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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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河峪伪大乡“情报员”梁秀山被分在第三拨里，在日军驱赶着这拨人向老牛圈走去时，他想，不能这样白白送死，跑还有生的希望。于是，他边走边悄悄地弄松绑在手腕上的绳子，当走到村西头一群众院墙外的茅厕时，趁敌人不备，捋掉绳套，钻进茅厕，免遭杀戮，成为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张永成、丘宽因给敌人挑水，也免于一死。据他俩回忆，他们目睹滕川在这次惨案中一气砍杀了群众18人，死于滕川刀下的共有三十余人。
万恶的日本强盗杀完人回城后，大杨官营村的乡亲们回来了，他们目睹老牛圈的惨景，一个个涕泪交加悲伤万分。亲人的尸体填满了水坑，尸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有的身首异处，有的断臂缺腿，有的肝肠外露，有的血肉模糊。水坑内的尸体都已浮肿腐烂，无法打捞，更无法辨认。乡亲们只好在水坑上面铺了层玉米秸，然后用土简单的掩埋了。老牛圈的血水溢出坑外，穿过大杨官营村街心，向南流出16华里，汇入滦县商家林村的北泡（小湖），真是血流漂杵。
翌年夏季，山洪暴发，老牛圈里的人头骨被冲出，有的被冲入街心，有的漂泊在庄稼地里，汛期过后，大杨官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拾头骨，共拾到头骨312颗，重新掩埋在兴福寺东侧。
面对敌人无比疯狂的“扫荡”和残酷野蛮的杀戮镇压，英雄的迁安人民，没有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他们掩埋好死难同胞的尸体，满怀民族深仇大恨，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同敌人殊死决斗，与抗日根据地共存亡。广大民兵同敌人展开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配合主力部队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1945年，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把侵略者押到了历史审判台上。1959年，参与制造杨官营惨案的凶手之一、原迁安县伪警备大队长汤鹏举，被我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在铁蹄蹂躏下的迁安，遍地狼烟，村村喋血，家家戴孝，巍巍岚山低垂下泪，绵绵滦河哽咽哀鸣；而今群山起舞，滦河欢笑，到处呈现出文明盛世的景象，但侵略者在这里的罪行，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马家峪惨案
李永春
四面环山的马家峪，在遵化县城南60里。村西越过山岭10里就是遵（化）唐（山）公路，南面绕出山口前的屏障是丰润县北山，北面和东面都是高耸入云的高大山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村西山沟里建有炸弹厂；村东山洞里贮存着冀东军分区供给部的军用物资，并住着八路军的伤病员。八路军和民兵还经常从马家峪出发，去破坏遵唐公路和日军的物资运输。日伪军在马家峪一带不断受到袭击。于是，日军蓄意对这一带进行报复。
1942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二日），驻丰润县左家坞的200多名日伪军，由日军佐佐木率领，在马家峪村北面的大屯官村屠杀无辜群众，马家峪人民闻讯，当晚纷纷跑到深山躲避。留在庄里的多数是妇女和老年人。他们打算等天明再去山里躲避。没想到翌日（20日）凌晨，日伪军就包围了马家峪。天一亮，端着刺刀的日伪军把50多名老人和200多名妇女逼到村中心五道庙坎下听“训话”。五道庙坎下是一条30多米宽的大壕沟。老人们蹲在壕沟北面，妇女们坐在南面，四周架着机枪。日军还在人群前点起一堆大火，把从各户抢来的门板、饭桌子、农具等架起来焚烧。
“训话”开始，日军头目佐佐木先嘟噜了几句，翻译官翻译说：“这里是‘匪区’，今天皇军来，是找八路，找八路的伤病员，找八路的东西，交出来没事，如果不交出”，他顺手一指会场西北面挖好的一个1丈2尺长宽、4尺多深的大坑说：“统统死了死了的！听清楚没有？嗯！”群众鄙夷地注视着他。
突然日军将从会场外面抓来的一个叫徐浩林的老人推到人群前面。日军扯下他的棉袄，问他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里，徐浩林不说话。日军抽出东洋刀，用刀背试砍他的脖子。徐浩林还是不吱声。日军翻转刀背，猛地一刀，将徐浩林的脑袋砍落在地。孩子们吓得哇哇地哭着往母亲的怀抱里钻。翻译官吼叫着：“不许哭！”日军又让保长徐兆光提着徐浩林的头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翻译官威胁着说：“看见了没有，如果不说，都这样！……”人们还是一声不吭。日军走进人群，把50多岁的徐从林拽了出来，逼问谁是八路，哪里有八路的东西，徐从林摇摇头，没有回答。日军一刀把他砍死。接着又从人群中拉出王合奎，推到沟西坎上的院子里，边问边打。王合奎破口大骂，直到打昏过去，骂声才停止（傍晚，日军走后他才苏醒过来。鼻梁骨被打塌，至今落残）。日军又从人群里拉出徐兆灿等八九个人继续打，徐兆灿也骂不绝口，也被打得昏死过去。
