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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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产权与佃农制度》发表于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排在第一位置。该学报举世尊为一哥，我有点飘飘然。过了两天，在系内遇到当时的系主任A。Harberger。他高兴万分地说：“我刚才读完
了你的《佃农》文章，觉得有趣味。”
我说：“有趣味？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他答道：“我说‘有趣味’是我对任何文章的最高评价了！”
Harberger摆明是餐馆顾客。我是《佃农》的厨师，他说味道好，我还要他再说些什么呢？三十年后——一九九八年——洛杉矶加大举办一连十年、每年一个的Harberger演讲，邀请我为第一个讲者。我同意后，邀请的主事人说，选我
开锣是Harberger的主意。我大喜之下，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说：“请转告Harberger，他的品味好！”（He has good taste！）
学术成就的大或小，通常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要先在今天来品评，较为可靠的是味道（Harberger所说的趣味——interest）。但由谁作味道的品评呢？谁是学术上的蔡澜、肥佬黎、周安桥？
说实话，虽然香港的学术远不如“自以为是”的水平，但有品味，懂得品评的学者是有的。不是每一个学系都有，但高人总不至少于凤毛麟角。问题是，在目前的好几家公立大学的竞争中，要在本地选出众所认同的“味道”品评者就
不可能。
是的，学术成就的衡量，最可靠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学术是不能永久地哗众取宠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味道的品尝不可或缺。今天香港所选用的准则，每一项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多少吗？就是岁近黄昏，强而为之，我今天还可以每年在国际学报上发表三十篇。这是因为我懂得被学报接受的文章规格，或公式，知道怎样胡说在短期内可以瞒天过海，也明白同一论点，可以改头换面地写十多篇文章。（有
人问史德拉，为什么他的文章数量不够某些学者多，他答道：“我每篇文章只写一次！”）
论学报地位的高低吗？那你就要把“公式”改变一下。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数吗？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门。这些无聊的玩意，说出来会误导青年，不说为妙——虽然最近道听途说，一些香港的年青学者正在研究这些法门。
优质的学术如葡萄美酒，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在酿葡萄酒这个行业中，有些专家能品尝新酒而相当准确地推断十年之后的酒味。要品评香港的学术，我们需要这种专家。要不然，我们就不妨等二十年。一篇文章发表后的三几年，
因为哗众取宠，或错得惊人，被引用的次数可能不少。但若二、三十年后还常被引用，就是葡萄美酒了。
在目前香港的情况下，我认为最可取的评审学术方法，是要每一系的每一位教师，选出自己五年内最称意的一至两篇文章（未经发表的文稿亦可），集中起来，到外地找三位有分量的学者作品评。五年办一次，费用不高——比现在的
“麻烦”费用少得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因此而避免那些正在兴起的，为争取现用的准则的分数所导致的巨大浪费。
我们要让年青的学者在重要的题材上打主意，日思夜想，想了几年才下笔。我自己的习惯，是几个题材在同时期转换想，过了些时日，其中一个突然间觉得可以下笔，甚至忍不住要下笔。一下笔，通常只是三数天的工夫。这样写出来
的文章是不容易被忘记的。
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作者：张五常
1999。10。13
经济学的发展在走下坡！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说。当时持这观点的有布坎南（J。Buchanan）、高斯（R。Aase）、雅伦（W。R。Allen）等人；不肯定的有巴赛尔（Y。Barzel）、艾智仁（A。A。Alchian）；认为后生可畏的有赫舒拉发
（J。Hirshleifer）。今天，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这个说法。
但为什么经济学会走下坡呢？这个问题就不容易有一致的答案了。高斯认为今天的后起之秀多用数学，以致没有内容。佛利民也认为数学是用得太过分。艾智仁及巴赛尔认为博弈理论过于普及，而这理论其实有没有可取之处还不知
道。贝加（G。Becker）、H。Demsetz等人则认为博弈理论是走错了路，是不应该鼓励的。
上述对经济学发展起码有所保留或摇头叹息的人中，最年轻的是我，而我是六十三岁了。那是说，老一辈的与年轻一辈的，对经济学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个现象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最近在西雅图与巴赛尔相聚，谈到经济学的发展，我对他说经济学走下坡，可能不是因为数学用得太多，而是后一辈的似乎不懂价格理论。他想了一阵，同意了。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什么其他理论都可
以不懂，但不能不懂价格理论。另一方面，只要你能对价格理论（是指Price Theory，不是指Microeconomics）掌握得通透，其他的任何理论都可以变化出来。
今天经济学研究院的必需读物，与四十年前的完全两样。古典经济学的论着，我作学生时必读的有史密斯、李嘉图及米尔的三本巨着。今天的学生，读过此三书的机会是零。古典经济学完全没有数学，而错漏的地方颇多。但这些论着
