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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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这么便宜的事。我怎样扶你起来的，就能照样儿将你踩下去！”德戡望着化及的背影，牙齿几乎咬碎。要实施这一计划，当然必须重掌兵权。他知道智及贪财，就将自己兵变后获赏的全部财物送给智及，并乘间表明心迹：“我德戡只懂带兵，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懂！”智及受人钱财，理当替人消灾，他拍胸脯保证：“你放心，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好了。”回头劝化及：“人家德戡一片忠心，否则也不会推仁兄为主了，你何苦猜忌他呢？”化及以为然。兵到徐州，舍舟登岸，化及将后军交给德戡统领。
德戡手中重新有了军队，心想：“化及，你瞧我的吧！”于是和赵行枢、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人密谋策划，准备袭击宇文化及，同时派人去约孟海公（江浙一带的草莽英雄）为外援。也是合该德戡失败，他本来一惯行事果断，这次却苦等什么使者回报消息，致使行动一再耽搁，而许弘仁、张恺却有了机会泄露这一秘密。宇文化及晓得先发制人的重要性，他不动声色，暗中教他弟弟士及佯装游猎，到后军见机行事，捉拿德戡及其同党。德戡不知事情已经败露，见士及到来，很自然地出营参谒，不提防士及一声令下，如狼似虎的甲士就将德戡死死钳住了。
德戡故作镇静，质问士及：“我有何罪？”士及冷笑：“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去跟丞相说吧。”化及随后亦指责德戡不该谋反，德戡说：“我何尝想这样？实在是逼不得已罢了。我们杀昏君，蒙弑逆大罪，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不堪忍受其毒害。我始料未及的是，大家共推足下为主，足下竟比昏君有过之而无不及！”化及恼怒地反问：“司马公还有什么话说？”德戡嗔目相对：“我只恨自己谋事不果，反遭小人暗算！”化及无言，示意左右将德戡拉出去。德戡被缢杀，带着满腔不甘赴黄泉见炀帝去了。
要想好如何退场
李鸿章办事留余地
清末官场的形势十分复杂，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怎样在政治激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李鸿章来说，是成败存亡的关键。
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因为丧权误国，遭到满朝文武和全国百姓的唾弃，威望一落千丈。就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对其疏远。这对李鸿章十分不利，是他一生中最低谷的状态。李鸿章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进行了更为艰辛的努力。
为了起死回生，李鸿章以自己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采取了“韬晦”策略。首先，他借外压内。他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机会，出访俄、英、德、美等国，在国外遍访名人，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访问中，他会见了俄皇尼古拉二世、英国女王、英国总理和德国首相。李鸿章在国外的名气顿时提高，被西方各国推为世界“四大老”之一。
李鸿章的“韬晦”之计的更深一层含义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四处逢迎，八方讨好，暗中窥测权柄，使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境地。
他的这一算计在维新变法中表现得最充分。
李鸿章本来是支持变法的，他是洋务派中第一个公开提出变法主张的官员，因此，也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他感到维新势力很有市场，于是便捐银2000两，要求加入，但因为甲午战败使得他的名声太臭，结果被拒之门外。虽然如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李鸿章始终没有与维新派绝交，仍旧在暗中给予支持。
随着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深入，矛盾激化，双方力量对比也逐步明朗化，李鸿章敏感地窥测到，权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人物手中，因此，他就不再谈变法了，而是公开站在了顽固派一边。这样，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不论是顽固派还是维新派都对他没有恶感。
一次慈禧太后与御前大臣议事，在谈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时，李鸿章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当慈禧太后对外国保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表示十分愤怒的时候，李鸿章又说：“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以此讨好慈禧太后。慈禧见他不是维新派的同党，又将他视为左膀右臂，任命他担任两广总督，到康有为的家乡镇压维新派势力。
李鸿章到任后，忠实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办事，除了对康有为的祖坟加以保全外，逮捕了保皇会员罗赞新等人的家人，而且还通过外交途径与外国驻华使节、香港总督等交涉，要其协助清政府逮捕康、梁等维新人士。这虽然是表面文章，但也使得慈禧太后对他更加放心。
但在不同的人面前，李鸿章经常改换面孔。在就任两广总督之前，他对自己的亲属孙宝谊表露了心迹。李鸿章说：“我是奉慈禧的旨意去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及其余党的，若将此二人捉拿归案，功劳之大超过镇压太平天国和剿灭捻军，凭如此大功，我可以加官进爵。”说罢，又问孙是否是康的党徒，孙回答说“是”，并说：“你要捉拿维新余党，首先将我抓去好了”。李鸿章一听他是维新党徒，立即说：“我怎么能抓你，我也是康党。”
