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2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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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唐诗人
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无法参与社会活动。诗提到这样高的地位，实是南朝士族衰朽堕落，精神萎靡的表现。这种陋习到唐朝愈益盛行，这是因为南朗士人作诗，固然由于“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以取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不过还未曾明文规定诗为禄利之路。唐朝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取禄利的正路，后来甚至非科第出身的人，不得为宰相。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只有好不好的区别，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唐时作诗的人既多，诗篇自然也不少，经过时间的淘汰，较好的部分被保存下来，清康熙时辑《全唐诗》，尚存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亲人，时间是公正的裁判者，被淘汰的诗篇和诗人，可能比上列数目要大得多，不过湮没无闻是毫不足惜的。没有理由该对应当湮役的事物表示惋惜。大抵诗人（一切文人）必须先有高尚的抱负，尽管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有了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高尚的意境又产生高尚的作品，当然，作诗的技巧，如声律对偶之类，也很重要，但始终居于辅佐地位，作主导的不能不是意境。例如杜甫，在唐朝是诗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诗人中也是第一。他的成功处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负。他自比稷与契，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高尚的意境却由此产生，因为事实远不如他所想的那样顺利，使得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坏人坏事采取“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的态度。任何文人都读过《孟子》。“庖有肥肉，野有饿莩（同殍piǎo）”，到杜甫才化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在他以前没有一个诗人能造出这样的句子，只因为没有杜甫那样的抱负和意境。
唐前期诗沿袭南朝，无非是些“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作品，店太宗是创业英主，作起诗来仍是循规蹈矩，逐句相对，无异普通文士，表现不出象宋太祖《咏月诗》那种“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后山诗话》、《庚溪诗话》所引稍异）的雄伟气概，即此可见南朝文风对唐初文学有很大的拘束力。唐太宗时，名士张昌龄等应进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问斥退的缘故。考官对：昌龄等华而少实，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如果录取他们，后生相慕成风，扰乱朝廷提倡的凤雅之道。所谓风雅之道，就是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虽然赏识张昌龄等人的文藻，却只好承认考官所说为有理，也就是承认北方文风对南方文风的压制。
声律对偶化的文学还没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风仍有广阔发展的前途，压制是不能生效的。唐高宗时，称为庸初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同时称霸，南方文风更进一步在文苑里占优势。文武双全的裴行俭，轻视四人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等虽有文才，都浮躁浅露，哪里象个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县长，其余诸人得好死就算不错。裴行俭这些话，在文才与仕途大体上一致的唐朝，是有依据的，同时也表示南北两种文风的对立。不过，专就诗来说，四杰诗运用声律，固然不如后起诗人的精密，在古诗向律诗过渡中，却不能不说是大有进境。杜甫评论四杰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杰在他们所生存的时代里，无疑是显著的代表人物。
