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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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年，汉安帝死，幼童北乡侯继位，阎太后临 朝，阎显掌大权，杀逐汉安帝宠信的宦官。阎家专权不过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立汉顺帝（十一岁）。十九人都封了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他们得兼做朝官，得传爵给养子，并得荐举人做官。从此下层豪强不合法的仕进变为合法的仕进，“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大大激怒了士人。李固一派比较鲠直的官僚依靠梁皇后家，企图和宦官对抗。
一四四年，汉顺帝死。一四六年，汉桓帝（十五岁）继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从外戚的失败里取得了更多的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又表扬儒学，招募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她杀逐李固为首的鲠直派官僚，引用以胡广为首的典型官僚。胡广是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与宦官通婚姻，又与名士相交结，荐举陈蕃等人。当时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广熟悉典章有办事经验，柔媚谦恭能不抵触任何人。梁太后选用这一派官僚，使三个集团各行其事，取得相当的均衡，梁家政权因此保持了将近二十年。
一五九年，汉桓帝结合一批宦官杀梁冀。又杀梁家重要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郡太守凡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这几百个徒党献给梁冀和梁冀自己直接搜括来的赃物，被朝廷没收后，官卖得饯三十万万。官卖价当然比实在价低，梁冀财产实际上应超过三十万万。加上梁冀一家人二十年来无限奢侈浪费的财物，再加上几百个徒党家的巨大赃物，总数真是骇人。从这个骇人的总数里可以想见劳动人民遭受到怎样可骇的剥削。梁家赃物很快就卖出了，收买的人无疑是宦官和有势力的贵族，他们拥有极大的赃钱，也就可以想见。
梁冀结交梁太后宠用的宦官，凡宦官家子弟徒党都荐举做地方官。名士出身的埂直派官僚朱穆，某次被任为冀州刺史。冀州共有一百个县，听说朱穆快要到来，挂印逃避的县官就有四十多个；恃势不避，被朱穆拘捕治罪的又有多人。从上述事例看来，做朝官的主要是外戚徒党，做地方官的主要是宦官徒党，留给官僚集团的道路是不宽的。那些鲠直派官僚当然感到不满，企图仕进的士人更是无路可走。这种情形，迫使鲠直派官僚、名士、大学生结合起来，联络外戚来反对宦官。
朱穆因得罪宦官，被汉桓帝逮捕下狱。刘陶为首的太学生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说：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太学生斥责宦官“噬食小民”，固然是出于义愤，但梁冀罪恶并不比宦官轻多少，太学生却一句话也没说，足见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反对宦官侵夺仕路，反对下层豪强公然做官。
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后至一六七年汉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现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县官，现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内外重要官职多被他们把持着，官僚集团的道路比梁冀死前更狭窄了。鲠直派官僚、名士、太学生以及地方官学生、私门学生结成广泛的士人集团，以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为理由，展开了士人、宦官间的斗争。
鲠直派官僚大都是名士出身。有些人已经做了大官，仍保持名士身分。如李膺做河南尹，与名士郭泰等人交结，被士人推为名士的首领。当时名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们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绝征召一次，他们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们认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然不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抵得一个大官。这一类人数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他们依据儒学的道德标准，实行了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格言，认为善的人，互相推荐标榜，自然结合成一类，认为恶的人，不分轻重，一概深恶痛疾，只想杀逐他们。这是宦官政治激发起来的一种愤怒反抗。他们的行动是勇敢的，但丝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势力。这一类名士，是统治阶级中的鲠直派，也是抱有正义感、对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士人中却起着倡导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人数最多，是第二类名士得势时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补者。
例如张俭激昂地毁灭宦官侯览的家园，名闻天下。后来汉灵帝杀党人，张俭逃难，连累了许多隐藏他的人。张俭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让成千的人破家灭族来替死。党祸解除后，张俭回家过着富裕生活，活到八十四岁，再也不敢说一句反对宦官的话。又如黄允，不就官府征召。大官们想见他，黄允自称养病，不见宾客。大官们派遣亲信人早晚到门上问候病情，也拒绝不见。黄允被认为清高士，声名极大。司徒袁隗是一个典型的大官僚，慕黄允大名，要把侄女嫁给他。黄允听说，托故逐走妻夏侯氏。夏侯氏大会亲族，当众宣布黄允隐恶事十五条，不过十天，黄允逃出洛阳，不再是名士了。黄允只是名士中不幸被揭露的一个，幸而不被揭露的名士，当然多得很。太学名士极大部分就是张俭、黄允一类的名士。
