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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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意见和态度产生失望，接踵而至的是人们对工人运动组织的幻想的更大程度的破灭。1911年，罗伯特·米歇尔首先发表了他的《政治党派的社会学》之际，其核心论点已经不再是新鲜的，但是还是一直令人震惊。这个论点从根本上说是简单的，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政党基本上同其他党派和政治组织没有区别；然而，这种观察后果累累。“谁若总是开口闭口‘组织’，他准是具有一种寡头政治的倾向。”群众不能自己进行领导：在他们组织政党和工会的时刻，他们被少数人领导着。代议制的代表们统治着他们的选民，被挑选出来的代表们统治着赋予他们席位的人。米歇尔深刻钻研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的要求，来说明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察：一个政党就是一个政党。他是否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或者对社会的真正特征的可以避免的弱点感到恼怒不安，这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无论如何，他得出结论，认为工人运动已经变成了一般的、政治的进程的一部分。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诞生。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acs），用虚无飘渺的、然而意味深长的话语表达了它的意义，1922年，他对“现实政治组织的进程”表示遗憾，这个进程“把无产阶级逼退到它的直接的生存境地之中去，使它成为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并不同时是把资本主义推向没落和毁灭的发动机”。
米歇尔对寡头政治的领袖和成员大众进行对比，这还有一个更深远的背景。这种对比暗示存在着一种新的时髦，即把被颂扬的无产阶级描写为一个没有结构或者没有文化的群体。它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本世纪20年代据说也正是发现原子化了的群众是现代精神的人质的时候。古斯塔夫·勒榜（Gustave Le Bon）的《群众心理学》当时还一直拥有很多读者；何塞·奥尔特加…
加塞特（Jose Ortega Gasset）曾经写作他的《群众的起义》。台奥多尔·盖格尔（Theodor Geiger）在他的著作《群众及其行动》里曾试图为很多人辩护，他引用了作为革命希望的载体的无产阶级这个强有力的概念，但是，他后来发表的文章表明，他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许多其他的人，毋宁说，倾向于接受韦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观点，也把无产阶级描写为一种“毫无质的纯粹的量”。“全世界的无产者”，“在伦敦和在罗马，在莫斯科和在巴黎，在柏林和在维也纳，几乎都是同一种毫无色彩的和毫无个性的形象”。从夸张到玩世不恭，相去并不十分遥远。
现实的社会发展对于剩下的无产阶级的信仰者恰恰没有什么希助。在经济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毋宁说是一个马马虎虎、不好不坏的时期，然而却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再分配。因此，一部分工人阶级的生活至少在外表上上升到中产阶级的生活。“资产阶级化”这个词四处流传。无论如何，这必然被看作是反驳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将会变为一个大的本质上无差别的阶级。工业的进步要求新的技能；区分熟练的、刚开始学习的和未学习的工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为了上保险而需履行的手续。
工业的进步和普遍的经济发展也导致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职员这样一种“新的中产阶级”的巨大增长。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已经谈到这种现象，随后在本世纪20年代，很多社会分析学家都研究这种现象。显而易见，迅速增长的新的中产阶级——以及独立的手工业者、小企业家和农业主的“旧的中产阶级”的顽强生存——驳斥了这种的假定：全人类中一个压倒一切的多数或早或迟都将会过着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差别的无产阶级的生活。的确，工人阶级进一步增长；在若干发达的国家里，它占50％的人口，或者还要多。但是，其他的阶层的增长还要快一些，它们的社会地位绝不是十分明确的。
当1926年埃米尔·列德勒（Emil Lederer）和雅可布·马尔沙克发表他们的很有影响的《新的中产阶级》研究之时，他们还能论述，这种把职员描写为“大资本和无产阶级的缓冲地带”以及认为新的服务阶级在工会里与传统的工人一起找到了他们的位置的看法是错误的。然而6年之后，台奥多尔·盖格尔第一个指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所谓的高领无产者在其经济地位上，很多方面与工人相同，但是，他们不仅穿着高领衬衫，而且一般也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导致他们去支持这样一个政党，它既反对资本的统治，也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即支持纳粹党。
