性的，而在相异性里把繁衍作为交流的附件，会促使性关系非社会化，让个体陷入自恋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避孕和流产促进了人们在思想上把生殖从性关系里剔除出去。儿童和青少年对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他们会问自己：“我诞生时父母是否也曾用过避孕措施呢？”这个问题倒不是只有现代人才问的，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父母想要的。孩子是父母亲性关系的证明，他想知道自己在这个关系里处于何种地位，他是父母想要的吗。为真正融入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成为“后代”，建立自己的性和社会身份，这种为自己在家族体系里定位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有一个悖论：由于避孕已经成为普遍的措施，每个孩子似乎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父母想要的，但同时，他感到有一个危险重压在他的生命上。儿童在内心会觉得，他是在生死之间走了一回才生下来的。如果避孕是我们告知儿童的第一件有关性的信息，那也就是告诉他们孩子的出生是对父母的打扰，孩子是个不请自来的家伙，我们躲避孩子就像躲避疾病，幸亏有避孕药我们才没“染”上他，就算“染”上了我们也可以用流产的方法把他消灭掉。
当成年人向未成年人讲述避孕的时候，许多未成年人把这当成是谈论“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姑娘拒绝使用各种避孕措施的原因。可是，在她们母亲的要求下，在妇科医生的建议下，甚至是在环境的压力下（在我们的社会里，避孕和性煽动是十分容易被联系在一起的），她们还是有可能采取避孕措施的。把避孕视做从生殖的“危险”中解放出来，对于人走向成熟是没有益处的。事实上，孩子的出生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事情，他不仅把父母从“死亡的欲望”的罪恶感中解救了出来，还把他母亲或是父母双方从曾处在的“性无能”状态中解救了出来。
儿童所代表的双重功用使他一下子成了其父母性关系权力和能力的标志。父母将倾向于把孩子作为“支撑”，以证明他们之间性关系的有效性。世界颠倒了过来：是孩子让父母不再被“去势”。从潜意识的角度看，想要有孩子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恋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