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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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上货物交换，需要货币。西周有铜贝、铜寽即《吕刑篇》所称的锾（音环huan），东周又有铜钱（象农器形）或铜刀（象刀形）。但据《左传》所记，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用壁玉帛锦等贵重物或其他器物互相交易，似不用钱。民间小交易当是用粟米布丝等实物，也很少用贝、寽、钱、刀。东周末年，作为货币的钱行用渐广。《墨子·号令篇》说人民守城有功，女子赐钱五千，老小赐钱一千。战国时金（铜）制货币大行，民间却仍有实物交易。货币的逐步发展，反映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逐步发展，东周则是这个发展的开始。
第七节 新旧制度的演变
东周是诸侯、大夫盛行兼并的时期，同时也是华族和南方蛮国争霸的时期。频繁的战争逐渐破坏了旧制度，产生了新制度。新旧制度最基本的变化，就是旧的宗族制度逐渐在破坏，新的家族制度逐渐在兴起，也就是旧的领主阶级逐渐被新的地主阶级所代替，旧的农奴阶级逐渐被新的农民阶级所代替。跟着这个最基本的变化，其他制度也变化了。制度演变显然可见的有下列几种：
世卿 东周后半期，国君的政权，转移到某几家大夫手里。这些有权大夫，世世相传，对诸侯说来，是把持国政的世卿；但世卿在自己的宗族内，用士作家臣。家臣并非世袭。诸侯国内世卿制盛行，世卿家内却是家臣制盛行。家臣制到战国时变为客卿制，到秦汉变为官僚制度。
养士 齐桓公创霸，养游士八十人，给与车马衣裘财币，周流四方，号召天下贤士来齐国。齐懿公想篡位，出家财招士，后来果得齐国。晋世卿栾怀子喜欢养士，执政范宣子怕他，驱逐怀子。有人劝宣子说，州绰、邢蒯是勇士，不妨让二人回来。宣子说，他们是栾家的勇士，对我有什么好处？人说，你能象栾家那样养他们，就成你的勇士了。谁给士衣食，士就给谁出力，这是士的特征。大夫采邑不断扩大，士的需要也不断增加，于是有专门训练士的大师出现。孔子聚士讲学，有大弟子七十二人，经孔子称扬的，多数做了官。孔子本人也是士，三月不得禄位，就慌张起来，所以仆仆风尘奔走列国求禄位。东周末年，墨子是士的大师。大帅有介绍弟子做官的义务，学成的可以要求介绍，做了官的应该招待同学并送金钱给大师。士在经济上属于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是有才能而且可以随意进退的官僚。孔子“讥世卿”，表示地主阶级的士对领主把持政权的不满，到后来，士终于取得了跻身卿相的机会。
郡县 西周时期，人口极稀，在广漠的地面上，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住人的大小城堡叫做邑。较大的邑里住着天子或诸侯，所以邑也称为国。东周时期，由于兼并战争的发展，国境扩大了，大夫采邑也扩大了。一般情况是大夫所居邑以外的大邑，大夫派士去管理，称为邑宰；国君所居都邑以外的大邑，有些仍称邑，有些称为县。县是直属于国君的一个行政区域。县行政官长一般称为大夫，有些称守或称尹，地位比邑宰高。不论邑宰或县大夫，都不是分封世袭而是随时可以调动的官员。这种废除领主割据，含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在某些大国里通行起来。楚灭九国，改设九县。晋齐等国有按兵车数分县法，能出兵车一百乘的地区成为一县。晋大夫韩氏有七邑，按兵车数等于七县。前五一四年，晋灭强宗祁氏，羊舌氏，分祁氏田为七县，分羊舌氏田为三县。又有按家数分县法，齐景公赐晏婴一个千家之县，晋知过说，封赵葭、段规二人万家之县各一。晋齐县制齐整，优于楚国的大县制。郡也是晋国的一种地方制度。晋开辟边地，离国都辽远，特设郡这种行政区域，国君赋予郡大夫较大的权力，使有权应付突发的事变。郡大夫官位比县大夫低，权力却比县大夫高。晋三家灭知氏以后，郡地位提高，县受郡统辖。郡县制的创立，加强了国君统治的力量，加速了分封制度的崩溃，国家统一的可能，增进了一步。战国时，各国都采用郡县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县制成为历代沿袭的地方制度。
兵制 经书没有骑字。战争和交通都用车。马驾车，不单骑。春秋末年某些战争中开始用骑兵。使用步兵作战，在东周前期已经开始。郑庄公败北戎，晋荀吴败众狄，都用步兵制胜。因为戎狄居山谷间，用步兵攻扰华族地区，华族攻戎狄，不得不毁车用步。荀吴败狄以后，晋连年用兵，消灭众狄，步兵战术大概在攻伐戎狄战争中发展起来。公田制废除后，土地私有制逐渐通行，田间行车的道路（阡陌），不再是公田时期的整齐形状，车战渐感不便，战国时，步骑兵成为主要兵种，战车失去了重要性。
春秋以后（前四八一年，鲁哀公十四年以后）战国以前（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前），中间凡七十余年，是两段历史的剧转时期，可是记载非常简略，不能考见当时变化的详情。例如春秋时期还讲周礼，尊王室，重祭祀，论宗姓氏族，列国间朝聘盟会，赋诗言志，有死丧事故，赴告各国，供史官记录。到战国时期，一切都不讲了。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争霸战争转变为争统一的战争，周天子对诸侯国的政治影响完全消失，因之与周礼有关的各种惯例也就被废弃。
第八节 古代文化的创造
中国文化的起源，就地下发掘说来，可以上溯到几十万年，就书籍记载说来，一般从夏商说起，也就是从私有财产制度开始确立的时候说起。不过夏商二代，尤其是盘庚迁殷以前，缺乏可信的史料，无法确知当时的真相，只能在先秦传说里，约略推见些稀疏的影子。