大学生三万余人，郭泰、贾彪为首领。郭泰等人结合陈蕾、李膺等鲠直派大官僚，评论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臣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官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在朝廷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一六六年，汉桓帝指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为党人，下狱治罪。这些党人项颈、手、足加上所谓“三木”的刑具，头被一种东西蒙盖着，一个挨一个的受狱吏惨毒的拷打。汉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向来用财物结交太学生，颇得好评，这时候出面劝汉桓帝释免党人。宦官也不敢过度得罪士人。一六七年，汉桓帝赦党人回家，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从这次党祸里，显示出统治阶级三个集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政治上有极大势力的外戚集团，自梁冀失败以后，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都降落了。象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来接近太学生。这说明外戚已经削弱到不能代表上层豪强。代表下层豪强的宦官集团，社会地位极低，虽然政治上有极大权力，精神上却感自卑，以获得名士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子弟，足见宦官家某些子弟在接近士人，企图使自己士人化。宦官集团得势是暂时的，它所代表的下层豪强，极小部分转化为士人，大部分仍被看作无权做官吏的微贱人。原来代表中小地主以举孝廉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顺利上升为大地主，自东汉初年以来，逐渐形成所谓“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称士族为望族、姓族与称豪强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区别，实际都是豪强），散布在各州郡。这个士族即官僚集团，上起望族下至广大学生，包括了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特别是鲠直派官僚与名士在坚强地攻击宦官中，造成一种很高的声望，原来依靠外戚的上层豪强现在转到官僚集团方面来，与官僚集团的上层结合成一体，这样，官僚集团愈益扩大，成为代替外戚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主要力量。郭泰自洛阳归太原，“衣冠诸儒”到黄河岸送行，车数千辆。这里所谓“衣冠”是指各种身分的官僚，所谓“诸儒”是指太学生一类的士人。范滂自狱中释放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接他，车数千辆。洛阳、南阳是贵族、豪强、官僚的集中地，郭泰、范滂受到他们这样的尊崇，说明东汉末年，士族（即官僚集团）已经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宦官失败以后，经过一番大混斗，士族对下层豪强以及一切所谓微贱人的压迫权进一步确立了，同时也不需要提拔那些出身低级士族的名士来反对宦官了。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做官权。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官人法，就是这一件既成事实的法律规定。
一六七年，汉桓帝死，汉灵帝（十二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结合陈蕃、李膺等人，准备杀宦官。一六八年，宦官杀窦武、陈蕃，又杀逐所有窦、陈派的朝官，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前些时，太学生和全国士人共相标榜，给大名士三十二人（加三君为三十五人）立称号。窦武（外戚）、陈蕃（官僚）、刘淑（宗室）三人称三君，算是士人的首领。李膺等称八俊（俊杰），郭泰、范滂等称八顾（有德行），张俭、刘表等称八及（能引导后进），度尚（农民起义的凶恶镇压者）等称八厨（有钱救济贫士）。地方名士也立称号，如山阳郡有张俭为首的八俊、八顾、八及二十四人。窦武、陈蕃死后，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人全部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族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一个富人孟佗，想得个官做。他和宦官张让的管家奴交朋友，送管家奴很多财物，要管家奴当众对他一拜。某日，孟佗去谒见张让。张让门前经常有求官人的车数百或千余辆，孟佗的车不能前进。管家奴率领一群苍头（低级奴）迎到路上拜孟佗，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求官人见了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好朋友，争着送他珍宝。孟佗分出一部分送张让，张让很满意，叫他做凉州刺史。一说，孟佗送张让葡萄酒一斗，便得凉州刺史。不管孟佗怎样取得刺史这个大官，宦官引用大批下层豪强来填补从士族那里夺得的官职则是事实。凡属于宦官集团的大小官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贪如豺虎”（当然，不是说士族中没有很多的豺虎）。宦官杀逐了党人，但对士人还是有疑惧，他们想出一些办法来，企图加强自己的势力。一七五年（熹平四年），汉灵帝命蔡邕写定五经文字，刻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太学讲堂前（熹平石经）。五经文字与宦官本来毫不相干。因为太学生在大学争考试等第的高下，往往闹到官府里去争讼。宦官早已被名士们议论政事吓得发狂，乱杀一阵，现在这些太学生又来纠缠经学，扰攘不休，对宦官确是一种可厌的刺激。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