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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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承德特别治安刑事法庭（法官、翻译、录师等全是日本人）经过一个月的刑讯，便根据花名册的记载把姜海廷、肖汉存、刘树、杨俊武、贾文义、张永恒等28名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残杀在承德西郊水泉沟“万人坑”内。
同日，还有318人被定“罪”判刑。其中一批被押送到东北下煤窑、开矿山等充当苦役；一批留在承德监狱，重新分配监房，每天也被拉到工厂干苦活。不论是下煤窑、上矿山，还是蹲监狱的，都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很多人因饥饿、劳累、疾病和看守的无情折磨，惨死在煤窑、矿山或机器旁。有的挣扎着回到牢里，倒在板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每到此，看守就用木匣子将死尸装上拉出，倒在荒郊野地里。送进监狱的318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竟有216人被夺去了生命。
日军在承德县制造的“二·一”惨案，先后共有254人惨遭杀害。因主要劳力被抓走残害致死，剩下孤寡病残生活无着，病、冻、饿、愁死者竟达600人之多。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3个大庄变成了“寡妇村”。
1956年，制造“二·一”惨案的日本战犯木村光明被押上了被告席，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犯罪事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大血债。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鲁家峪惨案（1）
李永春陈庆平
鲁家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城西南，在遵（化）、玉（田）、丰（润）三县接壤地带。
早在1927年，共产党员张明远、杨春林曾在鲁家峪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协会，同年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成为冀东中部抗日领导中心。鲁家峪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踊跃参军支前，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鲁家峪抗日军民的革命行动，使日伪军惶恐不安。日伪军的小股敌特，经常在此失踪匿迹，这更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注视。日军调动兵力，到鲁家峪“清乡”，又被八路军和民兵击败。于是日军恼羞成怒，逞“强化治安”之淫威，对鲁家峪多次进行重点围剿，制造了鲁家峪大惨案。
火烧鲁家峪
194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九日），驻唐山日军副司令米左，纠集了驻遵化县城、王各庄，驻玉田县的孟四庄、朱官屯和驻丰润县三女河、沙流河等处据点的日伪军1000多人围剿鲁家峪。当时八路军各机关单位，设在鲁家峪大庄里边的东峪、北峪和龙宝峪等村里，并在山洞或地洞可供隐蔽。为了保密，还制订了军民共同遵守的规定：凡外人到鲁家峪办事探亲，只能到鲁家峪大庄。就连运送伤员，也得换成鲁家峪村的报国队（民兵组织的前身）员转送。不明身份的人严禁入内。所以，日军到鲁家峪一带多次“围剿”，也没摸着鲁家峪根据地的底细。这次日军包围鲁家峪的企图：一是寻找八路军主力进行报复；二是摧毁鲁家峪根据地的一切设施；三是找村干部，破坏村政权。
鲁家峪惨案遗址：上图的碾子是鲁家峪大庄日军砍杀群众之前捆绑他们的地方。
2月14日，天刚蒙蒙亮，鲁家峪东南面大刀山和西南面堡子山上的“消息树”倒了。这是报国队岗哨发出的“有敌情”的讯号。村武装班长巩玉然、高万盛立即通知八路军和群众转移进山。
日军包围了鲁家峪大庄，逐家搜查抓人。没来得及转移的七八百群众被日军驱赶到该村虫王庙前的干河沟里。四周架起机枪，日伪军端着刺刀包围着人们。日军先将男青壮年集中到一处，把他们的衣服扒光，逐个儿查看。数九寒天，人们赤身裸体地站在雪地上达一个多小时，有的人冻僵了跌倒在地。
日军对青壮年进行赤身检查，认定他们不是八路军，又逐个儿地审问。米左带着翻译来到人们的面前，先装出一副“文明和善”的样子，向群众表示：皇军是“帮助”老百姓“消灭”八路的，将华北建设成幸福的“乐土”，说出八路和村干部，皇军有赏……人们听了，个个横眉冷对，没人搭腔。米左见人们不听他那一套，凶相毕露，指挥日军和特务从人群中拉出刘志顺等30多人，棒打石砸。有的四肢被打伤，有的头被砸破流血，刘志顺当场昏死过去。还逼两个农民躺在雪地上，日军穿着皮鞋踩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说出八路军和村干部。尽管百般折磨，没有一个群众屈服。
日军的企图失败了，米左恶狠狠地抽出大洋刀，向群众宣布：“不交出八路和干部，统统烧掉你们的房子。”群众仍不理茬。一群日军即举着火把，分头放火。霎时，鲁家峪大庄成为一片火海。65岁的老人刘思等藏在柴草里，柴草着火，他跑了出来，被日军逮住，捆在门板上，将其扔进火堆，被烧成糊炭。李贵祥的老母亲，没有爬出屋门即被烧死。李自如老人把他那不满一周岁的小孙女裹上衣服，藏了起来。日军放火时，听见孩子哭声，即把点着火的柴草放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活活烧死。没有挣脱缰绳的大牲口，也都被烧成黑炭。人们眼望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没，一个个心如油煎。