李鸿章曾代表清政府商议要各国逮捕康、梁，然后引渡到中国法办。在为此事与日本首相伊滕博文商议时，李鸿章问伊滕：“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可是伊滕不同意，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伊滕回答说：“如果康之所犯无关政务，也许可以遵照贵爵相所谕。如果和国政有关，按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此办理。”
李鸿章一看日本的态度，立即换了口气，不但同意日本对康的看法，而且还说：“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目前看来“了无异能”罢了。可见李鸿章的态度和清政府的严加缉拿、惩办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正因为李鸿章左右逢源，他才讨得了维新派、慈禧太后对立双方的欢心。从维新派方面来看，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曾给李鸿章一封信，对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内保全祖坟，表示感激。梁启超也表达了自己对李鸿章的好感，后来还写作了李鸿章的第一本传记，对李鸿章的是非功过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慈禧太后也仍将李鸿章视为心腹之臣，委以重任，即使在义和团运动后李鸿章失势，也没有触及到他的根本利益，李鸿章因此才得到善终。
在外国人眼中，李鸿章也比慈禧太后的形象好得多，完全不同于那些固执守旧的顽固派官僚。
李鸿章这样做，是经过仔细权衡的。首先，慈禧太后不能得罪，她握有实权，自己的权力和前途握在她手中，否则前途未卜，这是最主要的。特别是甲午战争后，自己的淮军大都已被击溃，北洋舰队不复存在，声名狼藉，自己的实力大减，这就更需贴靠在慈禧太后的实力派一边。虽然他确实同情变法，但不能不从实际考虑，放弃同情维新派，忠实为慈禧太后效命。
其次，维新派最后的胜负也很难说，从中国形势的发展看，满清注定要瓦解，维新派所代表的先进势力迟早会掌握权力。李鸿章是清政府办理对外交涉的主要人物，他更深知英、日等国对维新派的支持，了解外国列强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如果他完全跟着慈禧对维新派大肆镇压和屠杀，自己岂不成了满清顽固派的殉葬品？这不能不使李鸿章为自己的前途再作更长远的打算。
从眼前利益来看，李鸿章必须唯慈禧旨意是从，从长远利益着想必须讨好维新派，为自己留有后路。所以，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采取了左右逢源的手腕，并且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做局者，一定要考虑好自己的退路。在顶峰时不论如何风光，那都不是永久的。当你顺着梯子往上爬时，一定要注意梯子的整洁，因为你还要从梯子上下来。
张居正的不完美退场
谋深计远，需要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和趋势，事先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成就百年大计。首辅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曾经搞得轰轰烈烈，最后却失败了。张居正败在何处，成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其实，张就是败在没有谋深计远，只想到自己活着的情况，过于迷信自己的力量，对身后事缺少安排，最终导致改革没有了生命力。
其实，张居正对皇帝是很好的，但是，作为一个专权的大臣，他往往一意孤行，动辄就训斥皇帝，结果，小皇帝在心底埋下了不满，只是无奈自己的年幼无势，才姑且忍让。比如那个“罪己诏”就很让神宗下不了台，毕竟，年轻人都是好面子的，只是张居正忽视了这一点。年幼的神宗，到十八岁的时候听太后说要张居正辅政到三十岁，皇上一想还有十二年呢，他能等十二年吗？不由变得畏惧起来，这次张先生没有做霍光，但是下次呢？于是心底里的仇恨越来越重，虽然现在他还奈何不了张居正。而张居正并没有感受到皇帝的恨意，仍然是一意孤行。他忘掉了自己作为一个老人怎么可能永远执政呢，忘掉了自己百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将怎么做。
不久，张居正得了痔疮，这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手术却有后遗症，越加沉重起来，不久越来越重，很快就告别人世了。于是，万历皇帝，这个多年压抑的接班人执政了。可想而知，凡是张居正支持的，他基本上都反对；凡是张居正反对的，他基本上都重新树立起来。
张居正为什么不找个接班人呢？很多人会这样想吧，只是怎么找呢？张居正是个专断的人，不可能找个专断的人接替自己，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会这么快死呢！而找个温和的人，是不能像张居正这样控制朝政的，何况，张居正以忠孝为标榜，找接班人不免有如曹操的架空皇帝之嫌，那就是奸臣了。张居正虽然是个治国的奇才，有着过人的韬略，但他的过于自信和一意孤行，使他忘了身后的问题。所以，逃不出自然生死规律的他，最终以失败告终了。他以为自己的改革无庸质疑，非常必要而且完美，但是却没想到，自己刚死皇上就把所有的制度推翻了。
有皇帝带头，原来张居正得罪的那些人见张居正死了，都站出来，吵吵嚷嚷，要翻案了，而万历也需要这样，他想要拿回政权。新政取消了，那策划者也就需要打倒，何况传说张居正的家产不少，万历有些心动了，于是张家遭殃了，张居正的长子敬修自杀，另一个儿子懋修自杀未遂，张家被查抄。
可见，做局要做长远的局，即从长远计划来布阵。“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自古以来，不考虑长远利益的，就不能够谋划当前的问题；不考虑全局利益的，就不能策划好局部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正如那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确，做局要从长远来考虑，要从全局来考虑，否则，最终，还是要吃亏的。
曾国藩全身而退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