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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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文泰据关西，行《周礼》，设司均官，掌管田里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给田一百四十亩，未娶的男丁给田一百亩；设司赋官，掌管租调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每岁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石，未娶的男丁租调减半；设司役官，掌管力役的政令，民自十八岁至五十九岁，都得服役，丰年不过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周男夫受田数等于齐武成帝所定的田数（一夫一妇有露田一百二十亩又加桑田二十亩），关西人口比齐稀少，均田制在周国当是实际行施的制度。奴隶受田不见明文，按隋制，奴婢五口给园宅一亩，单丁（良人）及仆隶的租调比已娶的男夫减半，未受田的不出租调。六○四年，隋炀帝下诏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隋沿周制，可信周也有奴隶受田的制度。周武帝释放大批奴隶和杂户为良民以后，奴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使用，比以前大为缩小。魏孝文帝行均田制，扶助荫附自立门户，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了一步，周武帝释放奴隶，社会生产力又推进了一步，劳动群众在十六国大乱和鲜卑拓跋部统治时期所积累起来的灾祸，经两次改革，得到颇大程度的减轻，因此，他们是这一时期中有功于劳动群众的两个好皇帝。
魏孝文帝立三长，行均田，隶属在宗主势力下的荫附，确实被释放了一部分，可是，寺主势力逐渐兴盛起来，又成为与朝廷争夺民户的一个严重力量。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宗教，特别是佛教，必须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须让寺主分享剥削的利益，分享得过多，朝廷又感到损失太大，对自己不利，其中斗争和联合的情形是复杂的。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参加这个斗争，表现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争论，归根还是地主阶级内部（朝廷、宗主、寺主）为争夺剥削对象（劳动民众）而发生离合变化。
寺院是佛教的坞壁，僧人是寺主的徒众（寺主的爪牙和从事各种劳动的人），寺主是宗主，强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坞主壁帅。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盖吴所率反魏军，在长安佛寺中发现藏有弓箭矛楯，又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此外还有与贵家妇女淫乱的密室。魏太武帝认为是佛寺谋反的证据，大举灭佛。其实佛寺就是坞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财物，都是平常事，说僧人企图谋反，无非是灭佛的一种借口。魏文成帝恢复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数，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允准沙门统（掌管佛教的僧官）昙曜的请求，创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两种名目。所谓僧祇户，就是平齐户及诸民户如能每年送给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称为僧祇粟），即取得这个名义。僧祇户开始时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护，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压迫。所谓佛图户（又称寺户），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发给寺院，为寺院服苦役并种田地。僧祇户即荫附，佛图户即奴隶。寺主有爪牙（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从事各种劳动，又有荫附和奴隶，寺院成为合法的大小坞壁。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国内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州郡有六千四百余所，僧尼七万七千余人，朝廷也感到民众逃避赋役、涌入寺院的严重性。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数，每年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门统）地方官共同挑选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
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一个僧尼，朝廷便损失一个剥削对象，朝廷设立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在大兴佛教，使得这些限制都归于虚设。五一五年，魏境内有寺院一万三千七百余所。五一八年，洛阳城内有寺五百所。魏未年，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万余所，僧尼多至二百万。
大量寺院的存在，说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们的爪牙在进行残酷的剥削活动。首先是侵夺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称，迁都以来（四九四年，魏迁都洛阳），不过二十几年，洛阳民宅，被寺院夺去将近三分之一。州镇僧寺也同样侵夺小民，广占田宅。长安中兴寺有稻田一百顷，还有种梨枣等树的大果园，足见元澄所说是事实。寺院又经营高利贷，如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就贷出钱二十万，济州沙门统道研，贷出钱财，叫郡县官替他索还本息。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诏书里说，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贷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自放，或取利过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贫弱，毫无法纪。一种是借给富家转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户取利。沙门统昙曜曾于四七六年，奏准拨凉州军户（平齐户以外的一种杂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给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户仍留本地，也不专属一寺，魏宣武帝时，僧官违章逼令离乡服役，二百家中五十余人自杀了。寺院是贪图财物，无河南登封北魏嵩岳寺塔恶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称八不净物（田园、种植、谷帛、畜奴仆、养禽兽、钱宝、褥釜、象牙金玉饰床及诸贵物），寺院全有，而且很多。凡是世俗间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恶，因为还有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应，在寺院外加强剥削来填满寺院的欲壑。下面略举一些例。