浓烟大火整整烧了半天。傍黑，日伪军才离开鲁家峪。日军这次进剿鲁家峪，李自树、李贵禄、李贵祥的母亲等9人被烧死。李贵灿的母亲等6人被烧伤，刘志顺等30人被打伤；烧死大牲畜26头，烧毁房屋1931间，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除被抢走以外，焚烧一尽。
同年7月16日（农历六月二十日），驻遵化县王各庄日军中队长南木和警备队大队长王大胡子（王熙武）率领日伪军150多人，再次进剿鲁家峪。对鲁家峪大庄残存的房子和新搭起来的窝铺又纵火焚烧，东峪和东峪村的部分房子也被烧毁。日军把没有跑脱的三十多名群众赶到虫王庙前，施放毒瓦斯。刘继真、李自荣等20多人，被毒瓦斯熏得在地上翻滚，继而昏厥过去。70多岁的老人刘继顺当场被毒死。日头偏西了，日伪军才走。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鲁家峪惨案（2）
时隔三天（7月19日），驻沙流河的日伪军100多人，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的带领下，又窜到鲁家峪。日军得知该庄前街武装班长高万盛的脸上有麻子；后街的武装班长李有凡正在给死去的母亲戴孝。因此一进村，在烧杀抢掠的同时，到处嚷“逮住有麻子的和戴孝的”。鞋上蒙的白布（戴孝）可以扯掉，出了天花脸上落的麻子无法改变。日军把从各处圈来的高万盛、李自省、刘景春、吕洪德等7个脸上有麻子的从人群中拽了出来。刘季仲是个煤窑工人，刚来家探亲。他脸上没有麻子，因嘴里镶着金牙，日军说他不是好人，也被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日军对高万盛、刘季仲等8个人严刑拷打，逼问谁是高万盛。高万盛就在其中，人们谁也不说。高被抓住，就装哑巴。无论日军怎样打，他只是哇啦。日军用纸沾上煤油点火烧他，他还是哇啦，没说一句话。后来带着他到山上找藏着八路军的岩洞。高见哪个洞口有蜘蛛网就往哪个洞钻（他知道那样的洞内无人）。闹腾了半天，日军没辨认出高万盛，也没找到八路军，即把高和李自省、刘景春3个脸上有麻子的枪杀在东峪庄头。日军在临走时，又在鲁家峪大庄头上将吕洪德、吕恒泉、高景瑞、高老大和刘季仲5人枪杀。
这4天里，日伪军的两次烧杀、施放毒瓦斯，仍没从鲁家峪人民的口中得到鲁家峪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由于鲁家峪人民接受了前几次日军“扫荡”的教训，大多数人转移进山，坚壁清野的方式方法也改进了，所以这次遭受的损失较小。
这一年2至7月，日军3次进剿鲁家峪，烧毁房屋1973间；18人惨遭杀害。
日军见摧不毁鲁家峪根据地，便在第四次“强化治安”以后，把鲁家峪（大庄）划为“无人区”，不准有人居住，妄想以此杜绝老百姓和八路军的来往。然而抗日烽火在鲁家峪越烧越旺。
1942年4月16日至5月1日（农历三月初二至十七日），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当时的职务）卷土重来。他调集了唐山、丰润、玉田、遵化等地的日伪军4000余人，对鲁家峪进行了历时半个月之久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抢掠、大烧毁，使鲁家峪又一次遭受巨大的灾难。
鸡冠山烈士洞
东峪村的东北沟底部有一座大山叫鸡冠山。鸡冠山半山腰有几十个火石洞，其中有一个大洞原来叫狐仙洞。狐仙洞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从洞口进去约一里地段，内有大、小7个洞。大洞能容300人。小洞能容几十人。大小洞之间有窄道相连，能容一人直立或侧身通过。狐仙洞很深，且又隐蔽。平日洞内住着八路军伤病员和卫生部保卫班战士30多人。
1942年4月16日，日军扫荡鲁家峪，100多名日伪军在叛徒马成金的带领下，从鲁家峪直奔鸡冠山。他们见山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断定洞里藏着八路军和军需物资，就在鸡冠山安营扎寨，住了下来。还在狐仙洞口和东大岭上加放岗哨，安上了电话机。
部分日伪军在狐仙洞前，困守3天，一无所得。就逼使一个从别处抓来的群众进洞探听虚实。洞里人误认为是日伪军进洞，就开了枪。洞外的日伪军听见枪声，就往洞里施放毒瓦斯。又将地雷和炸药塞进洞内轰炸。到了第5天（4月20日）天亮后，日伪军才撤走回东峪村。洞内30多人全部遇难。
在围困狐仙洞的同时，另一部分伪军还在附近别的山洞进行搜索。狐仙洞下边有个洞，叫水洞。日军见洞口有水，问叛徒马成金说：“水的有，人的没有？”马成金回答说：“水的有，人的大大的有。”日军叫马成金进去。马成金壮了壮胆，边喊边慢慢地往洞里蹭。进洞内不深，被八路军司令部通信员叶奎一枪打伤胳膊。马即退出洞口。日军见状，先是大声嚎叫，让人们出来。接着就往洞内施放毒瓦斯。在洞内藏身的后勤部干部靠山河、行署秘书王洪文、东峪村武装班长梁志民等8人，用喝人尿、湿手巾或湿衣服捂嘴等办法防御毒瓦斯。在第7天夜里，扒开洞口，越过东山岭脱险。
在狐仙洞附近的小火石洞躲避的群众，因洞浅又无泉水，日军施放毒瓦斯，群众大多被熏死在洞内。有的出洞时被日军打死。被服厂厂长王振远等工作人员14人和军分区干部7人，钻出洞后，惨遭杀害。群众刘玉书一家5口，刘思功一家3口，刘树安的妻女3人，都被熏死在洞里。刘庭发、李树全等人从洞里出来，让日军用刺刀挑死；青年刘小七被日军扔进土洞活埋。当时山洞内外都有死尸。
日伪军在鸡冠山驻剿5天，据统计有95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