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养你十八岁-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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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将是北京人了！北京人民过得怎么样了？提了速的列车让人心情爽快，我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景象，自己对着自己逗着闷子，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一幅幅蒙太奇场面。
北京，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群人跪倒在地，又一群人被打倒在地。他们是“右派”、“走资派”。
又过来一茬人跪倒在地，他们是当年曾经摁着走资派下跪的红卫兵，当中还有不少和父母划清界限的，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父母。没人强迫他们下跪，他们自愿跪在自己的子女面前。
13岁那年，因为在外面闯了祸我爹打我，让我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不跪，爹摁着我的脑袋，我坐到地上还是不跪。爹扑通一声就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跪下了。我还是不跪。“下跪是封资修的东西。”我说得理直气壮。我爹是个讲理的人，听了这话愣了好一会儿，可能后来发现自己跪在那儿理由的确不充分，终于也爬起来了。我顿时感觉到高大起来。
权势的奴隶，饭碗的奴隶，土地的奴隶，关系的奴隶，私情的奴隶，书本的奴隶，名分的奴隶，传媒的奴隶，时尚的奴隶，药物的奴隶，技术的奴隶，婚姻的奴隶，孩子的奴隶，房子的奴隶，车子的奴隶，票子的奴隶……
有些人站着。
最抢眼的是贾桂。贾桂有名言：奴才站惯了不想坐。
还有，在田间默默耕耘的农民；
公共汽车上找不到座位的老弱妇孺；
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小学生；
随地小便的男人……
车厢里的人全都站起来了，北京到了。
出了站口，不知怎么我心头一乐突然想起了胡汉三，我对子轩说：“儿子，你该对北京打个招呼——当年大难不死的周子轩走到天涯海角又回来了！”
子轩没反应，我很失意，好一阵才想起他不认识胡汉三。显然是我兴奋得有些不察。
我把鞋换了，以示对首都的敬重。
从北京站乘出租车奔西客站附近的公司，吃午饭顺便与久别重逢的老友对吹一瓶燕京啤酒，就近租民房讨价还价，买居家用品挑三拣四，打扫卫生收拾入住……从下火车到上班报到这段时间总共花了一个半小时！
到公司报到的时候，我把刚刚发生的这些经过说给人事经理听，权当一个土“海龟”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一句：“还需要看文凭和简历吗？”
儿子一路都在我身边，我说的做的与其是给公司露一手，不如说是给儿子上一课——流浪汉的基础课。
北漂进京
13岁那年，因为在外面闯了祸我爹打我，让我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不跪，爹摁着我的脑袋，我坐到地上还是不跪。爹扑通一声就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跪下了。我还是不跪。“下跪是封资修的东西。”我说得理直气壮。我爹是个讲理的人，听了这话愣了好一会儿，可能后来发现自己跪在那儿理由的确不充分，终于也爬起来了。我顿时感觉到高大起来。
电影课
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
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到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1999年，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春节，有朋自远方来。人才学家雷祯孝先生来海南度假，经老朋友肖远介绍与我相识。
论辈分我该是他学生。他自称老雷，也习惯所有的人都称他老雷。老雷不喜欢别人称呼他雷老，尤其不喜欢听女士这样称呼。
早在思想解放年代，老雷就活跃在社会文化思想潮头，和王通讯一起创立人才学。大学期间，我们还上过人才学选修课。这门课的内容接近社会现实问题，深受学生欢迎，老雷在报刊上发表和正在持续发表中的系列文献事实上成为这门课的教材。
在人才学问世之前，社会上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人生自我价值的讨论，一个署名“潘晓”的作者撰文，公然反驳主流意识形态多年宣传的“工具论”和“螺丝钉”理论，提出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意志和权利。雷祯孝先生的人才学实际上是人生自我价值讨论的继续。人才学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事实，总结出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人才的成长起因来自于人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设计。这一观点公然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坚持的社会决定论，强调个性自由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人才观、价值观和教育观大相径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才学起到不小的社会启蒙作用，也影响到我对人才成长的理解。
雷祯孝当年的名气很大，人才学一炮打响后，他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奔走演讲，所到之处反响热烈，经常受到青年学生抛起欢迎的礼遇。这厮是性情中人，演讲一旦进入状态声情并茂。
在创立人才学期间，老雷还有一个颇有想像力的教育理念。老雷在看电影时萌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这么好的影片为什么不让孩子看？拿全世界最好的电影给孩子看，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不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办法吗？他想把电影当课来上，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人类文化真善美成果的熏陶，如果可行，将是一个人类教育史上的创举，其影响将盖过夸美纽斯开创班级授课制，甚至超过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这个宏大的创意曾让老雷感动得不能自制，后来他竟然放下呕心沥血十多年的人才学研究成果不搞了，整天专门搜集观看儿童影片，逢人便讲电影。直到今天，老雷还在矢志不移地进行他的电影课教学运动。
