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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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日子在脑中消化，对历史免不了有自己的观点。且让我凭记忆中的消化所得说一些吧。
一千年前，中国是北宋（九六○——一一二七）时代，很了不起。当时美国有的是“红番文化”，与我们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差不多水平。欧洲呢？一千年前是那所谓“黑暗时代”，文艺复兴还要等四百年。那是说，一千年前，
中国的文化与经济，高出欧西不可以道里计。
北宋的陶瓷艺术，无与伦比。论画，我们只要看范宽的《溪山行旅》就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米南宫的行书与黄山谷的狂草，就是今天也算是一级的抽象艺术。苏东坡与李清照等人的诗词，光芒不可方物；到了南宋（一一二七——一
二七九），辛弃疾也非同小可。是的，八百年前，中国雄视天下。
元代（一二七九——一三六八）来了一个致命伤。这段时期的困难所在，是入侵的外族漠视中国文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是毛润之说的。好些中国文化专家认为元代的文化大有可观，但文化的发展不是朝夕
的事，就是急剧倒退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面目全非。
整体来说，比起宋，元的文化跌得很厉害。马致远算是高手，但怎可与苏学士相提并论？鲜于枢的书法大有可观，但与米芾根本不是同一水平。元代的陶瓷艺术，有青花釉红的始创，但整体却是跌得一塌糊涂。宋代五大名中的钧，起
于唐而达于今，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我喜欢研究钧的演变来作一个大略的（不一定是可靠的）文化衡量。是的，钧极精于宋而极劣于元。
话虽如此，元代当时还是胜于欧洲的。马可孛罗（一二五四——一三二四）可能是当时唯一的主要证人。他的“游记”把中国捧到天上去，就是将他说的打个八折也胜来容易。
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是中国的一个文艺复兴，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大约一三五○——一五八○）是同期的。看官要知道，文艺的盛衰永远跟经济的盛衰连带在一起，中外皆然。所以若没有可靠的经济数据，以文艺来衡量经
济虽不中亦不远矣。
明代的文艺复兴，主要是先“复古”然后创新。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陈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等就是其中几个代表人物。此“复兴”与欧洲的
很不相同。明代的有“古”可复——宋代的传统是一个大金矿。另一方面，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没有了不起的传统的。
大名鼎鼎的达文西（一四五五——一五一九）、米开兰基罗（一四七五——一五六四）等人，其天才绝顶毫无疑问，但他们对文艺的主要贡献，是打破了当时宗教的传统约束。纯从艺术本身及其思维哲理来评品，欧洲当时的水平与我
们的明代所差尚远。
以视觉艺术来说，好些学者认为空间处理的思维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衡量。这方面，北宋所达，欧洲要到十七世纪中叶才达到。那是说，一千年前，在艺术的一个重要思维上，中国比欧洲先进六百多年。
明代之前，中国比不上欧洲的，是建筑。建筑不单论艺术，也论科学工程。科学上，不管我们怎样高举自己的传统，引证于青铜、陶瓷、纸张等的神乎其技，但整体来说，在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一——二一二）之后我们的科学就比
不上欧洲。然而，从经济那方面看，科学在欧洲要到工业革命（十八、十九世纪）才大派用场。科学在中国为什么那样不济，是个重要的话题，我会在本文的第四篇（四之四）试作解释。
中国的经济给欧洲追近，大约是十八世纪中叶，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于欧洲，我个人的估计，大约是始于干隆下位（一七九五）至鸦片战争（一八四○）之间。
从文艺发展那方面看，中国到了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达到了宋代之后的另一个高峰。然而，此高峰在当时只能与欧洲打个平手。我们的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五）与荷兰的伦勃朗（一六○六——一六六九）是同期的人，势
均力敌，各擅胜场！八大推出一百五十年后欧洲才有的印象派概念；伦勃朗则直追我们北宋的范宽，而范宽的气派与功力，八大是有所不及的。
一踏进十九世纪，无论科学、文艺或经济我们都给老外比下去，输得面目无光。神州大地乌云一片是二百年前开始的了。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是稼轩说的。
（四之二）
1999。12。23
惊回首，感慨话（二）千年以来，中国最好的皇帝是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毛润之在他的《沁园春》里低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等人，但却没有提到康熙。要是提到康熙，他应该不敢说：“俱往矣，数风流
人物，还看今朝！”
康熙是个独裁者，对政敌或争位的人绝不手软。但他对人民的生活与自由，永远放在第一位置。这个皇帝聪明、勤劳、客观、好学。凡有传教士不远千里而来，他必虚心求教，要多知一点怎样才可以改进人民的生活。后来慈禧太后动