《礼记·表记篇》载孔子说，夏代尊命（天命），畏敬鬼神但不亲近，待人宽厚，少用刑罚。夏俗一般是蠢愚朴野不文饰。殷代尊神，教人服事鬼神，重用刑罚，轻视礼教。殷俗一般是掠夺不止，求胜无耻。周代尊礼，畏敬鬼神但不亲近，待人宽厚，用等级高低作赏罚。周俗一般是好利而能巧取，文饰而不知惭愧，作恶而能隐蔽。可以相信孔子这个比较是有事实依据的。夏朝社会在氏族制度基础上开始划分了阶级，这对单纯的氏族制度说来，显然是一个进步。当时阶级矛盾还比较和缓，统治者还不需要着重利用鬼神和刑罚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在那样的社会里，自然只能产生低级的文化，即尊命文化。商朝进入奴隶制社会，统治者需要借重神（包括天、命、鬼）与刑来压迫大量奴隶。在那样的社会里，斗争发展了，因而产生了较高度的文化，即尊神文化。西周进入封建制度社会，按照尊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差别，制定出表现等级制度的礼。每一等人各有一定的义务和权利。尊贵人权利大、义务小，卑贱人义务大、权利小。在当时含有进步意义的初期封建社会里，礼可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作用比鬼神刑罚更大。这种尊礼文化，高出于夏人对自然界完全无能的尊命文化，也高出于商人假借鬼神、贪暴无耻的尊神文化，因为尊礼文化多少承认被统治者有些卑贱人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是极其微小的。
在劳动人民没有成为自己的社会关系底主人翁以前，也就是说，当各种剥削阶级统治着社会的时候，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都是与人们对立的，例如种地的人不得饱，织布的人不得暖，好象有一种外来的统治于人们之上的自然规律。这样，代表剥削阶级意志的天、命、鬼、神通过宗教、哲学、礼制等形式，有力地帮助了统治地位的巩固。尊礼文化当然不是说不尊神了，只是说劳动民众在周代开始被统治者承认为人，人与神的关系因而有可能作多样的新解释，到东周时期多样的新解释就发生了。
社会逐步向前发展，新起的社会制度必然要破坏旧有的社会制度，但破坏程度各民族历史并不一致。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过它们对氏族制度的破坏是逐渐的，缓慢的。西周宗族制度，就是封建制度与氏族制度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到东周时期才发生了比较剧烈的破坏。
东周大小宗族间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许多国家和采邑灭亡了，原来的经济基础变化了。在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体会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却是负担赋税兵役的庶民。由于对祀与戎两件大事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东周在西周进步的但是简单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伟大的创造性，产生卓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与遗留的言论，极为丰富，给后来的封建文化开辟了大路，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周思想家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虽然还不敢也不能直截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它们已被明确地放在民的附属地位。这里所谓民，有时包括统治阶级中人在内，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只要认识民为主体，神是附属，就是思想上的一个大贡献。两周以后，宗教在华族里，即使有时盛行，却不曾获得绝对支配的权威，给社会进化以巨大障碍，东周思想家对神的解释，是起了作用的，他们的解释是可以珍视的。
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史嚚（音银yín）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庄公三十二年）虞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僖公五年）宋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郑子驷子展说，“要盟（被迫盟誓）无质，神弗临也。所临惟信。……明神不蠲（不赞成）要盟，背之可也。”（襄公九年）“卫献公使祝宗告亡（失国），且告无罪。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襄公十四年）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被尊敬为神，神一定是“聪明正直”不害民的。害民的是妖、厉、怪，不得称为神。神大体分三类：一类是自然物，如天、日、月、星、辰、名山、大川（山川能出云下雨），下至猫（能食田鼠）、虎（能食田豕）。一类是有关日常生活的物，如霤（堂屋）、门、行（道路）、户、灶。一类是曾为民创立新法，抵御大灾大难，勤民事劳苦身死，用武力驱杀暴君的古人，如神农、周弃（稷神）、后土（社神）、帝喾（观天象造历）、尧（行善政，让天下）、舜（勤劳死在山野）、鲧（治洪水死）、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