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性-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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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化”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它越来越受推崇，以至于在别的著作里我们称我们的社会为“青春期的社会”。实际上，性关系的付诸实践越来越受青年人的性关系的影响，而没有完全达到客体的关系这一阶段。 对性冲动的心理加工工作从青春期一开始——并在整个青春期里——就进行着的，目的在于把“性别差异”与“他人的存在”内心化。儿童的性关系是尤其具有想像性质和自慰性质的。在儿童的性关系里，内心的存在比真实的他人对冲动更重要。青春期打断了性的自言自语，以至于性冲动为了实现就必须成为利他性的。而这一变化是焦虑的源泉。把他人引入自己的想法迫使青少年人自问其身份问题。问题“我是谁”的意义从“谁造了我”和“我在辈分上的位置”变成了“什么是我的身份”，以使自己不会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迷失。
正如弗洛伊德在《关于性关系理论的三篇论文》中指出的，性冲动在两个方向上成为了利他性的。第一个方向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某些人而言它又是足够的），即对爱情关系的追求，成为被爱的人，作为在性上被肯定了价值的客体，慢慢地让自恋淡化。恋爱中的人可能会说出保尔·莱奥托的话：“爱，就是喜欢他人甚过自己！”但是，弗洛伊德的定义走得更远。当生殖的欲望被纳入性关系中，冲动才真正成为利他性的。这里指的不是我们常常在未成年人身上观察到的，为了从与父母的心理冲突中解脱出来的那种早熟的对孩子的欲望，它指的是感到自己有做母亲或做父亲的能力。性的成熟以这一欲望的构建完成为结束。当然，对这一欲望的接受并不意味着立刻要付诸行动，欲望可以被推迟。然而，个体要是害怕或拒绝这一欲望，则意味着冲动难以从儿童的性关系中走出来。弗洛伊德写道：“性生活的正常特征是，向着以感情和生殖两个性目标结合的趋势前行……这绝非意味着新的目标与原有的目标即享乐是毫不关联的，而是新的与性进程的最终目的、与他人的关系紧密关联的目标对主体而言意味着最大的愉悦。性冲动于是为生殖功能服务，它因有了要孩子的欲望成为了利他性的。”
我们特别强调这一论述。关于弗洛伊德请参看前注。
他人的存在——并且是在另一辈人当中——是人类性关系的独特之处。但是，作为个体生存下去的意愿动力之一的对他人的爱，不仅仅是对童年失去的目标的追寻——即使对这一目标感情仍很强烈，这种感情也将被转化移植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中去。
“他人”的确是性关系的法律。青少年——尤其当他对自己的身份不确定和没有自信心的时候——会进退两难地自言自语：“是他还是我？”他人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限制性和禁止性的，好像是限制了他的自由而不是向他揭示了自由。尊重俄狄浦斯的法律，就是承认他人有独立于自我存在的权力。
在24至30岁的后青春期的拥有两人生活的人身上，我们也会发现这个问题。这些人过两人生活，但却是分离的两人生活，原因是害怕闷、害怕不自由、害怕不得不每日重复、害怕陷入过于频繁的性关系。他们满足于相互邀请，然后像第一次那样相聚。这些行为反映出典型的后青春期的问题：这些人成熟缓慢，不够独立，对自己性身份的逐步接受过程也滞后了。
很可能我们社会里父亲形象的缺失总体上对孩子，尤其是男孩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母鸡爸爸”没有使父亲的形象鲜明起来，因为他们将自己等同于母亲以让自己被接受。但其实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他们好像是孩子或是兄长。当年轻人有一个否定性的父亲形象时，他们进行内心的自我构建就会比较困难。他们的想法是模糊不清的，想像与现实混在了一起。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何作选择和给自己确定要实现的目标——我们对此不感到惊异。这种空白是精神上和思想上母亲的存在抹杀了父亲形象所造成的结果，是对孩子的教育主要由妇女负责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母权制使个人的发展变得脆弱，并且鼓励了补偿性同性恋的发展。
母性的象征在感情关系中占了统治地位，只要看看在什么样的心理和感情原则的基础上，以更人性为借口，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了什么样的交流机制就会明白。原来是根据泰勒原则建立起来的，流水线式的工作成为了一种异化现象；现在是企业培训人员强加了过度的感情，这也成了异化现象。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人与人之间要感到亲近以促进更好的交流和理解。然而，交流要成为可能，人与人之间就得保持距离，而不是过于接近；否则，我们发展的就是“内婚制”，即培养群体的乱伦。儿童感情生活中母性的主题在侵犯了爱情生活之后，又把触手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注意到这一点十分重要。温情被认为是感情生活的最终目的，而事实上，它只是开端。这种过度的感情不会使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变得容易，
关系将停留于表面，并使每个人停留在“大宝宝”的阶段。事实上，为了赶时髦，在现在的关系中人与人不是互称“宝贝”或是“宝宝”吗？这样做会带来不好的后果。
