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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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在卢森堡，经济增长排列在第一位。平均而言，经济增长处于第二位，虽然在抽样调查中，意大利人认为同犯罪作斗争十分重要，而法国人则首先渴望一种“不一点无人情味的社会”。一种后工业的社会。
按照英格尔哈德的观点，一种新的趋势开始了。“经过长期的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之后，政治辩论的主轴从各种经济主题向着生活方式主题推移，其中包括一种那些寻找改变的人的社会组成的变迁。”他的材料与其说是令人信服的，不如说是发人深思的。他一再重提1970年、1973年和1976年的问卷调查，从中显示出，在一系列国家里，在1973年（估计在该年10月石油危机冲击之前）人们比1976年少些“物质实利主义”。换言之，我们在与摇摆无定的价值打交道，这些价值处于更为转瞬即逝的影响的之下。也许，“后物质实利主义”的气氛不太像70年代的一种特征，不太像是一种新的趋势。它完全可能是一个年代的危机的征兆，而不是事物有一种新方向的迹象。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20世纪70年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对于某些人来说，这10年正好带来了那种目标的实现（我在这里已经把那种目标的实现与战后光荣的30年岁月联系在一起），即带来了公民权利和相当的富足。事实上，有些人回忆起70年代，总是把它看做首先是在应得权利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的一个时代。妇女运动的女性积极分子们作这种估计肯定有其道理。另一些人有着不太令人满意的经历。实际工资被通货膨胀钉住不动；就业变得日益困难。在这10年中，这种情况开始触及到1968年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后物质实利主义”与其说产生于一种偏爱，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虽然他们的基本情绪有助于唤起保护环境、为少数派争取权利和争取裁军的新的社会运动。
到了70年代，政治家们有了特殊的困难。在德国，改革政治家维利·勃兰特让位于实干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施密特的社会民主党在这10年末尾之时，越来越摆脱离弃了他。在法国，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徒劳无益地通过中间派，把手伸给了左派，他首先失去公众舆论的支持，随后于1981年的选举中败北。在1970年哈罗德·威尔逊出人意料地竞选失败之后，爱德华·希思1974年在大不列颠也遭受同样的命运（“谁治理这个国家？”），在经历了1979年的“令人不舒服的冬天”之后，威尔逊的接班人詹姆斯·卡拉汉的日子也没有好一些。在美国，早在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辞职就把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置于动荡不安之中，之后，两位在职总统于1976年和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在这些事件的每一件的背后，都有一段特别的历史，然而在70年代，人们可能经常会听到那些有权势者说，在艰难的时代，重新当选连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多的期望落空了，令人失望。在80年代，执政者们总是、而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在选举中就当选，80年代是多么不同啊！
如上所述，对于过早地评价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应该小心谨慎为好。也要小心一些东西，如颠倒事实关系的、因此也会把人引人歧途的具体性。1970年1月1日也好，1979年12月31日也好，在我们论述的上下文关系中，都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必须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在一个漫无头绪、扑朔迷离的阶段中结束的。过去的成就制造了一些新的困难问题，这些新难题不再能够采用那些久经考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结合为一种不安定的综合病症，有些人开始相信，末日已在来临，咄咄逼人。假如70年代靠本世纪末更近一些，从这10年中也许已经诞生出一个新的千年王国之统治（Chiliasmus）。很多人看到停下来好好思考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说在这一种价值观念的讨论中，含有某种嘲讽，那么，它并不意味着这个题目没有现实意义。当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时受到了压力之时，价值也受到了挑战，而且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曾经多次要求要有某一种趋势的转折。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并非来自左派，而是来自有派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创新性的思想。此外，很多混乱的思想出自政治派别。人们从这类观察中得出的各种结论，必然会有某种个人色彩。我的基本出发点是，返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甜蜜现实之路是不存在的，虽然由于缺乏可信的替代性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起初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次优答案。而且，返回到前天的痛苦的梦幻去的道路更是不存在的，即不能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代价之中去，这种代价为整整一个世纪的演变提了契机。前进的道路要求重新确立公民权利、生存机会和自由的内容。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七章 阶级斗争之后
1．失业
滞胀是70年代及其种种难题的症候：除了人们愈来愈高的期待外，似乎什么东西也不行了，这一矛盾变得令人有切肤之痛。80年代有另外一些症候。其中之一人们似乎可以从中窥见，似乎一切都行，而且直至能做的都做，有时还超出这个程度。赚得很多，但是，也冒了很多风险，而最后也损失很多。在引起轰动的崩溃之后，随之在那些过于大胆猛冲勇闯的人当中，出现一些不太能够看得出来的恐惧。供给的曲线变化迅速异常，几乎无法观察全貌。但是，这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应得权利上，即注意在雷蒙·阿隆的时代之后，在那些改革和新的漫无头绪之后，是否产生了一个可能决定着未来冲突的、新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必须转向80年代的另一种症候，即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和居高不下、而且持久的失业之间的奇特的矛盾。