用海军军饷来建颐和园，是因为差不多二百年前康熙订下“永不加税”。
一个明智的独裁者，当然理解继承问题的重要。康熙看中不是长子的雍正，也看中年仅几岁的孙子干隆，使清代能连贯地有三个好皇帝，国泰民安一百三十多年。这是个历史奇绩。
我认为康熙最聪明的地方，就是作为外族管治神州大地，他重视中国的文化。这与元代是截然不同的。自康熙到垂帘听政的慈禧，每个清代的统治者都学中国的书法。雍正的书法最好，有近于书法家的水平。不是皇帝的成亲王算是个
书法家。干隆写得笨，而其诗俗不可耐，但他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慈禧的书法很难看，但她的画“了不起”，显然是枪手代笔的。喜欢“请枪”而把自己的印章盖上去也算是重视中国的文化了。
令我拍案叫绝的，是纳兰容若（一六五五∣一六八五）。这个早逝的满族皇室子弟的词品，可与宋代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等大师平起平坐。精于骑射的纳兰容若肯定是个天才绝顶的性情中人，但他的词艺能雄视神州七百多年（稼
轩之后到今天），显然是自小父母就要他在中国的文学上痛下功夫。
干隆之后，继位的几位皇帝不是暴君，而是庸材。这是中国二百年前开始走下坡的一个原因。然而，与欧洲相比，我们给老外节节追近，在相对上步步败退，却起自康熙。最好的皇帝也保不住我们的相对优势，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
们历来科学落后于人；其二是历来闭关自守的意识，应付不了无可避免的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后者起于欧洲工业革命之前，让我先谈吧。
一六六四——康熙登位后两年——大约一公斤的中国茶叶运到英国去。茶杯也同时运到。老外不懂得用，把保热的杯盖放在杯底下，后来演变成为今天我们喝咖啡的杯与碟。但茶老外不仅懂得喝，而且认为是天下妙品。
半个世纪后，一位英国绅士说：“中国有天下最佳的饮品，茶；最佳的粮食，米；最佳的衣料，丝。有这一切，他们是不需要与我们贸易的。”据说这是当时老外的一般意识。他们渴望与中国贸易，屡派说客到中国来，要求贸易开
放。但康熙与他的孙儿干隆一样，对老外的产品没有兴趣。
这个后来被历史学者笑掉牙齿的“没有兴趣”、“夜郎自大”的意识，其实有点道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贸易后，老外商人到中国大力推销刀叉、钢琴之类的产品，与中国的文化格格不入，力竭声嘶也卖不出去，又使
历史学者笑掉牙齿。
康熙为了应酬，谢世前两年（一七二○）在广州设立了“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增至十三家。这就是今人在广州的老人还依稀记得的、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十三行”。（一八四二年取缔，但地区之名解放后仍在。）一家公行的主
事商人叫作“行商”，每家公行指定与一个老外国家贸易，有绝对的垄断权。对中国贸易最有兴趣的是英国，而成交量也最大。英国方面的中国贸易也是有垄断权的，由东印度公司御准主理。因为有大利可图，英国到中国的走私商人不计
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走私英商是今天香港怡和的创办人。
公行于一七二○年成立后，与老外相安无事大约半个世纪。中国的茶与丝在欧洲大行其道，但老外商人却没有什么产品是广州的行商乐意接受的。行商最喜爱的，是金与银，尤其是银两，因为当时中国的货币是以银为本位的。
以银换丝、茶，皆大欢喜。说当时主要是英国人喜欢喝中国的茶，是不对的。一七七四年数以吨计的茶把美国的波士顿海港染了色（美国历史上着名的Boston Tea Party），全部是中国的茶叶。
不幸事情的发生，起于一七八○年的前前后后。英国老早就禁止本土的银两出口。英商运到中国的银两，是从欧洲大陆搜集的。主要是西班牙，因为该国与盛产银的墨西哥有密切关系。但一七七六起，西班牙有一连串的战争，又与墨
国不和。这导致银两的供应短缺。
英商与中国贸易，银两不足，就想到盛产于印度的鸦片。中国在一七二九年就禁止鸦片进口，但走私易过借火。起自银两短缺的英商鸦片走私，广州的行商有暴利可图。这暴利与鸦片进口在中国急升的数字，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而任
何版本都是惊人的。
以鸦片代替银两，中国的银两进口立刻减少，理所当然。但过了不久因为鸦片进口量大，银两就开始外流。因为银两是中国的货币，这外流引起通缩及经济不景。这应该是十九世纪初，干隆谢世后不久的事。
再过三十年，江河日下，银两外流变本加厉，林则徐见势头不对，给皇上的陈辞掷地有声，在广州大烧鸦片。可惜林前辈不明白一百年后经济学者才弄清楚的货币理论，所以他的分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后话。
（四之三）
1999。12。30
话说十八世纪后期，西班牙的不断战争使英国商人不容易找到银两到中国换取丝茶，他们就以生产于印度的鸦片代替。走私鸦片，英商与行商皆有暴利可图。干隆谢世后的十九世纪初期，鸦片进口的急升导致银两外流。
林则徐说银两外流会穷国，是不对的。问题是银两是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这外流使货币量减少，导致通缩与经济衰退。要是当时中国懂得改变货币制度，像太平天国那样大的灾难可以避免。当然，我不是说鸦片进口是不应该禁止
的。
上述的衰退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重点。以我所知，第一个中国人清楚明白这重点的，是宋子文。这个以贪污名染神州的宋家子，起初对国家有赤子之心，而又的确大有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