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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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一些例子还要复杂一些。有人说过，“信息社会”产生了太多的信息，超过任何人能够利用的数量，然而，这里包括各种需要相当高技术资格水平的职业。人们一再听到关于公共服务机关职位明显过多的报告；人们只要想一想帕金森规律以及在英国海军中船舰数目和从业人员数目之间的反向关系。有时人们也提出疑问，经营管理咨询公司的繁荣是否大大改善经营管理，更不用说改进生产了。因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职业，它们在时世兴顺之时为那些拥有富裕的人的富裕作贡献，而在时世艰难之际，它们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其中有些职业会首先被裁减掉，如果不得不严肃对待竞争能力的话。
然而，提供这类形式的就业可能也是值得追求的，虽然还将谈到它们的社会代价。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派阶级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一方面，它的成员们睁着敏锐警惕的眼睛，关注那些“真正的”职业或者至少如此装点的、仿佛就是“真正”职业的职业，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喜欢失业的无序。无论如何，在那些拥有可靠的、高工资的和显然很有意义的就业工作的人和那些不拥有这一切的人之间，开始形成一道新的界线。在那些存在实际工资刚性和多数派阶级目光短浅的国家里，长期失业就是症候之一，虽然真正的分界线与其说划在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之间，不如说划在低收入的那一半从业人员的中间位置。
由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应得权利问题是严重的，它绝不简单。工作岗位作为劳动社会里的生存机会的关键，很长时间不仅作为进入供应世界的入场券，而且也是公民身份地位的前提条件。职业仿佛就是通往应得权利世界的针眼。例如，选举往往是以人们是纳税人和后来又是某些特定的职业等级的成员为前提的。一般地，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过去是（而且今天仍然是）与职业工作相关联的，尤其是由于为了社会方面的应得权利而规定的保险原则，是与职业活动相联系的。在给公民的身份地位下定义时，我曾经强调指出，公民的身份地位不是一种交换契约的结果，因此也是不能够出售的；公民的身份权利是不能交易的。基于这个原因，公民的身份地位同职业分开意味着进步，尽管劳动世界的主人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扭转这种进程，使之倒退。不过，应得权利派在企图建立某一种劳动权利时，它很快就开始犯着它的固有的错误。这既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滥用“权利”一词。为所有的人找到工作，这可能是值得争取的，而且对此作出许诺，政治家们可能也会认为是有益的，然而，没有任何一位法官能够强制雇主去雇佣失业者。无论如何，在自由的国家制度下，情况就是如此。而且，为就业而就业，就是一剂没有经济效益的药方。为了自由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不劳动的权利，因此，政府就不能强迫任何人，陷入一种他或者她想摆脱的依附关系之中。这样说绝对不是开玩笑；毋宁说，它是明确一方面是权利和应得权利、另一方面是政治和供应的概念的结果。
因此，持续长久的失业就提出应得权利问题。只要通往市场的进入通道、因而也是通往供给的进入通道仍然取决于就业，那么，失业就意味着这条进入通道仍然被阻塞着。哪怕失业救济金和失业补助保护人们不受极端贫困化之苦，情况也还是如此。在欧洲，已经开始了关于劳动和公民身份地位日益分开的辩论；有些作者和政治家，把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视为在通往解放道路的必要一步。在美国，也有一些激进的作者持针锋相对的立场，并且论证道，劳动、包括它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和依附关系，是文明的一个前提条件。辩论拾起古老的话题，而且由于劳动世界发生了那些我已暗示过的变化，辩论具有现实的意义。不过，对于失业者来说，它很难令人感兴趣，对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可预见的冲突来说，也不会令人感兴趣。
2．关于定义（1）：下层阶级
新的社会问题的历史尚不完备；尤其是还缺少美国方面的历史。诚然，在美国也有长期失业。而且，经济学家们把他们在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失业方面的假设作了更正，往上调高了，即调至6％或7％，然而在最近几十年内，美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的工作岗位，谁也不谈工作岗位的短缺，或者仅仅是理解这一概念。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人的生活里劳动伦理及其语言的普遍适用；它尤其与我已经提到过的失业和工作岗位短缺的条件之一息息相关，即实际工资作出灵活下调的反应。美国的实际工资事实上是下降了。这就意味着，虽然不少人找到工作，然而依旧贫穷。长期贫困是美国对欧洲长期失业的对应物。
美国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始于70年代中叶。这样一来，一个持续长久的趋势被打断了。自从50年代以来，对于全时制工作的男子来说，平均工资总是不断提高。在60年代，靠工资为生的人当中的1／4低收入者的平均工资开始下降；在80年代，在所有美国的男子中，不少于80％的人在他们实际收入方面，遭受相当可观的损失。（在这段时间里，就业妇女的平均收入保持不变，或者略有上升。）在同一时间内，自从4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在官方贫困线之下的人数，又从11％上升到15％以上。而且，这些数字绝不仅仅反映那些在这个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时都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就业的人的收入下降；后者在美国不是一般规律。毋宁说，这些数字是裁减收入相对较好的职位，并且创造新的、较低工资水平的职位的结果。如果考虑到没有同时计入附加开支——诸如医疗供应的应得权利或者劳动场所安全的应得权利——那么，这种趋势就还要更加严峻。
