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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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
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
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
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
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
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
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
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
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要走进学问的天地中
作者：张五常
2000年7月20日
不久前儿子就读的大学的医学研究院内发生一宗轰动美国的悲剧。一位病理学研究在国际上很有建树的教授，被他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徒弟杀了，该徒弟跟吞枪自杀。几年前在另一家美国大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代不如一代，今天中
国的留美学生怎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儿子是同学系，师傅是该系的头头，被杀的是副头头，所以儿子对这悲剧有一手的资料。儿子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医学研究很有地位，能到那里作研究的并不容易。凶手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到美国五年，是去年九月转到华大去
的。他的英语有困难，到了华大四个月就知道不会被续一年之约。他的脾性变得很古怪，同事们避之惟恐不及，事发前两星期他买了手枪，死后在身上带要自杀的信。事发当日他到教授的办公室，关上门，外间的人听到争吵之声，跟就是
枪声了。事发后警方初时以为教授要阻止凶手自杀而被误杀，但后来知道教授身中四弹。
美国传媒的一般舆论，大致上是对的。那位中国留学生虽然不是上上之选，但求学认真，学历很不错。问题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到美国是破釜沉舟，好叫将来能光宗耀祖。不被续约，前途茫茫，还有什幺面目去见江东父老？
这是很多从落后之区到先进之邦留学的意识吧。老实说，我自己在一九五七年离港赴北美时，也有类似的意识。一九五九年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初起的两三年也有类似的倾向。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好些教授的学问使我了迷，心焉向
往，我就再懒得管什幺光宗耀祖，什幺江东父老，一下子就走进学问的天地去了。
十年前，当自己的儿女要进大学时，我对他们说：“读书要为兴趣，不要为任何其它人而读。你们的成绩怎样我也是同样的爱，同样的喜欢。读书不要太认真，也不可强求，但假如你要有学问，你大约要有三年时间听不知音，食不知
味，其它什幺事情也顾不了。”女儿大学毕业后，虽然成绩还可以，但对学问没有兴趣，不要再读下去。我当然不勉强。儿子呢？他要走爸爸的路，我更没有理由反对了。
遥想加大当年，图书馆内有为研究生而设的、大约四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间，门有锁，可以独占。小房简陋，桌、椅、书架各一。重要的是这些小房间是在图书馆之内，自己要读的书不用借出，可把馆内任何书籍搬进小房内，离开时把
门锁上，要读多久就读多久。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图书馆有办公时间，但大门常开，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只要你不用馆员服务把书借出去，图书馆是没有关闭时间的。
当年，虽然我在校外租了住所，但三年中我有一小半的时间是住在图书馆内的。我独占的小房内常备饼干、罐头汤、煮汤的发热针、睡眠与清洁的日用品。花了一点钱购买了一枝小灯，应有尽有，那就是我的学问小天地了。
虽然我是念经济的，但读得苦闷之际，图书馆内的非经济读物，也就顺手搬来过瘾一下。去年底我写千禧回顾——《惊回首，感慨话千年》——那篇长文所用的中国史实，大部分是那时因为在苦学中要松弛一下而学到的。
经济学呢？那当然是别有一番滋味了。老师艾智仁在课堂上说：下一课我们讨论失业。我就将图书馆内所有的关于失业的论着搬进自己在馆内的小房中，痛下心机。到了下一课，艾师问：“什幺是失业？”同学研究生鸦雀无声，我
说：“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所有专家都胡说八道。”艾师很高兴，问我为什幺会是个“失业”专家。我如数家珍地从庇古到凯恩斯到森穆逊，不停地说下去，真的是博学多才了！
同学们给我杀下马来，就向艾师投诉，说在大学图书馆内找不到关于“失业”的书籍。他们当然找不到，因为所有的“失业”书籍都被我不刻意地锁在图书馆内自己独占的小房间中。
主修经济，我当年所学当然以经济为主，但在那学问的小天地中，我涉及的有历史、艺术、人类学、逻辑学、文学，还有什幺孙中山、毛泽东、马克思之类的。后来我曾经夸夸其谈，说自己可以在任何大学的几个学系内任教职。港大
有一位同事，姓张名滔，其所学也是包罗万有，知得不比我深，但比我广。在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大师中，包括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维德、阿罗、艾智仁、贝加、赫舒拉发、巴塞尔……等人，他们对经济学外的学问，也很有两手。这
证明这些人也曾经进入学问的天地了。
人类的知识是个宝藏，像苏东坡所说的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要真正的去争取有两个困难。第一是要花点劳力、花点时间。我们要把心一横，老老实实地走进学问的天地中去。其二是宝藏虽宝，内里废物甚
多。学问之道是要把宝物与废物分辨开来的。我们学时要考虑，要拜师，要有高人指点迷津。
回头说那位杀师而又自杀的中国研究生，应该读过了不少书——他既是医生，也是博士。书是读多了，但也是读了。要管什幺光宗耀祖，什幺江东父老，我可以肯定，这位仁兄从来没有为学问而学问，没有进入过学问的天地中。
再对中国审慎乐观
作者：张五常
1999。11。25
一九八一年，我写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的初稿，断言中国会放弃大锅饭而转向私产及市场的发展。此稿寄给行内的朋友阅读，不同意的人不计其数。只有高斯认为我很可能对。巴赛尔认为我的理论天衣
无缝，但结论难以置信。佛利民呢？他认为我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前途看得最乐观的人。
我硬头皮送该稿到英国发表，颇畅销，但读者大都认为我是作白日梦。三年之后——一九八四年——我对中国的推断不差毫厘地发生了，好象是预先把中国的经改历史写了出来。识者哗然。
然而，中国的问题很复杂，更乐观也要有点保留。我于是在一九八五年发表了《我对中国审慎乐观的原因》，澄清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九九三年，我见中国的经改功亏一篑，裹足不前，就担心起来了。但那时通胀急剧，要治理。这“治理”来得很有一手，只两年通胀率下降至零；跟就变为通缩，经济一蹶不振。数之不尽的法例左管右管，说不通的琐事无日无之。
大贪污日渐式微，但小贪污却变为例行公事。是的，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失去了方向，忽左忽右，我不由得悲观起来了。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公布了中美达成协议，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消息。晚上郑大班给我电话，邀请我在十六日早上为世贸之事作电话访问。我一口推却，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协议的内容，无话可说。十六日早上，协议内容的大概见
报了，我读了几遍也不觉得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更何况我期待已久的解除外汇管制，只字不提。我很有点失望。
同日下午，广州的刘晓虹到港大，访问我对中国参加世贸的看法，可能又是要替《经济学消息报》写文章。我对她说：“你来得正好，因为我在报章上不明白世贸协议的重点，你比我知得多，可否解释一下？但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上两
个小时的课，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可以吗？”
大家商量时间安排之际，晓虹说：“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