仿佛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一些，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开始在它的原先的追随者的头脑里，播种下怀疑的种子。自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就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作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谁若还总是坚持他对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的信仰，那么，他就很难忽视，帝国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Mueller）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将不会带来千年王国。另一种社会主义基于苏联的经验，它提出一些还要更严肃的问题。令人惊讶，有些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识苏联政治制度的真正的本质，然而，在20年代，当首批访问者带回他们的报道并且有些人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之长久和斯大林等方面提出一些问题时，幻想破灭的过程就开始了。自由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分裂愈来愈深刻，首先是共产党人毫不留情地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就引起了人们更深的怀疑。
对于所有那些睁着眼睛和脚踏实地的人来说，不难评估这类事态发展的意义。我曾经把这种意义解释为通过社会压力和战略性的政治改革，逐步把公民权利扩大到从前的不享有特权的人身上。工人阶级绝非是一群毫无结构的乌合之众。与此相反，它“从像沙漠中的散沙听任各种因素摆布的一大群无助的个人”，变成为“社会中强有力的、有自觉意识的、结构良好的一环”。同时，它不仅大大地改善了它自己的生活地位，而且“在重大的方向上根本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的性质”。把这写在他1945年之后发表的回顾性分析里的人，也许理应在我的战略性改革家的万神庙里有他的一席之地。他就是卡尔·伦纳尔，他是20年代居领导地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无疑，他一直睁开双眼，两脚踏着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成为再生的奥地利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其他人还一直感到难以舍弃革命的幻想。有些人使出浑身解数（一小撮人今天仍然这样），竭力想拯救失去的理论。这些人从竭力否定一切现实的变化，到提出关于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一个“被局外化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直至一种纯粹超越凡尘的马克思主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根据最后这个思想派别，无产阶级的概念根本不是描写真正的劳动的人们，而是要抽象得多，即“全体劳动者”，劳动本身，甚至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种对于现实的浓缩，意味着不把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力量。因此，它并不十分令人感兴趣。
然而，如果低估无产阶级的消失在知识分子头脑里留下的真空，那就是错误的，而人们也不应该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感觉到它而把它当作没有这一回事，那些持批评态度的、我们未来的景象和我们的世界观念的卫士们所想的所说的，不仅仅是深奥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无疑，这肯定也是如此。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就形成了一种行话，它的意义毋宁说在于限制而不是扩大听众。在这里，语言成为归属性象征，而不是交际的媒介。因此，哪怕在此之后，知识分子也仍然是社会的演变的地震仪，而且有些时候，他们也是社会演变的酵素或者至少是催化剂。在任何采用自由党人的方式解决现代政治的问题时，知识分子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把各种社会运动的利益变为决策者的语言，使决策能为公众所理解，而且尽管如此，又同领袖及官僚体制的人员和人民的利益保持某种距离，这种距离对于他们的公开性和社会的开放具有重大的意义。
诚然，只有当他们确实保持着这种距离时，这才能适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历史恰恰既是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一段历史，也是非自由党人的政策的一段历史。革命的幻想本身就是知识分子背叛的一种形式。过高的希望和乌托邦，正好为意识形态和暴政摇旗呐喊，鸣锣开道。有些人想用其他的历史力量来填补由正在消失的无产阶级留下的真空，这些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善意的。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总是一再有一位作者唤起一个新的群体的革命，不管这是经理们也好，科学家们也好，还是雅皮士们也好。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中，知识分子自身越来越起着一种关键的作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20年代，就以他的畅销书《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开创了这种时尚，他仅留下“自由飘浮的知识分子”作为希望的主体。他本人也许就是一个太过于“自由飘浮的”人物？最近发表的证明材料令人担心，曼海姆这位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社会学家，在他流亡伦敦之前，面对希特勒的制度，还有过短时期的犹豫迟疑。在过分奢望的精神预算里留下的空白，是一种很糟糕的诱惑。当罗伯特·米歇尔1925年发表他的书的第2版时，他就已经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狼狈为伍了。倘若群众不能进行统治，那么，我们至少想让极权的政权统治……这种夸张依然存在，即使是由无产阶级的幻想转移到极权主义的现实上。
2．极权主义
1914年和1945年之间，发生了一些脱离正常的分析范畴的事情。想用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语调来描述这些事情的尝试，同牺牲者和那些不能忘却他们的命运的人的苦难，构成几乎不可容忍的矛盾。难道这是命运吗？对于那些遭受过这种命运的人来说，情况可能似乎是这样的，尤其是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在无限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