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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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的经济学家中，尚未出现一位新的凯恩斯。如果新的凯恩斯出现的话，人们将会从提出战略性改革建议的能力认识他——或者这次是她。对于战略性改革，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界定。这里涉及一些实现改变的措施，就此而言是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从一个特殊的点上开始，然而这个点是有选择的，人们这样来选择这一点：从它出发应能发挥深远的影响，甚至发挥根本无法充分预见的影响。在此，典型地关系到政治和经济、应得权利和供给边界线上的一些点。无论如何，这适用于利于为更多的人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的战略性改变。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的概念，其力量就在这里；有保障的基本收入的力量，可能也在这里。　　　　
　　因此，战略性的变化就是通过负责任者采取行动来扩大生存机会的实际方式。它们是以批判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师们的整个武器库为前提的，波普尔绰绰有余地装备了这个武器库；在这里，重要的恰恰不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计划或一刀切的模式来改造社会整体”。另一方面，战略性的改变也不仅仅是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撇开这种毋宁说是不幸的词语选择不讲——这种选词假定政治决策有着一种纯技术的品质——零零星星的或者逐步的做法是建议人们采取反应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行为。它也隐含着一种演变速度，在严峻的情势下，速度可能太慢。波普尔的概念首先被所谓的实用主义者所采纳，这也许并非偶然，对于实用主义者们来说，行动的方法比目标更为重要。波普尔可能会令人信服地论证道，这里误解了他的意图。他不仅谈到“改革社会的任务”，而且也谈到有可能“通过一种普遍的倾向为一系列零零星星的改革提供信息”。我想，对于波普尔会接受战备性改变的思想这种假设是不会错的。但是，他显然有别于在《历史主义的贫困》里形成的概念。战略性的行动包括一种方向意识，因此，并不满足于“小心谨慎和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有所准备”。而且，应当不仅仅从形式上理解方向意识，各种实现方法也不仅仅是技术性质的。　　　　
　　演变的方向是这篇随感的主题。在好些时候，战略性的变化要求更加强调供给，在另一些时候，则要求有更大的应得权利。对于自由党人来说，所偏重的改革是始终针对两者的。自由的政治关键要点是同时提供更多的机会，又让更多的人分享机会。这从来就不是不言而喻的。它要求，即使在降低税收和对有进取心者提供刺激的时候，也仍然要清醒地意识到还有不可容忍的不平等，以及意识到，不得由于有意摧毁特权，解放受特权损害的人，而窒息未被利用的选择可能性。马蒂内斯关于市场准入和货物的可支配件的悖论是一种挑战，并非是一种无可奈何、不可避免的命运。在现代历史的伟大的时刻，它已经涣然冰释了。　　　　
　　各种革命是历史的又苦又甜的因素。它们的过分的许诺有着高昂的代价，无法得到信守。然而，人总抱有希望，因而可以使人坚信革命的许诺。甚至保守党人也在革命中寻找他们的灵感，虽然这些革命远远落后了。但是，什么东西可以刺激战略性改革的灵感呢？很多有关社会问题的作者们都曾被诱惑，过在某个时候推测一次什么是值得希望的目标。伊曼努埃尔·康德总是用幽默包装起严肃的看法，人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一种模式。马克斯·韦伯仍然是最为深沉沮丧的。雷蒙·阿隆只是很少冒昧进行推测、浮想联翩，虽然他曾经写了关于《世纪的希望与恐惧》，建议不要梦想，而是要采取行动，以解决“建立一种公正秩序的永恒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们有时遵循一种会令他们自己失业的幻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好，穆勒的“静止状态”也好，都不需要经济学家作顾问。凯恩斯也沉溺于这种态度的某种变化形式。在为“我们的孙子们”思索他们的经济生存机会时，他大胆地断言，“人类将会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并且在此之后，可能会追求更加美好的东西。“然而，请注意！实现这一切的时代尚未到来。”　　　　
　　这类考虑听起来令人深思，可能会令某些人心悦诚服。供给是没有应得权利的不完善的生存机会，而各种根系联结的那个更为难以把握的要素也总是属于生存机会。因此，即使在以后，各种根系联结也是机会；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用它们造就出来的东西。在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活动和意义，对于这二者来说，公民身份也好，国民的富裕也好，都仅仅是条件。如果人们对这一切思考正确，那么，只要我们保持改善事物的热情，各种现代的公民社会就不是生存的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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