关系被非性化了：性别差异被否定，从中得益而得到发展的是想“都一样”的企图，而这企图却显然不可能实现。这种环境的集体不成熟所带来的社会及人文代价是巨大的，因为它助长了沮丧状态和依赖状态的产生。而这些，我们在临床治疗过程都已有所观察。没有距离，就没有关系，有的只是类似于母子间的融洽体的状态，每个人都充满感情地融入这一状态而互相无法区分。这种关系不利于每个人成为“自我”，它所加强的是被承认的需要和被重视（如同父母对他做的那样）的需要。而实际上，这两种需要须以个体心理工作完整为基础而实现。在青春期里有这样的环境氛围，这是不利于个体的心理进入生殖性关系心理状态时期的，因为相异性并没有被真正接受。
在漫长的青春期的发展过程中，个体相继经历支撑关系（以他人为支撑）、自我色情关系（以身体的一部分为全部）、自恋（主体被作为兴趣的目的）、同性选择（寻找相似者以使自己更坚强）和异性选择（接受性别差异）诸时期。青春期里这些不同的意识状态为“客体关系”作着准备，不应把这些相继的状态视为线性的包含个体完整发展过程的趋势，也不应认为后一阶段将会把前一阶段完全抹去。事实上，不同心理经验和这些状态可能会转化上升到更高的功能层次，也可能会突然意外地倒退回较低层次。
第3章 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10）
3。人类爱情的心理学条件
从进入青春期开始整合性冲动起，自我进一步形成发展。当自我的形成过早时，就有可能限制“力比多”的流通，一个早熟的自我对个体的发展是有害的。如果自我发展得大大快于个体生理各功能的出现，它就会阻塞冲动的表现和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强加给小孩的自立可能会导致这些“小大人”感情成熟的延缓。要知道，小孩是需要依附于父母和成年人的。
自我的形成促进了从愉悦原则到现实原则的转化。儿童寻找的是为愉悦而愉悦，但是他逐渐地会学会将愉悦视为各种中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再“为愉悦而愉悦”，而是视愉悦为一段有益关系的后果。个体于是把外界现实引入到他的冲动生活中去，而这种心理工作有利于自我的发展，使自己和外部世界得以区分开来。当儿童逐渐从母亲给予的满足中解脱出来，他就变得有能力推迟自己的满足，并且相对有能力控制冲动的刺激。我们很容易明白，由于外界大量现实的涌入而导致自我的过早形成（也就是说我们把小孩当成“小大人”看的话），他的冲动发展就会被减慢。相反，如果我们不向他解释生活中的限制和固有的法则，他就难以把现实内心化和使自我更坚强。他于是有可能将自己封闭在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自恋之中，一点点挫折就会使他异常沮丧。
以生殖的性开始的青春期是一个很长的学习相异性的过程，目的在于发现愉悦不仅存于母性关系中，此外愉悦得考虑现实。小孩们好好学习是为了取悦父母，到了青春期，他们发现——而且必须接受——他们学习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将来。有些直到这时学习一直不错的孩子的成绩突然一落千丈，这是因为，想到得根据现实做事、得经受考验、得为自己的愉悦而学习，许多人一下子失去了动力。他们只知道根据父母的标准引导自己的冲动，当他们发现得面对现实，得在与现实的关系中找到愉悦的源泉时，他们就开始限制自己的能力了。因为他们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从现实那里得到与从父母那里一样的愉悦，他们就暂停了努力，有时甚至抛弃了学业或是放弃了任何的社团活动。所以说，父母有时在很长时间里都一直扮演着社会和孩子之间的中介人角色；而在另一方面，孩子有时会粗暴地指责父母把他生了下来——带到了一个并不如同家庭这样令人舒服的世界里。
把他人的存在纳入性冲动，这远远不止于坠入爱河，或是过早地有性关系。过早地有性关系，并不能证明未成年人已经进入生殖的性的心理状态时期。如果人们这样认为，人们就有可能把必要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缩减到了一次简单的感情选择和所谓的爱情上。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我们会观察到这类关系中的某些是持久的。但是，很难就此肯定所有这类经验都是真实关系的标志，或它们都是成熟的因素。把他人的存在引入自我，这是从想像的、自慰的性关系达到真正的关系性质的性关系。当我们明白潜意识是多么地厌恶相异性和差别性，我们就会明白这一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对于潜意识而言，所有除它以外的外部世界都是不存在的。而自我要彻底明白这一点，就必须完全清除纳喀索斯式的无所不能的自满。
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对于潜意识而言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人类爱情的意义是学习或获取的结果。对哺育者的眷恋，自我保存的冲动，两者都是对保护性目标的选择，都以父母的形象为安全的保证；而在爱情关系里，是自己承认了他人。所以，不应把它们混淆起来。
当因生殖的性关系的出现带来的变化发生时，爱情的心理学条件就开始汇集了。
最初的眷恋和温柔的举动，开始在新的感情平衡体系中自我修改。他人、外部现实、父母都不再那么理想化了。爱，最初是自恋之情，青少年将自己理想化，感情集中于自身。当然，他把自己作为兴趣的中心是必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自己坚强起来。青少年将会更加关注自己，保证个人感情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将取决于自我，而不再仅仅是环境。他将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