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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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动。那是说，这法例反对的不是名词的“垄断”，而是动词的“垄断”。然而，市场的

　　所有竞争，都是要把对手杀下马来，不多不少是有点垄断的“动作”的。

　　说反垄断的官司判案历来武断，有点乱来，微软目前的官司就是例子。要不是微软赚那么多钱要不是盖茨那样富有何罪之有？要是你和我在美国试行微软做生意的手法，但赚不到钱，或亏大本，那么就算你和我跪地恳求被起诉，

　　美国政府也必定视若无睹。换言之，微软的问题，是钱赚得“太多”，在竞争中所向无敌。令人费解的是，在反垄断法例中赚钱多少从来没有提及。

　　我认为除了赚钱，今天微软在这场官司上所遇到的困境，还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他们不选用陪审团。可能今天美国的反垄断官司，与二十年前我参与时有所更改，但据我当年所知，被控的一方是可以选择有还是没有陪审团的。当年，

　　一般律师认为，复杂的案件，陪审团难以明白，所以要选单由法官裁决。微软的案件极为复杂，但我认为选用陪审团是上策。这是因为好些人买了微软的股票或起码有不少朋友买微软而赚了钱而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微软的形象实在

　　好。这家公司把西雅图的经济搞上去，也是美国今天以科技雄霸天下的一个大功臣。

　　其二，微软在这场官司中，雇用的律师虽然绝对一流，但经济理论的阐释却是不足。竞争与垄断的概念，竟然没有人对法官解释清楚。

　　其三，把软件连带硬件一起出售，可以防止软件被盗版或盗用。这是个重点：微软可以说他们坚持软、硬搭销，不是为了垄断，而是要为软件防盗。我认为起码在某程度上，这是事实，但为什么微软没有把这重点说出来？

　　垄断的成因有四种。从社会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衡量，只有一种是不可取的。其一是垄断者有特别的天赋，像邓丽君那样的歌星，或多或少有垄断权。这种垄断是不应该被禁止的。要是邓丽君还在，你要把她杀头，还是让她笑口常开地

　　唱下去？

　　第二种垄断是有发明的专利权或版权，或商业秘密。这种也不应该被禁止。

　　没有发明专利，世界上不会有爱迪生，虽然此公最后因为专利官司打的太多而近于一贫如洗。

　　第三是最难明白的，而也是美国反垄断法例最通常针对的垄断。这就是在竞争中把对手杀下马来。这种垄断有垄断之貌而无垄断之实。一万个竞争者中只有一个不被淘汰，但这生存的“适者”，分分钟都惧怕众多的败军之将卷土重

　　来，所以他的产品价格不可能是垄断之价。这是微软的“垄断”，有貌无实，是不应该禁止的。

　　据我所知，赞成自由市场、高举竞争的有道的经济学者，反对的垄断只有第四种，那就是由政府管制牌照数量，或由政府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垄断。这种垄断香港政府是专家，也难怪几年前消费者委员会提出的反垄断建议遭到漠

　　视了。

　　回头说在微软这件大案中，控方的主要理论专家是大名鼎鼎的Robert　Bork。我认识这个人。此公神高马大，声若洪钟，思想敏捷而深入。他曾经是芝加哥大学元老戴维德（A。Director）的入室弟子，懂经济而又当过大法官，是个奇

　　才。他写过一本经典之作，反对美国所有的反垄断法例。在这次世纪反垄断大案中，控方在政府之外的主要公司Netscape聘请了他。

　　三十年前史德拉（G。Stigler）对我说，人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是的，人各有价！　

论赌
　　作者：张五常

　　1999。11。4

　　论赌，香港是有悠久的历史了。今天位于跑马地的坟场，是因为战前火烧马棚，众多赌徒谢世而设立的。我的先父当日也在马场，被烧了半头头发，大难不死，是家母生时常说的张家典故。

　　我很欣赏今天仍存在的、在跑马地坟场门外的对联：“今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据说这对联是当时的一个鬼佬港督所拟的，虽然“归故土”对“也相同”不工整（平仄没有问题），但对联实在好。

　　香港历来所开的赌，赌马及六合彩之类的，是政府的专利。这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但港府在这些“开赌”上所赚到的钱，大都用作“善举”，市民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反对香港私营开赌的人，数之不尽。为何如此呢？这是个不容易解释的问题。一说“赌”是不道德的行为，有伤风化。这观点显然不成立。以人口的百分比来说，香港的赌徒应该是近于世界之冠。赌马的狂热姑且不谈，单是赌股市、

　　赌楼市，人多势众，而其风险之巨，的确是像苏东坡所说的“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其实，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赌。你到超级市场买鸡蛋，要赌是好还是坏的。你在任何市场下任何的注，在某程度上都是一项赌博。

　　好些反对香港开赌的朋友，是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好赌”的不良嗜好。没有建设性的、或然率说是败多胜少的赌，我也劝自己的儿女要知所适从。但开赌场可以严禁某年龄之下的少年，而有规模的赌场，青少年就是容许也没有钱去

　　下注。另一方面，住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告诉我，该市的本地人不赌。

　　我自己的儿子二十七岁，对赌没有兴趣，怎样劝他去试赌一下，也不肯听老父之言。女儿二十六岁，喜欢赌几手，问题是她从来节俭，到赌场只限一百美元为可输的上限。不久前她到拉斯维加斯，我在香港以长途电话劝她多赌一点

