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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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映照20世纪时，她找到了很多读者，而这就不会令人惊讶了：“瘟疫，战争，苛捐杂税，拦路抢劫，政府腐败失治，反叛起义和教会分裂”，是当时“堕落沉沦的奇特的和巨大的源泉”。人们对这份清单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更新：艾滋病，战争，苛捐重税，恐怖主义，政府腐败失治，起义暴动和历历在目的核威胁。　　　　
　　这里我想起了另一种思想。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附带地提到他们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的情况。犹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友善地表达的那样，“这种社会的渣滓”（正如有些人也把“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词转换成其他的语言那样），是“旧社会的消极的腐化”。无论如何，这不是搞革命的材料。流氓无产阶级的成员虽然最终也被卷到革命的洪流里，但是，他们的社会状况毋宁说使他们成为搞反动阴谋勾当的一支后备军。特奥多尔·盖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又抬起这个题目。社会的最下层“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没有立足之地”。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会导致建立有组织的利益代表机构，而是导致无阻无挡的造反。在这个群体里，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比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的现实政策更容易与之打交道。“众所周知，在工人中”，有“一种沉淀渣滓，［它」不能在职业生活中立足，心理上不能适应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按照地道的雇佣兵受雇的方式去进行冒险、去战斗，而是没有太多过问，［它］就把拳头、棍棒和指节连环铜套随便借给谁”。　　　　
　　然而，这一切并未说明20世纪末的社会冲突。这仿佛是人们把1＋1总计起来，然而惊奇地发现，并没相加为4一样。实际上，有很多情景冲突（正如人们也许可以这样称它们一样），即没有相互联系的公众暴力行动，它们除了让参与的当事者疼痛和让周围的旁观者惊恐外，不会有多少收获。不过，即使是暴力游行者也往往不是下层阶级的成员。实际上，在北美也好，在欧洲也好，下层阶级并不特别喜欢暴力行动；他们对官方的社会甚至并不特别敌视。倘若持续贫困的穷人和长期失业的人一般去参加选举，他们的选票的分配也不会与其他的选民有多大的不同（这也适用于盖格尔所描写过的30年代。帮助希特勒上台掌权的恰恰不是失业者，虽然他们的命运与中产阶级的歇斯底里有关系）。一位作者根据经验的研究，他报告说，下层阶级“被异化了，并且信仰民粹主义，但是并不激进”。下层阶级本身是分裂的，因此，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寻求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摆脱苦难的出路。对公众讨论的大题目，他们相当无所谓，置之不理。下层阶级倾向于冷淡麻木，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但是，它被异化了。在此，不管是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好，还是主观的感受也好，都同等重要。对于下层阶级和长期失业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他们在社会的博奕里可以说是没有加入。这个博弃在进行，但没有他们的参与。在一种非常严肃的意义上，“社会不需要它”这个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论断，是适用的。在多数派阶级里，很多人祝愿让下层阶级最好干脆从画面上消失掉；如果他们真的消失了，那么，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觉察到他们的不存在。有关当事者清楚地知道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社会尤其离得远远的。警察和法院，从根本上讲，国家机关和官员，是社会的象征。人同官方的社会分割开来，其程度很少能像这类说法所道明的这么彻底。对于很多人来说，除了记恨和进攻，个人在社会方面的升迁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他们的生存情况包括：他们虽然属于下层阶级，处于游离状态，时而逃脱，时而掉落进去，但是，在他们重新掉进下层阶级之前，他们有时可以逃脱它。另一方面，没有加入社会的感觉，似乎传播扩散到那些以失业和贫穷为特征的群体的界限之外。青年人尤其有一种倾向，从社会的边缘引申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尽管他们能有工作，在舒适的多数人之家里能有一席之地。这样，就出现着下层阶级的文化和中层阶级的对立文化的奇怪的趋同现象；理应这样说，两者不应混同在一起。不去关心官方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这已经成为广泛传播的习惯。　　　　
　　这种习惯也许是20世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单一的特征。而且，它有一个名称，即“失范”。倘若涉及的是表现各种社会的紧张和对抗，那么对这些社会的想像力是无边无际的。街道巷战和暴力罢工，选举和集体工资率的谈判，集体和个人的流动，这些统统都是这类紧张和对抗的表现形式。今天，我们必须为它们补充一种新的变化形式。冲突似乎不是作为在一次革命战争中的战斗部署，或者甚至也不是作为民主的阶级斗争，而是作为失范。　　　　