是为真实世界而下笔，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有一套不可忽略的办法，是价格理论的出发点。漠视了这些前贤之见，处理经济问题就会脱离现实了。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我作学生时必读的有Marshall、Wicksteed、Fisher、Knight、Robinson等人的作品，而今天的研究生，读过的机会是近于零。这些读物，虽然比较旧而错的地方有的是，但提供了价格理论的架构基础。可能我有
点老糊涂，但我就是不明白，若没有拜读过马歇尔（Marshall），怎可以知道价格理论的本质？
几年前我问过几个专于金融财务学的年青学者，有没有读过费沙（I。Fisher）的《利息理论》。他们都说没有，因为是过时了。胡说八道！这些后起之秀本领再大，也不可能有费沙十分之一的功力。今天不能，永远也不能！（费沙名
着的第一段只有一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不知他们想过没有？）
转谈我这一辈的“新”的价格理论吧。高手如佛利民、史德拉、艾智仁等的论着，作学生时我不仅读过，而他们书中的每一条问题我都了如指掌。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对这些大师的价格理论作品大都不大了了。几年前遇到一位很有
天分的中国年青经济学者，在英国的一间名大学拿得博士的。我问他有没有读过佛利民的《价格理论》一书，他说没有，因为是过时了！没有读过佛老该书的第五章多次，怎可以知道成本与竞争的关系呢？当然，你可以无师自通，自己发
明，但何必自创人家已经说过的？虚心地拜读，读之再三，不是会节省很多时间吗？
其实，价格理论开始失传，我早应在十多年前就察觉到。那时替香港中学的高级会考出经济试题，我问：什么是价格？（What is price？）中学教师及同事们无不哗然，认为我不应该那样问。可能他们认为我问得太浅吧，但今天的经
济学博士大部分应该答不出来。这个“浅”题目是艾智仁三十多年前出博士试题时常问的，我当时只答一句就过了关：价格是消费者在边际上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
在加大考博士口试时，赫舒拉发问：为什么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我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那样。赫氏当时是考理论的代表人，听到我那样答了一句，道：你在理论上下过功夫，我不用再问了。这一问一答后来在加大传为佳话。
有实用性的价格理论，永远都是那样“浅”。问得浅，答得也浅，困难就是要明白重点所在，而这个“明白”是要花很长的时日才可以掌握到的。
当年老师雅伦对我说：世界很复杂；后来老友佛利民对我说：世界很简单。这二者看来是各走极端的看法，其实是同一回事。雅老是说复杂的世事，不容易解释；佛老是说若有可取的解释，必定是简单不过。这二者加起来是说，复杂
的世界以复杂的理论解释，其成功机会近于零；复杂的世界是要以简单的理论才有机会解释的。
价格理论之所以是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是因为一旦掌握得通透，简单之极。问题是这“通透”来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点要拿得准，引用时要来得活。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然后再回到深，又
再到浅。我自己来来回回几次后，三十年来就只懂得用浅的，而忘记了深的或复杂的了。
今天经济学的后起之秀所写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论就觉得复杂无比，不想再读下去。这使我意识到，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
作者：张五常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
科斯（Coase）定理的一个重要引申是，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则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这意味着，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各种制度的或组织的安排提供不了选择的根据，区此也不能用经济理
论来解释。不仅经济组织是随机决定的，而且实际上谈不上有什么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都只是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引导的。
但是组织或各种制度的安排确实存在，而且为了解释它们的存在和变化，必须把它们视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选择的结果。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
这样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
些成本的确很重要，把它们称为“交易成本”，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它们甚至在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的经济里，也会赫然耸现。
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间人
的活动安排，都意味着组级的存在。这些职业在鲁滨逊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成本。
当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一切在克鲁索经济中没有的成本，组织被同样广义地定义为任何要求有看得见的手服务的活动安排时，就出现一个推论：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间，经济学家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