四五四年， 魏文成帝在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各长一丈六尺，共用铜二万五千斤。和平年间（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昙曜在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达七十尺，其次六十尺。四六七年，魏献文帝在乎城造永宁寺，有七级塔，高三百余丈，基架宽广，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级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块构成。魏国佛教大盛，还是从魏宣武帝时开始。魏宣武帝在浴阳造瑶光、景明、永明等大寺。瑶光寺有五级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余间。景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七级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住外国沙门三千余人。这些大寺以外，又仿照平城灵岩寺石窟，在伊阙山开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前后开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万余工。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阳城内立永宁寺，有九级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锋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较短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像五躯。僧房楼观一千余间。王公贵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纷纷造像立寺，如贵戚冯熙一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小法灭尽经》说寺院“但贪钱物，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佚浊乱，男女不别”。这自然只是寺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寺院穷奢极侈的情形，比《小法灭尽经》所述更具体，想见劳动民众的财物，几乎被求功德者敲剥净尽了。
齐国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邺）大寺，约有四千所，住僧尼将近八万。齐境内有寺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上。
周国财力不足，寺院较少。周武帝在周齐境内大规模消灭寺院，虽然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打击，但对劳动民众说来，也算是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从魏宣武帝时起，世俗的宗主和宗教的寺主，同时进行着土地兼并，夺取民户，均田制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实在是很难推想。大抵周武帝消灭寺院以后，均田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恢复。
魏孝文帝以前，交易用布帛谷当货币。魏孝文帝始铸钱，称为太和五铢。魏宣武帝又铸一种五铢钱。魏孝庄帝铸永安五铢。齐文宣帝铸常平五铢，制作甚精。周武帝铸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钱并行。又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周宣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钱及五铢钱并行。魏齐周钱法紊乱，权贵豪强私铸劣钱，流行市上，无法禁止。不过，比起魏孝文帝以前用实物交易，显得商业上有些进步。
冶铁业因供给农具兵器，未受战乱影响。相州牵口冶（河南安阳县水冶）用水力冶铁，技术也较高，魏武库中兵器主要在牵口冶制造。齐时綦毋（綦毋音其无 qíwú姓）怀文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魏宣武帝时开采铜 矿银矿，产量不大。
魏齐周经济是落后的，魏孝文帝行均田制后，农业趋于发展，可能恢复到汉魏西晋的生产水平。依靠农业的恢复，以佛教为主体的北朝文化才得以发展起来。
第三节 北朝的文化
鲜卑统治阶级，从迷信方面来接受并提倡宗教，特别是崇奉佛教，是很自然的。儒学生根在汉士族群中，随着汉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北周时，儒学竞压倒佛教。儒、道、佛的相互关系，在北朝，多少反映出汉族与鲜卑族间势力消长的过程。
一 经学
北朝经学，《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用郑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完全遵守东汉经师旧说，不尚变通。王粥《易注》，杜预《左传注》偶有传授，不发生显著的影响。北朝少见名儒，自魏孝文帝时起，始有徐遵明最称通博学，讲学二十余年，学徒前后多至万人。《周易》、《尚书》、《三礼》、《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传，徐遵明尤长《左氏 春秋》，得西晋旧本服氏 《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读数年，撰《春秋义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礼义疏》，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与徐遵明同时的刘献之，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授李周仁、程归则。程归则传刘轨思，李周仁传李炫。李炫撰《毛诗义疏》。刘轨思传刘焯、刘炫。刘炫作《毛诗述议》。北朝著名儒生和主要撰述，大体上也只有这些。大抵北朝经学，学风保守，撰述较少，都缺乏开展的气象，唐朝修《五经正义》，重南轻北，重魏晋新注，轻汉儒旧说，就是因为北朝经学比不上南朝经学。
北朝经学虽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两教不敢争夺的正统地位。魏道武帝进入中原，便在乎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至三千人。魏献文帝设立乡学，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最小郡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魏迁都洛阳后，私学尤为盛行，儒生开门授徒，多或千余人，少也不下数百。官学私学的学生，同样可以被州郡选为茂异（州）孝廉（郡），取得官职。魏乱以后，私学仍盛。高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