老雷坚持认为，最丰富的想像力和最深刻的哲学都蕴藏在电影里，我是电影发烧友，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老雷特别推崇日本的一个纪录片《狐狸的故事》，影片用拟人手法讲述了一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一窝小狐狸出生了，在老狐狸的呵护下成长，小狐狸渐渐长大了，外形已经显得跟父母一样高大。老狐狸一朝突然变脸，驱赶小狐狸出门。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骄傲的人类面对这样的生存困惑该做何感想？老雷发问。
老雷把这个故事写成文字发表在报纸上，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反正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仅仅为故事情节和编导的艺术匠心所感动，我对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产生由衷的敬畏。再看子轩，我不能不想到那些可怜的小狐狸。我也终于扮演了那该诅咒的老狐狸。此乃后话。
话说老雷来到海南，不等我迎候，直接就找到了家门。几句寒暄，老雷就开始神侃他的电影课理想。
起初我本想利用这个见面机会，好好讨教一下他的人才学理论，对他的天方夜谭并不在意。再说当时海口那块弹丸之地理想主义者过剩，从大陆过来淘金的人多数都是空手过来的，个个都会忽悠，随便聚一桌人就能找出一个大忽悠，什么都敢卖，进出口批文能卖，土地开发红线图能卖，美国土地也能卖。在听老雷忽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曾经闪过用什么法子把这个名人给卖了。
老雷毕竟是重量级人物，岂是我等无名之辈可以炒卖的崩豆。这时候的老雷已从一个文化学者，摇身一变为京城一家文化公司的股东。老雷的股本就一句话：“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老雷就凭着这个理念，“路漫漫兮其修远，上下左右而忽悠”，从国内忽悠到国外，成为一个国际大忽悠。先后忽悠了几个国家部委的大印，几十家媒体，几百个社会知名人士、高级学者、官员，几千个老师，几万名小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影课实验。老雷在讲他的理想事业时，神情笃定，两眼放光，俨然像一个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
我本想卖老雷，一看这阵势忙改主意：“还是你来卖我吧，我帮你数钱！”老雷这时候来劲了：“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是骡子是马有本事跟我到北京去遛遛，以后……”一席话吐哺握发，意味深长，只是觉着耳熟。
子轩见了老雷，我问他有什么印象，子轩在我们侃大山时留意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发亮。以前，他还以同样的话评价过我的另一个朋友，那人无名，囊中如洗，当时在卖美国土地。
编辑部的故事（1）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能去北京当然好，但是端了将近30年的铁饭碗还要不要成了问题。我在海南已经呆了12年了，虽然也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无论成与败，对熟悉了的环境和身边的朋友总还是有些留恋。
想当年来海南时壮怀激越，带着书生意气下海做生意，改革开放之初的“走私热”“皮包公司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全赶上了，而且我总是赶在最前头。可是，发财的大好机遇在眼前一次次地闪过，自己干过的“事业”一次次地屡败屡战，最终也没发上一笔可观的横财。这怨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自己。我知道原因在哪里。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行为中充满了理想和浪漫，我常常忘情于过程的体验以至于不顾结果。所有的朋友最后都给过我几乎同样的评论：大家都现实地活着，目的很明确——发财！就你在找感觉。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下海过程中，有许多生活的经历曾经惊心动魄，过后反思又觉得乏善可陈。一个时代弄潮的结果最后总是要聚焦在一些具有代表性或戏剧性的人和事上，我始终觉得自己实在平凡，没有做大事的人那样侃侃而谈的资本。但是换上一个角度看，哪怕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着值得回味的地方。毕竟还是老百姓多，平凡的事多。《编辑部的故事》写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平凡之中见精彩。我也有过当编辑的经历，我觉得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
我是以人才引进方式直接调入海南师范学院的。开始当老师，因为遇上了一个缺乏自信的顶头上司，大小事都喜欢向上级汇报，这让我好烦。久了，我才知道这也是本地的一个风俗习惯。海南有那么一族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官。出乎意料，当领导的眼睛也有雪亮的，校方反倒给了我到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当编辑的美差。这个工作可以晚上干，我可以放开手脚在外面搞第二职业。
这个岗位不起眼，但是关系到师资的晋升。中国的大学里都有学报，学报编辑部就是教授的生产线。教育部有规定，能在省级以上学刊上发表三篇以上论文就有评副高职称的资格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报里掌握着采稿生杀大权的几位编辑，除了主编，都没有高级职称。这并不是校方用人失误，我等没职称是因为都谢绝评职称。我们的共同点是没有文化自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