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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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民间流行的五言诗体还没有被上层士人所采用。到了东汉,著名文士开始作五言诗。应亨《赠四王冠诗》,班固《咏史诗》,傅毅《孤竹篇》(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文心雕龙》说是傅毅作)是文士所作最先见的诗篇。此后有张衡作《同声歌》、赵壹作《疾邪诗》、秦嘉作《留郡赠妇诗》、郦炎作《见志诗》。这些诗篇大抵质木无文,惟《孤竹篇》《同声歌》最为出色,情致与词采都达到高境,再发展便成建安五言诗。
五言诗以外,还有张衡《四愁诗》,王逸《琴思楚歌》,用七言成句。七言诗也见于民间歌谣,不过文士用七言作诗,主要是受楚辞的影响。一句五言诗是两句四言诗的省约,一句七言诗是两句五言诗的省约。文句由繁趋简,含义由简趋繁,是诗的自然趋势。两汉至南北朝五言诗压倒四言诗,唐以后七言诗超越五言诗,唐宋长短句(词)冲破五言七言的拘束,元明曲冲破词的拘束,一个比一个得到较大的自由来描写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这种主要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和社会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大体上相适应的,而这种主要文学的首先创造者一定是处在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这里说到东汉五言诗开始由民间文学上升为上层文学,因而附带说一说主要文学的一般发展规律。
民间五言诗在分化,上升的部分成为建安诸子所作的高级文学,保持原来形态的部分则有托名蔡琰的《悲愤诗》和无名氏的《为焦仲卿妻作》两篇大诗。
蔡邕女蔡琰遭乱,没入南匈奴,生二子。曹操赎蔡琰归,嫁董祀为妻。《悲愤诗》叙述流离之苦,母子之情,激昂酸辛,笔力强劲。诗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两汉文士从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长篇,也没有人表现过这样的笔力,说蔡琰做这首诗是很可疑的。蔡邕为董卓所尊重,蔡琰被南匈奴虏去,必在王允杀蔡邕以后。诗中说是被董卓驱虏入匈奴,显然与事实不合。如果说,诗是建安文士所拟作,建安诸子与蔡琰同时,叙事不能如此谬误。此诗的作者应在民间。因为蔡琰的遭遇,很自然地要引起人们的同情,民间作歌谣,口头流传,流传愈广,修补也愈多,最后定型为《悲愤诗》那种大篇。
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全诗一千七百八十五字,是诗中罕见的长篇。这首诗叙述建安年间,庐江郡府小吏焦仲卿娶妻刘兰芝,情爱极笃。焦仲卿母凶暴,刘兰芝被逐归母家。县令郡太守先后遣媒人向刘兰芝家为自己的儿子求婚,最后刘兰芝投水自杀,焦仲卿也自缢死。自魏文帝定九品中正法以后,门第的高下区分甚严,诗中说焦仲卿是“大家子”,县令太守求刘兰芝为子妇也不以为嫌,诗作于建安年间,似无可疑。诗的形成也和《悲愤诗》一样,不是某一个姓名失传的文士所作,而是由口头流传的民间歌谣逐渐修补积成大篇。
诗中深刻地描写在封建礼教下年轻妇女所受到的各种压迫、首先是婆母的压迫。婆母是礼教的体现者,她的压迫是一种基本的不可反抗的压迫。从这里焦仲卿夫妇之爱与母子之爱间,刘兰芝与母家的父母兄弟间,都发生了矛盾。郡太守为子求婚,使得刘兰芝又受到阿母和阿兄不同程度的压迫。最后刘兰芝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放弃一切希望,走自杀的道路。焦仲卿也只好走同样的道路。这个悲剧充分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与礼教害人的普遍性,也充分反映了刘兰芝焦仲卿反抗(虽然是消极的反抗)礼教的坚决性与表现在道德上的庄严性。全诗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两句作结束,表示对刘兰芝焦仲卿和其他受压迫者的无限同情。这种同情只能从劳动群众那里得来,谁敢设想礼法之士圣贤之徒会给予受压迫者以同情呢!