　　这个概念很重要，必须停留片刻，对它稍加阐述。希腊文“失范”（Anomie）或者毫无法纪，它往往被作为无政府状态（A－narchie）同义词加以使用。（无法无天！）在巴巴拉·图季曼用镜子映照那个时代之后不很久，一位英国作者写道，失范“带来一切都无序、怀疑一切和对一切无把握”。在现代的社会科学里，这个概念归功于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　　　Durkheim），他谈到失范，是为了描写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使得社会的规范失去效力。失范的结果是人们失去一切约束，直至他们把自杀看做是惟一的出路。罗伯特·麦敦为我们对失范的理解补充了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失范描写为“文化结构的崩溃”。倘若人们不能在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基础上，遵循他们的社会的各种价值这样崩溃会发生。如果年轻人被告知，若想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就应该有耐心和努力工作，但是又被告知，最能取得成效的发财致富方法是在期货交易所里进行投机，那就会产生失范。　　　　
　　在描写现代社会的一种奇特的特征时，这个概念会有所帮助。往往有人说，暴力犯罪（“严重犯罪”）最近有所上升。事实却不能十分明确支持这种论断。针对财产的犯罪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肯定变得更经常了；谋杀（和自杀）的频率总是波动，起伏无定，今天也是如此；严重犯罪（伤害身体，重大抢劫，强奸等）的数目在有些国家里，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增加了一倍，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基本上保持不变。然而，有些别的东西比单纯的犯法数字更为重要，这就是共同体对解决犯罪问题无能为力。在20世纪晚期的规范的世界里，产生了某些“没有法的空间”。在英语里，有“非通行区”（no－go－area）的表达方法，用于一些人们不得进入、首先是警察也不得进入的区域。当局当然否认这种说法，但是在实际上，在一些内城的某些地方，不过也包括地铁和火车站，它们（用根据汉堡经验的形象语言讲）已经变成了“港口大街”，因此，在里面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隶属于法的共同体的规范性惩罚。有时，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由于有些学校和大学，占主导地位的准则在它们里面似乎已经失效，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已经变成为“没有法的空间”。　　　　
　　我们的社会有这些象征性的“没有法的空间”，这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更为严肃的问题。它们与法和法律的实践或恰恰是不实践的方式、方法息息相关。在当前的各种社会里，“有罪释放”（正如一位英国法学家所称的那样）业已成为一种熟视无睹的现象。我们知道，有人触犯了法律；他们甚至公开承认；然而我们也知道，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受惩罚。与此相关，青少年罪犯向社会提出了特别紧迫的问题。几十年之久，一种倾向占据了统治地位，即在谋杀和故意杀人后，也还要让“社会”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在同样这几十年之内，半数的传统犯罪以及半数以上的暴力犯罪，是21岁以下的人——大多数是男子——干的。青少年的规范性的“没有法的空间”，也许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事情，因为它把青少年排除在他们应该学习的、维系社会团结的规范之外。　　　　
　　按照这种观点，失范是一种违犯规范不受惩罚的社会状态。这部分是一种下层阶级现象。美国有很多非婚的母亲，孩子们“缺少”父亲，这就提出了一些问题，必须找到一个答案。阿玛蒂亚·森提出他的戏剧性的论断，认为法和法律处于物品的可支配性和对要求得到物品的应得权利之间，他的这种论断也并不总是对的；有些缺乏应得权利的人，他们干脆去夺取可以支配的东西，而警察和法律却很难有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除此而外，失范还描写着一种浸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状态。虐待儿童、婚内强奸以及偷税漏税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就属于这种状态。人们没有加入社会，因此也感到不受它的规则的约束。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社会对自己的规则的信赖减少了；不再能够简单地强制人们遵守规则。　　　　
　　如同往常一样，我在这篇随感里也不想由于夸张而贬低我的各种论点的价值。从前，规范也已经总是被违反，一切社会都曾发现，很难强制人们遵守它们的规范。某种程度的违反规范，甚至可能是健康的；众所周知，再也没有更可靠的办法，能比一切都照章办事更使一种经济停滞不前了。这个经验可能对社会是普遍适用的。然而，依旧必须审视一下，看看最新形式的社会冲突是否以社会契约本身有问题作为主题的。我这里所指的不是通过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来对社会契约作一些较微妙的补充，尽管这些补充可能也十分重要。毋宁说，我指的是涉及法和秩序的社会契约的一些首要的和基本的条文。自由党人不喜欢这些词汇，因为它们常常被用来通过法律文字来扼杀法律精神。不过，我们这里遇到一个题目，它允许我们暂时把关于现代社会冲突的论述束之高阁。　　　　
　　从前的冲突的残余，在当前还多方存在着。其中也包括人们所熟知的阶级冲突的各种形式。不过，并未产生可以与之同日而语的新的冲突。多数派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而且也不会产生可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相比较的有组织的冲突。但是，它提出了一个有严重影响的问题。倘若种种迹象表明，一个社会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真正加入它的群体的持久的存在，这个社会本身就会有问题。这种措词十分抽象，犹如社会失去了对它自己的规则的信赖的论断一样。也有人谈到，多数派阶级正在丧失它的自信。它对自己的地位不再感到有把握。因此，它在不应该有界线的地方，划出界线，而如果要强制实施它的规则，它就犹豫迟疑，难下决心。　　　　
　　也许，这描写的是一个暂时的阶段。是的，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本章里的很多提法，只有在很特定的条件下才适用。瑞典或瑞士，还有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它们很长时间以来走着他们自己的道路。或者它们只不过是迈向失范的道路上的姗姗来迟者？我们曾经十分强调各种社会之间的差异。不过，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在西欧，自我怀疑的迹象是不难看出的。我把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