这种进程的影响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果有大量的人必须预计到在今后的10年里收入会下降，那么，有关的当事者就不会非常乐观地展望未来。（弗朗克·列维计算过，自从开始有统计以来，平均年龄为40岁的美国人，不得不预计到在他的生命的其后10年里，他的实际收入会下降14％。）当然，总体情况掩盖着一些特殊的发展情况。有些人日子过得很好，而且他们可以期望，好日子会保持下去。另一方面，相当数目的人处于下层的边缘。他们有时可以忍受，有时十分艰难。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贝弗里奇曾经建议采取“正规化”来作为对付失业的药方，即定期雇用部分计时制工人或者临时工，来对付失业，那么，今天可以观察到一种与此背道而驰的发展情况。这种发展情况从就业者的立场上看，并非总是不自愿的；然而，它提供着引起人们广泛感到不安全的契机。在美国，就业情况对于人的一般经济地位的影响比在欧洲要强烈。很大的一部分人徘徊在穷困线上下，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其中有很多人有工作；他们是“有工作的穷人”。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描写他们。对他们来说，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显然是困难的；同时，他们并非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不仅回忆更加美好的日子对他们有所帮助，而且技能资格也于他们能有补益，借助技术技能，他们就会摆脱穷困。
这不再适用于那些情况还要糟糕的人，即下层阶级。美国的“贫民窟”下层阶级已经变成为优先的研究项目和公众讨论的题目；但是，还存在着些许怀疑，它究竟是一个由社会学家构想的范畴，还是一种社会现实。没有任何一个工业社会不残存着没有劳动能力者、好逸恶劳和四处游荡的流浪汉。然而，巴黎的无家可归者及其在伦敦的相应的同路人，并非是一个下层阶级。要产生一个下层阶级，就必须有招募其成员、确立与其他阶级的界限和形成其行为举止特征的系统进程。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仿佛存在着这类东西。对这种现象的描绘，细节上千变万化，但是，都集中在“少数群体”的广泛相同的特征上，“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的贫民窟里，其特征是与劳动市场的联系脆弱，滥用毒品和酗酒，私生子女，长期依赖社会救济，以及——至少在男人当中——有犯罪行为的倾向”。换言之，这里谈的是一种社会范畴，社会病理学的特征集中表现在这个范畴里，以至于形成一种异化的持久状态。它的特征是缺少技术技能专业资格，居住条件恶劣，依赖国家帮助。下层阶级的很多成员属于少数民族，而且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里。他们的举止行为多暴戾。
有不少作者曾经企图确定下层阶级的规模。显而易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的问题。理查德·内森（Richard Nathan）曾调查过美国的百大城市。他的最狭义的定义仅仅包括贫困的黑人和伊斯帕尼亚人的群体，它们生活在集中的穷人区里；这总还是已占8．7％的城市人口，或者说超过400万人。大多数的估计数字在10％和5％的总人口之间摆动，虽然有些数字比这高得多。如果包括所有那些在诸多社会或经济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摆脱国家政策掌握的人，那么在实际上，5％与其说是一种过高的估计，毋宁说是一种过低的估计。
不过，这类从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的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依旧必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说“下层阶级”这个概念应该有某种含义的话，那么，这个含义就必须描绘出一种社会地位和社会行为的可以辨认的范畴。实际上，内森谈到了一种“牢固的残余群体，它很难把握，很难用关系与它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n Julius Wilson）。他是下层阶级这个科学概念的真正的发明者，虽然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里更乐于谈到“真正受到歧视的人”，并把社会因素估计得高于民族或者种族因素。他原来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部分作为公民权利运动的后果，部分作为相对有利的经济条件的后果，很多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成员离开了美国城市的城区。这样一来，他们就仿佛铲除了在包容与排斥之间的桥梁，因为随着他们的离开，较缺乏专业技术的人和较缺乏参与动机的人的“角色模式”也消失了。留下来的人处于一种“社会孤立”的状况。很快就出现一种（歧视对待的）“集中效应”，它使得在“贫民窟”和其他城区之间的界篱越来越难以克服。下层阶级不是站在一个角色阶梯的底部，也不是至少在一个行进队伍的末尾被拖着一起前进，它发现自己在社会方面已经脱了钩，而且处在一种越来越不能避免的受歧视循环之中。
在欧洲，下层阶级迄今为止受到较少注意，哪怕撇英国不谈，在英国，这种现象在某些方面与美国的经验相类似。然而，即使在英国，威尔逊所描绘的脱钩进程也还远未走得像在美国那么远。各种观察和报告几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英国的内城的受歧视区域里，人们尚有很多毅力、技术素质和参与动机；缺乏现实的可能性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