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性-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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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涉及那些确实患有不孕症而想要一个孩子，所以求助于试管技术的夫妇。我们指的是现在社会的一种思想，指的是某些媒体工作者从技术的可能性推导出的、吸引人的，但是从人类学角度看是欺骗性的——因为他们把事情简单化了——言论。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主持人集中了一些不孕夫妇。向其中一位父亲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怎么向孩子解释受孕，这位父亲回答道：“我就对他说，有许多种生孩子的方法。有一种是发生性关系，另一种是通过试管，但其实这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这种类型的回答将行为平常化了。试管受孕与正常受孕变成了一回事，这掩盖了深层的意义，这些意义被这样表述出来是尤其让人不安的。因为，让人认为这种生殖“技术”在心理上意味着相同的意义是不合适的，感情后果、性后果、幻想后果都是不同的。 这种在生殖中摆脱性关系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赋予自己与上一辈同样的权力感到负罪和羞惭带来的后果。在有些人来治疗他们的不孕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常常谈到面对父母感到自己无能（即使不孕确实有一个明显的生理上的原因），当现实好像是验证了这种想像的“去势”时，病人会更加焦虑，这种“去势”需要得到治疗，以便个体建立起他自己的完整性。
无论对于青少年还是于成年人来说，在幻想里觉得自己可能不能生育，这是常遇到的情况，这种“无力”是“去势”的结果。成年人也是可能会遇到这种“去势”的，因为他们潜意识里仍有恋母情结发展期的影响。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有的成年人狂热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一个孩子；与其说是想有个孩子，还不如说是想证明他们有能力生孩子，这是他（她）自己的一个胜利。在另一些人身上，“去势”被转移到其他方面：吸引他人、工作、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及体育活动等。人们想拥有这些方面的能力，其实是想在行动中肯定自己的“强大”，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在现实中寻找证据阻止恋母情结发展期的焦虑，这并不能阻碍焦虑继续存在于心理机制里。 恋母情结发展期的性关系第一次将局部冲动统一起来，在人格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它可能会朝着“关系的”性关系方向发展，也可能止步不前，追求“为性而性”和“承认自己的力量”。最好的情况是，在恋母情结期，心理转化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第3章 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6）
为了成为一个人，需要三个人
儿童逐渐学会了把自己置于与父母的三人关系中（当然，他的倾向是处于一种“决斗式的”关系，希望和母亲单独呆在一起）。一旦他进入三人关系，很快他就会发现父亲的存在。父亲成为了他的理想，从这理想出发，他把自己和母亲区分开来。幸亏这种三角形的关系体系，孩子将来才有能力把自己“建造成”一个个体：孩子需要这个三人的体系以成为“一个人”。
从这一时期开始，尤其是在青春期里这一过程进行的时候，个体有时会有忧伤、沮丧的情绪和死亡的想法。他将这些想法表达出来，这让他父母既惊讶又担心，父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孩子。当生殖成为一件比以前更重要的事时，孩子原来那种“一段时间跟母亲特别亲密，把父亲撂在一旁，一段时间又和父亲特别亲密，将母亲撂在一旁，一段时间又反过来……”的与父母的关系使他害怕了。到了青春期，生殖愉悦代替了这种恐惧。但是，不管是在原来的那种状态下，还是现在的状态下，孩子都与父母处于竞争关系。孩子终将面对父母的死亡，将从幼年时的联系中走出来，获得自己的可以赋予生命的性权力：“我嘛，我可以。”他将向愿意听的人重复这句话。他想自己做事情，但是，这一倾向也产生了他被家庭抛弃，或不再为家庭所爱的幻觉。不应该视这“死亡”的概念为“对父母的否定”或“拒绝爱他们”，其实，孩子是要在种族的延续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必要的。在青春期结束的时候，主体应能对自己说：“我的感情生活和性生活是在父母之外实现的。”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死亡和性关系是不可分的一对。我们在儿童身上可以发现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在生殖者身上发现这一点。在潜意识里，孩子所带来的“死亡”念头始终存在，因为怀孕和孩子的出生预示着父母的死亡。有些成年人憎恨年轻人，其根源正是害怕自己被否定而消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死亡的念头带来的影响经过了转化，表现为害怕生一个畸形的孩子，或是总是守候在孩子身旁生怕出什么事，或是不停地为孩子担心。很幸运，出于对孩子的爱，这些死亡的念头都经过了升华，由此又产生了新的动机：照顾他，教育他，培养他。但是，有必要指出最近流行的一种态度的死亡意义，即现在的人从容不迫地拒绝将文化遗产传递给孩子们——借口是不影响他们。难道这不是整整一代人用一种方式在自我满足并宣布“在我们之前和之后，什么也没有”？难道这不是社会犯下的杀童罪？
1。指定他人的规则是自由的