在70年代，失业就已经上升。谁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初看起来，这是经济活动放慢的一种正常的伴随现象。因此，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开始从70年代的危机中复苏过来之时，失业人数也下降了。然而，下降幅度比人们预期的要小一些，而且很快就完全停止，不再下降。还在80年代景气很好的时代，失业率几乎到处都很高，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有所上升。在像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政府起初相信，100万失业人数会使它们的落选成为不可避免，但是，很快这类担心就被忘得一干二净。2％和3％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把人们的视线引开，使他们不去注意在一些5000万到6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失业人数超过200万大关的事实。5％的失业率开始被视为正常的，而10％的失业率开始被视为可以忍受的。
这并不同样适用于美国。在这一章里，首先特别要讲一段欧洲的历史（而且也不包括像瑞典和瑞士这样的欧洲国家，无论如何，还不描述他们）。如果对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和失业作比较研究，将会清楚地发现令人目瞪口呆的差异：欧洲的僵化性，美国的流动性和日本的家丑不外扬的做法。不过，我们还是暂时留在欧洲。
在一个经济增长时代的高失业，向我们提出了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劳动和公民身份地位的历史的问题。为了从经济发展问题开始分析，首先必须再次强调80年代增长的特殊品质。这种增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令人惊讶的。奥尔森不是已经给我们讲过，要打破滞胀的僵化，必须有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革命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的一种向供给方面的转折，而战争则用民主的手段进行，针对工会，也针对福利国家的某些利益。转折的发起者首先根本不是在严格熊彼特的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些政治家，如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其他一些在经济政策上追随这两人的不同政治色彩的人。
80年代增长的历史发展绝不是直线型的。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个10年开始于一个深深的低谷。1982年之后，才可以在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谈论高度景气。这10年行将结束之际，首先是在1988年和1989年，景气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比如在大多数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人们考虑到这里谈的百分比对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当于1950年的4倍。倘若把增长率折算回每年增加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那么，这个数量比在50和60年代大多增长得快得多。80年代是经济奇迹的10年。
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奇迹？苏珊·斯特朗提出了已经多次引用的“赌赛资本主义”的概念。80年代的奇迹是靠债务和大胆冒险的资金运作滋养的，如果不说是靠投机的话。华尔街和伦敦的股市打破一切记录并非偶然，其他股市稍事犹豫后也紧随其后。有些人赚得的、然后又投入的钱，其规模超出一切想像，首先是从前闻所未闻的。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一切高度景气阶段；然而，80年代似乎是特别棘手的年代。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分析家，例如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或者彼得·杰伊（Peter Jay），早已看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经济已经处于“深渊的边缘”。1987年春，一本未来学派的著作《1990年的大萧条》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这年10月，股市经历了第一次大危机，两年后又一次大危机紧随其后。股市崩溃不一定意味着衰退；有时候股票的市值似乎脱离了企业的发展业绩。然而在这10年临终之际，现实的国民经济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10年间，究竟可持久增长的成分有多大？奇迹到头来是一种视觉的错觉吗？无论如何，暗中的怀疑伴随着飞黄腾达者们刚刚得到的财富。
其中有一个原因，肯定在于明显存在的不成功者们，因而也存在于失业。在欧洲，80年代的增长对失业者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也许，认为它在某种方式上是建立在失业之上的论点，甚至也能说得过去。是的，有两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同样数目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东西；另一种方法是：由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同样数目的产出。在80年代，后一种方法非常广泛传播。各国政府为其国家竞争能力忧心仲忡，它们允许雇主们把他们的就业人员缩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减肥后的企业的产量与从前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劳动量（用劳动的总时数来衡量）之间的关系，德国有令人信服的数字。直至50年代后期，两者都在提高，虽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已经比劳动量的提高快了。不过自那时以来，两种曲线就分道扬镳了；今天它们呈反向发展关系。如果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00，1986年上升到400，而人均劳动量起初上升到110，后来在同样这个周期内则下降到66。从少得多的人的劳动中，产生了高得多的供给。
根据这类观察进行外推法分析，历来就已有过。因此，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几乎还不能为它们所动。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