《离骚》以后,这首诗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二次出现的伟大诗篇。
西汉的文学和艺术,一般表现为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在经济发展、统治阶级肆意剥削纵情享乐的东汉时期,这种作风是不能满足精神生活的要求的。这就必须变革。但是,东汉又是保守势力极强固的时期,变革必然受到大的阻碍。要实行变革,非有特殊地位的人出而提倡不可,汉灵帝终于代表变革派担负起提倡的责任。汉灵帝在政治上是一个极昏暴的皇帝,在文学艺术上却是一个有力的变革者。他招集辞赋家、小说家、书法家、绘画家数十人,居鸿都门下,按才能高下受赏赐,保守派首领杨赐斥责这些人是“群小”,是“驩兜共工”,又一首领蔡邕斥责他们是小才,是俳优。因为汉灵帝想利用变革派来对抗太学名士,所以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待变革派以不次之位,让他们做大官。这样,文学与艺术在变革派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也就是说,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变为文质相称的新作风。
这种新作风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两汉至南北朝文学史上最突出的“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建安文学。
曹操凭借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逐次统一了黄河流域。东汉末年大丧乱以后,出现一个以邺都为中心的文学乐园,对全国著名文士的吸引力是很强的。曹操曹丕曹植都是大文学家,都能和文士们相处。曹操残暴,对待文士却能宽容。曹丕居太子尊位,旷荡不拘礼法,例如王粲葬时,曹丕率众文士送葬。曹丕对文士们说,仲宣(王粲字)爱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这可以想见曹丕和文士们日常相处的态度。曹植更不守礼法,饮酒无节,任性而行,是一个纯粹的文士。三曹提倡于上,饱经灾难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忽得富裕的物质生活,安静的创作环境,各人的才能都无阻碍地发挥出来。建安文士,数以百计,其中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瑒(音羊yáng)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称为建安七子。这时候诗赋骈文都达到最高峰,特别是以曹植为首的五言诗达到最高峰的绝顶。《文心雕龙·明诗篇》评它的特征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正因为气(情意)、才(辞采)兼备,所以文质相称,不同于汉诗的质胜于文,也不同于晋以后诗的文胜于质。
建安时文士们还有一种优良风气值得表扬,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提倡。原来文士们聚在一处,自以为各有所长,彼此不相服。曹丕《典论·论文篇》和《与吴质书》评论当时作者,从众文士中选出七子,指出七子的长处和短处,极为惬当。想见曹丕在平时不仅善于和众文士相处,而且也善于引导他们不走歧路。曹丕指出孔融等人都不能持论,理不胜词,独徐干辞义典雅,著论成一家言。这是公平的评论。徐干著《中论》二十篇,其中《核辩篇》最为精辟。《核辩篇》说“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犹在己也。苟得其中则我心悦焉,何择于彼。苟失其中,则我心不悦焉,何取于此。故其论也,遇人之是则止矣。遇人之是而犹不止,苟言苟辩,则小人也,虽美说,何异乎鵙(┲妹㈩熘┰铡薄2茇瞥缧旄桑莆虮蚓樱阋运得餮险囊槁墼谖氖咳褐姓忌戏纭2苤彩氖怯氖康牡浞叮⒉灰虼硕月K钚薜男爬锼担笆廊酥觯荒芪薏 F统⒑萌思サ湮模胁簧朴κ备亩āN舳【蠢癯⒆餍∥模蛊腿笫沃F妥砸圆挪还羧耍遣晃病>蠢裎狡停呵浜嗡赡选N闹讯瘢嶙缘弥笫浪嘀ㄎ嵛恼咝埃∥岢L敬舜镅裕晕捞浮N裟岣钢拇牵肴送鳎劣谥啤洞呵铩罚蜗闹侥瞬荒艽胍淮恰9硕圆徊≌撸嵛粗病薄O蟛苤材茄拇笪暮溃够队鹑恕凹サ湮摹保坝κ备亩ā保⑶乙参鹑巳笫挝恼拢敛涣呦АU庵纸】邓实姆缙搿拔娜讼嗲幔怨哦弧保案饕运ぃ嗲崴獭钡谋陕捌耆喾矗ò参难е悦朗ⅲ岢难酪彩且桓鲋匾脑颉!堆帐霞已怠の恼缕匪担敖衔闹疲说洌胁±郏婕锤闹峦醯弥诙M(音异yì)也”。建安的优良作风,保持在南朝,这也是南朝文学发达的一个原因。
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
曹操所作诗文,纯是两汉旧音,不过,因为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特别是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不是他气力十分充沛,四言诗是不能做好的。说曹操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他的四言乐府诗应是一个重要的特征。锺嵘《诗品》列曹操为下品,是齐梁人陋见,并非公评。
曹植文才富艳,思若有神,被曹丕逼迫,满怀忧愤,发为诗文,情采并茂。他的五言诗,不仅冠冕众作者,而且为魏晋南北朝文士开出新门径。
古代韵文在发展过程中,前后曾受过两次大的外来影响,因而形成唐以前古体和自唐以后律体的两大分野。第一次外来(对北方文学说来)影响是楚声。第二次外来影响是梵声。
《诗三百篇》中有南(《周南》、《召南》)与雅(《小雅》、《大雅》)两种声调,雅(正)声即华夏声,南声即采自江汉流域的楚声。屈原宋玉作楚辞,在文学上有根高的地位,为文士所模习。楚人刘邦建立汉朝,爱听楚声,楚声盛行全国。汉世相和清商等曲,都属于楚声系统。旧的雅声衰息,雅声化的楚声也就成为华夏正声。唐时楚汉旧声衰息,雅声化的梵声也就成为华夏正声。楚声梵声并不是本身不变而代替雅声,相反,它们是作为一个新因素被雅声吸收并消化,因而产生新的雅声来代替旧的雅声。雅声吸收梵声,开始于东汉末年的音韵学,然后运用入文学。最先运用的文学家就是曹植。
东汉时,印度声明论(音韵学)随佛教传入汉地。胡僧学汉人语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汉字音。汉儒接受这个启示,用两个汉字当作字母拼汉字音,因此发现反切法,东汉末儒者孙炎、刘熙、韦昭等人都用反切法注字音,比读若法前进了一步。
反切法逐渐通行,声与韵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专学,韵学应时出现了。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十卷,晋吕静的《韵集》五卷。两书分字声为宫商角徵羽五类,还只能“始判清浊,才分宫羽”,为后来韵书作先驱。南朝人声韵学的研究愈益深入,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周彦伦《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所谓四声,即分字声为平上去入四类。凡韵书都是以四声或五声为纲,以韵目为纬。隋陆法言等八人采集各家韵书和字书,斟酌古今南北的声音,定声为四,定韵为二百零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