　　（到了该城，不赌有什么意思？），她就是不听。

　　毋庸讳言，赌博是一种娱乐，可以消磨时间。去年夏天，我到赌城Lake　Tahoe　去开经济会议，晚上闷得怕人，我拿三百美元去赌，以为可以买半个小时的娱乐时间。殊不知赌来赌去也输不掉。赌了两个多小时，兴趣尽失，但赌桌上

　　的钱有增无减。我于是每手将所有的钱都推出去，到第三手才能输清光，诚苦事也。

　　最有分量的反赌言论，是开赌场会引来黑社会的操纵，治安会有问题。昔日的芝加哥与今天的澳门就是例子。是的，在传统上赌场与黑社会的混合有迹可循。但为什么如此呢？

　　一个可靠的解释，是历史上赌场往往是非法的，所以黑帮当道。黄、赌、毒的经验皆如此。就是像澳门那样，赌场合法化，但若政府管制发牌的数量，以至“油水”过多，那么贪官、黑道就会有混水摸鱼的空间。

　　近二十年来，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众多赌场办得好，使人对该赌城刮目相看。除赌以外，酒店的设计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给，而表演节目应有尽有，要赌与要不赌的皆有所适从，实在是一个消闲的好去处。我自己对这一类娱乐没有嗜

　　好，但数之不尽的朋友很欣赏，每年总有几个周末到那里花点钱。听说美国东岸的大西洋赌城也办得不错。

　　今天，拉斯维加斯是美国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城市。游客每年数千万，销展及国际会议触目皆是，而据说赌场三分之一的收入，是来自我们亚洲人。治安可人，而到那里散散心的多是有识之士，是有分量的道德判断者。

　　是的，像澳门那样的赌城我反对，像美国华盛顿州近十年来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设立的赌场，搞得不伦不类的，我认为没有意思，不办算了。近乎拉斯维加斯那样现代化的、以消闲为重而又能引来举家大小的游客光顾的赌城，香港不

　　妨客观地考虙一下。

　　建议香港开赌的一位朋友提出大屿山为地点，甚有见地。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基建，是应该多加利用的。香港是有条件把一个小赌城办得很好的。慎重衡量，没有信心办得好才放弃，是上策。

　　赌城的成或败、好或坏，历史上的档案有的是。我们的财政司长是不难找到可靠的资料及顾问的。有了可靠的资料，我个人有三个建议。

　　其一，政府不要向管制牌照数量而多赚牌费那方面打主意。政府不要赚生意所得税及地价以外的钱，要让赌场带来的利益地流到市场上去。其二，要尽可能向国际的大庄家招手。我们引进外资的同时，也要引进设计与赌法，务求国际

　　化。

　　其三，外地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赌城的重点不是赌，而是娱乐。今天中国大陆的歌星、舞星不计其数，菲律宾的历来都有看头，所以要办赌城，政府是要大量放宽这些艺员的进口的。

　　反对香港开赌场的权威人士，有责任到拉斯维加斯去考察一次。　

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
　　作者：张五常

　　在我有机会会遇见过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最令我欣赏的是钱俊瑞。他的英语比我的国语好得多，使我们容易交换意见；他言论坦率，跟我开门见山的性格相似；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佛利民。佛利民到中国时，钱先生招待过

　　他。我对钱先生因此有点亲切感——虽然我们只有一夕之谈。

　　君子和而不同！我肯定钱先生会同意这句孔夫子说的话。他离港回国后对香港所发表的意见，我大部分是不敢苟同的。

　　钱先生认为香港今日在经济上的骄人成就，英国的贡献只是次要的，其他因素才重要。这些“重要因素”，包括1。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2。多年来香港能保持稳定发展，因而能得外国人的大量投资，及在韩战与越战期间发了他人的

　　“国难”财。3。香港中国同胞的辛勤。4。中国大量供应物资。

　　港口优越性不及上海作为一个港口，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优越性却不及上海。后者近港口且位于长江口，既能成为中国货物的吐吞口，而又比香港接近日本及北美。解放前上海比香港繁荣得多，这是重要理由之一。

　　若中国能尽量发展自由市场——像香港那样自由——则香港会遇到难以取胜的竞争对手。目前上海的经济地位，与香港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制度不同。

　　在大学念书时我会写过一篇有关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文章（可惜现无存稿），在抨击英国的结论中，我不能不赞赏她当时能看重海盗多如牛毛的香港的先见之明。用武力强迫开放贸易的行为已成历史陈迹，但若不是角京条约，中国

　　何时才会发现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还是一个疑问。

　　至于钱俊瑞提出香港因久享太平而得的特殊好处，我以为他是忽略了较重要的一点。这就是香港军事费用较其他国家低。但香港并不太平。五六年及六七年的暴动，及在几个期间大量难民涌至，都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战后三十多

　　年来，香港居民暴增十一倍！撇开提高生活水准不谈，单就处理治安及难民福利徙置等问题，手续之繁，费用之巨，都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发“国难财”谈何容易

　　外国在香港的投资，不是因为和平安定之故，而是因为在不安定的环境下，香港仍能保持自由竞争，在大量供应徙置及廉租屋的政策下仍能保持低税率，使投资者能估计香港的风险负担，比起其他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