孩子表现出想与父母中的异性保持排他性的联系，而否认父母中的同性的愿望。这种想吸引父亲或母亲的情感很快就被压抑到了潜意识里。但是，它们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存在，它们会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态度有时候会以“我要和你结婚”或“我和你一起在床上呆一会儿，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这类直截了当的句子表现出来。
父母在听到这些爱的宣言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动，他们感到自己被承认了。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些话而一言不发时，他们其实是实现了孩子想把他或她据为己有的欲望——而原因正是他们自己小时候也有这种欲望。让孩子明白，他不能在父母的关系中代替父亲或母亲的位置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他仅有获得作为子女之爱的权力，没有获得夫妻之爱的权力，后者是仅属于父母之间的。孩子不是父母的全部，父亲或母亲也不能成为孩子的全部。
孩子发现他的母亲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爱他的母亲。以后，轮到他的时候，他也可以建立起相似的关系，但是是和别的人而不是他的父亲或母亲。乱伦的禁忌使孩子明白相异性和相似性，而不禁止他的性关系和感情。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俄狄浦斯式的禁忌是自由的、建设性的，而不是禁止性的。这是一次有象征意义的必要的“去势”，它使儿童进入父母子女的体系中，作为亲子关系的主体生存下去。
儿童此时已经历了对身体的第一次“去势”，即他不是两性的。这次与“他的欲望”和“他与父母的关系”有关的第二次“去势”的发展将使他面对他人时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他人不会在他的欲望和需求前退缩，他人是为自己而存在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在于让孩子接受他人，孩子必须接受“他人是存在的”这一法则才能生存。
从3岁开始，孩子开始发现，现实的规则相对于潜意识里不可能实现的欲望是自由的。这些现实规则包括：两性差别的规则，禁止乱伦的规则，辈分差异的规则。当个体违背了这些规则，个体就会陷在儿童时期的性关系里，这样的话，个体就既不能自处于一种性身份中，又不能自处于父母子女关系中，也不可能在一代又一代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我满足和自恋将逐渐使他只从自己的想像出发过现实生活。如果现实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消沉或反抗（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消沉）。
当儿童未能发现乱伦禁忌的意义，性压抑或性反常就有可能发展。如果母亲作为一个侵犯性的存在，在家里发号施令，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就会变得模糊，从而限制了男孩以父亲的男子气概为模板的“同一”进程，进而导致性无能、早泄或是被动的同性恋。这时候，在不少情况下，心理治疗就是必要的了，它能促进主体的正常发展。
当孩子知道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是幸福的并且了解了父母间性关系的意义以后，他就能比较容易地放弃对父母中一方的排他性爱情。他就能够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做事情，从而获得真正的独立。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有些父母对保持孩子和他们之间必要的距离，以及运用各种可行的禁止乱伦的规则感到犹豫。他们不想“压制”子女，他们与子女维持着模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他们的感情态度和身体运作与爱情行为界限不明确。如果成年人不能让禁止乱伦的规则很好地实行，那是由于他们在面对他们的父母的时候就没有接受这一规则。以不要压制为借口，他们想让自己在感情行动上是自由的，他们的理由是：“撒撒娇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嘛。”然而，任着成年人自己的性子训斥孩子或是让孩子为所欲为都是不对的，问题在于要把孩子引向真正的感情世界，让他明白父母不是他的性未来。
儿童的性语言与成年人的性语言是不一样的（引诱儿童者和某些同性恋者则混淆了这种差异）。儿童首先表现出一种有背伦理的欲望，但也多亏了这一愿望，他才能够在感情上将自己统一为一个整体。然而，如果他始终停留在这一阶段，他的性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在另一方面，如果成年人响应了孩子，表达了自己的性欲望，那么这种欲望对于儿童和青少年不仅是陌生的，而且还是令人担忧的。成年人是有能力自我保护的，而孩子则会惊讶和沉迷其中。有一位父亲让16岁的独生子坐在他的面前，想与他谈论性关系。首先，父亲发表了一个爱的宣言：“我爱你，我想让你明白性关系，让你充分发展。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向你讲述我所经历的。”而独生子断然拒绝了：“你怎么了你？你有毛病了？”在这里，独生子将父亲的行为视做想进入属于他个人的性空间的企图。社会上关于家长和孩子之间要谈话的想法也有其不好的一面，这里的父亲就是受了这些负面影响。要知道，谈话交流确实是值得称道的事，但是谈话也有其界限。倾听孩子们的知心话，父母并非合适的人选。一个界限和一定的羞耻感，对于每个人发展他自己的主观性和保留私人空间是必要的，而且，有些关于性的问题被家庭以外的人提起更容易些。
有不少成年人觉得实行俄狄浦斯禁忌是困难的，因为他们讨厌对孩子使用现实中的禁忌。可是，禁忌与辱骂不同，禁忌是建设性的。重要的是，首先要对自己实行这些禁忌，把这条规则的意义内心化以得到自由。当禁忌被拒绝，被视做一种压迫或是感到无力贯彻时，这表示感情生活仍处在瘫痪性的焦虑之中。这拒绝将是性压抑和性无能的源泉。
向孩子提供一个关系的榜样，使他能以此出发组织自己的性关系是必要的。正是从违背伦理的愿望出发，儿童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