居四杰首位的王勃，正是一个浮躁浅露，器小识短的文人。他的祖父王通，隋文帝时为蜀郡司户书佐，后为蜀王侍读。隋炀帝大业末年，退归家乡绛州龙门，聚徒讲学，不久就死去。王通生于五八四年（隋文帝开皇四年），死于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一生仅有三十五岁，回乡讲学，仅有根短的岁月。隋末大乱，决不能即时聚徒多至千亲人，更不会有季靖、房玄龄、魂征、温大雅、陈叔达等唐初将相来“北面受王佐之道”。大抵王通伏居乡里，模拟记孔于言行的《论语》作《中说》一书以求名，他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畤（音zhì），又无耻妄为，引唐初著名将相李靖等人算是受业门人，甚至妄造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的无稽之谈，李德林死于五九一年，即使请见是在这一年，王通还只有八岁，怎末会有请见的事！即此一例，王通和他的二子，学圣人腔调来说话，立意装扮成圣人模样，不是著述界的优伶还能是什么？王勃是王福畤的儿子，也是优伶一类人，他六岁便能作文，不到二十岁，应举及第，屡到宫门前献颂，是一个不安于卑位的浮躁人。他作倬彼我系四言诗，称颂王通说“伊我祖德，思济九埏（音延 yán），……其位虽屈，其言则传”。又说“爱述帝制，大搜王道，……礼乐咸若，诗书具草，贻厥孙谋，永为家宝”。托名杜淹撰的《文中子世家》里说，王通曾编六经。这种所谓六经，大概是些比《中说》更不堪传世的陋俗书，王勃大加赞扬，显然是阿私父祖，通同作伪。杨炯所作《王勃集序》，说王勃梦见有自称为孔夫子的人告诉他说，《易》有太极，你应该努力。醒后注《周易》，撰《周易发挥》五卷。又为《元经》（王通拟 《春秋》作《元经》）作传（拟《左氏传》）、为《诗》《书》（王通拟三百篇作《续诗》，拟《尚书》作《续书》）作序，他同他的父祖一样，也想依傍孔圣人，扮演个圣人。凡事缺乏自立精神，甘心依傍门户，模拟别人的言语行动，即使模拟的真象圣人，仍不免是圣人的奴仆，奴仆总是仰人鼻息，志趣卑下的。王勃诗并不想做什么圣人，而是想做神仙，王勃诗集里有《怀仙》、《忽梦游仙》等七八篇，求仙思想占颇大的比重。求仙是贪欲的表现，他不满当前已得的小官职，希望得高官，高官不能得，便幻想作神仙。神仙不可得，转而更不满当前的小官职，终于小官职也当不成，失职流落，渡海溺死，死时才二十八岁。《新唐书·文苑传》说他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恃才傲物，一定是浮躁浅露的人，尽管文才特大，用来自恃，恰恰成为自害的毒药。王勃不懂得这一点浅显的常理，所以他的诗只能做出好的句子，却不能做出意境高远的整篇，因为没有高远的抱负，无从产生高远的意境。四杰中第二人杨炯，幼年便擅长诗文，应神童科试得官。他恃才简倨；使人不能容忍。武则天时为盈川县令，在官残暴，动辄发怒杀人。武则天分送盂兰盆给诸佛寺，杨炯献《盂兰盆赋》，杀人和献赋，都是为了迎合武则大的任用酷吏和崇奉佛教。他不满当时王杨卢骆的品第，曾说，我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前一句是假话，后一句是真话，不高据第一位，浅露成性的文人是不会甘心的。卢照邻列第三人。卢照邻博学善作文，因得中风病，不能仕进，愈益躁急，病也愈益增重。他投拜名医孙思邈为师，求治病的方法。孙思邈答言“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看孙恩邈的答言，大抵卢照邻的德性和人事，都有歉缺，病根不外是浮躁浅露。最后不能忍受风病的痛苦，投颍水自杀，死时年四十。列第四位的骆宾王，品行不好，爱和赌徒们交朋友。唐高宗末年，得为长安主簿，他在《畴昔篇》里说“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县禄”。他作官目的是求负郭田，很自然地就要犯赃罪下狱，出狱后被贬官为临海县丞，怏怏不得意，弃官在江南流浪，徐敬业据扬州起兵反武则天，用骆宾王为书记，军中书檄，多出骆宾王手。徐敬业兵败，骆宾王亡命逃窜，不知所终。四杰为人大体如此，他们都缺乏高远的思想，诗意不出个人荣枯悲欢的小范围，没有什么深切感人的力量。杜甫《戏为六绝句》，给四杰高的评价，对四杰所在的当时来说，这样的评价是合理的。
继四杰而起的诗人有沈佺期、宋之问。诗的声律化，自建安时期曹植开始，历两晋南朝诸诗人直到初唐四杰，都在声律化的逐步发展上有所贡献。武则天时，经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倡导和定型，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完成的地步。杜甫诗“老来渐于诗律细”，这说明诗人要经过长期体会，运用诗律才能逐渐精细。古诗变成律诗，同样要经过长期体会，这个过程先后约有五百年。《新唐书·文苑传》说，沈约庾信作诗，音韵调谐，对偶精密，沈佺期宋之问比沈庾更加靡丽，一篇中句数有定准，通篇不犯声病，美得象锦绣成文，学者都模拟他们的作品，号为沈宋体。沈宋谄奉张易之，替他做应制诗，人品卑劣，宋之问甚至为张易之捧溺壶。武则天死后，沈宋都被贬窜，先后死去，他们的诗意境平常，与四杰相类，专靠形式华美，供宫廷玩赏。武则天令群臣赋诗，东方虬（音求qiú）诗先成，武则大特赐锦袍。及读宋之问诗，大加称赏，夺东方虬锦袍转赐宋之问。这样的予夺，对诗风有很大影响，由宫廷予夺变为科举得失，全国士人准不从风而靡。唐中宗曾令群臣赋诗，群臣献应制诗百余篇。唐中宗命宫女上官婉儿选一篇为新翻御制曲，上官婉儿独取宋之问诗入选。她评沈宋二诗优劣说，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不免词气衰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显得强健有余力。沈佺期见评语心服，不敢再争。武则天唐中宗据皇帝之位，提倡赋诗，群臣不能作应制诗，便难参预朝会，沈佺期宋之问等是张易之一举人的枪手，上官婉儿是唐中宗韦皇后安乐公主一类人的代笔，又是诸臣诗的评判者，她对律诗的倡导和促使定型，至少与沈宋同样有力。
正当近体诗（律诗）完全成熟的时候，不拘声律对偶的古体诗，以陈子昂为代表，起而力争自己应有的地位。陈于昂上书论政事，没有什么好见解，但作诗能直打己见，和沈宋走相反的道路，这在当时，非有豪杰的气概，是不敢这样做的。他曾作《感遇诗》，诗人王适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柳公权评陈子昂诗说，“庸兴以来，子昂而已”。杜甫作《陈拾遗故宅诗》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武则天时，士人都追随沈宋作近体诗，独陈子昂作古诗与流俗对抗，固然近体诗是五百年来诗的自然趋势，是新产生的优美品种，但古诗也不容从此废弃，自陈子昂张扬古诗的旗帜，唐诗始备古近二体。杜甫称他是雄才，敢于代表一种被忽视的文体，出而有所主张，当然不是庸人而是雄才。
二 盛唐诗人
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朝政治经济发达到了最高峰。代表唐朝的文学——古近体诗，也达到了最高峰。开元时期，天下安宁，士大夫生活富裕，有人制得佳篇秀句，即传诵人口，流播远近。有些诗人所作被采入乐章，名登朝廷，为统治阶级所敬重。作诗是得名的捷径，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