时到中午，日伪军们杀猪宰鸡，在村里吃午饭。吃饭时留下部分人员监视着群众。饭后，日军干脆不再问了。把搜庄时抓来的徐兆喜、徐兆明、徐兆清和徐兆耕4个老人驱赶到会场西北角的柴草垛上，然后将柴草垛点燃。徐兆喜等被烧得疼痛难忍，喊叫着往回跑。日伪军用棍棒把他们打回去。4个人衣服都着了火，身上冒着油。只有徐兆耕忍着剧痛冲过火堆，东倒西歪地倒在坎子根下佯死不动，幸免于难。其他3人被打昏后，倒在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日军见没有人说出八路军的去向，也没有人交出八路军的东西，就用镐头、木棒四处乱打。会场里的男人们被打得来回挤动。当挤到一块时，日军就从高坎上往下扔大檩条砸。马玉如老人突然站起来喊：“跑吧！不能等死！”说着他便沿着农坎根向南跑。跑出十几米，被日军开枪打死。徐景顺正患病，也被日军从家里赶了出来。他拄着棍子，蹲在人群的北边。日军从他背后猛砍一刀，头被砍落，尚连着一层皮，垂挂在胸前。鲜血染红了壕沟，尸体和被打昏的人倒了一地。
太阳偏西，日军将还没有被折腾死的30位老人，由两个日本人各拽一个，拽到会场西面干水沟的沟沿上。另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逐个地把他们杀死，尸体扔在沟里。对已昏死过去的徐兆兴、王贵云等5人，也拖来扔在沟里，用土埋上。
日伪军走了，躲在深山里的群众陆续回村，赶紧扒开土，抢救亲人。经抢救，徐兆兴、王贵云、王敬仁等5人被救活，会场东面几户人家的院子里，还发现了被烧死的王景福、马文成和被凉水灌死的王景明。这次日军“扫荡”，马家峪共有43人被杀害（其中1人系丰润县胡各庄来马家峪住闺女家的）。这43人，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自此，马家峪人们，把老年人遇难的地方叫“老人坑”。
当时马家峪被围的200多人中，有不少人知道西山里有八路军的炸弹厂，东山藏有八路军伤病员的岩洞。日军那样血腥屠杀，始终没有人告密。刚围庄时，马玉福的妻子正在洒水，准备扫地。日军要赶她出去。她将手里的水盆朝日军砸去，当下被日军打得死去活来，但她始终没向日军求饶。等日军一走，她把儿子王守孝（后来改的名）叫到跟前，嘱咐他和王树柏、王树荣等10名青年报名参加八路军，为乡亲们报仇。1943年2月中旬，冀东军分区李运昌的队伍在马家峪北面大山（即芦各寨南山）被日军围困。马家峪人民，依然冒着枪林弹雨上山给八路军送水送饭，夜里给部队带路，下山突围。马家峪人民前仆后继，支前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潘家戴庄惨案（1）
田益廷刘作云王树增
潘家戴庄幸存者周树恩潘家戴庄现属河北省滦南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东八路军北宁路南（下简称路南）游击区中的一个拥有371户、1765口人的大村。北距张各庄8公里，南距倴城8公里，是倴（城）、张（各庄）公路的必经之处。1942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驻张各庄、司各庄的日伪军250余人，在日军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千人坑”大惨案。屠杀群众1110人，烧毁民房1030间，财物抢劫一空，美丽富饶的村庄变成一片焦土。杀人现场惨不忍睹：30名婴幼儿被杀人强盗摔死在碌碡上，60名孕妇身遭杀戮，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惨案虽已过去43年，但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潘家戴庄人民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
一
1942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规定“自十二月二日至八日期间，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运动达到最高潮”。
日军先是以路北为重点，沿长城各县制造“无人区”，驱赶路南地区16岁至60岁的男人去路北挖沟筑垒。尔后，在路南“挖遮断壕”，搞“清水摸鱼”。日伪军驾着大板车大肆抓捕男性青壮年去做劳工，违者遭枪决、刀砍或就地活埋。对于没有“良民证”的外乡客商、走亲访友和赶集上店的农民，则视为“通共”、“通八路”分子，枪挑、刀砍于“杀人坑”，并下令不准收尸，收尸者也以“通共”治罪。
为了配合路南地区群众的抗日活动，八路军迁滦卢县抗日基干队大队长张鹤鸣率二连、新三连和地方游击队一部，挺进路南，经常活动于唐官营、川林和潘家戴庄一带，寻隙打击敌人。12月4日下午4点时分，当抗日部队由唐官营经潘家戴庄向程庄转移时，日军派出一个骑毛驴的密探，尾随在抗日部队的后边，探清我部队的人员、装备后，从潘家戴庄折回张各庄据点。晚饭前抗日部队刚到程庄，准备在该村宿营，铁杆汉奸、伪保长程殿栋同伪办事员程为平，偷偷溜进倴城据点，向伪警察分局长王星寿报告。王星寿这个汉奸，为献媚请赏，马上通电他的主子——驻张各庄日本骑兵队队长铃木信。在此之前，负责在冀东执行“五次治安强化”的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少将兵团长铃木启久（后升为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曾指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迅速对该村进行‘剔抉’，彻底消灭该地的祸根”。所以，铃木信得到王星寿和密探的报告后，如获至宝。当夜就招集张各庄、司各庄两处日军、特务、伪警备队250余人，深夜12点出发，在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