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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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人们思考的思想材料。同时，我也并不想作为一个庸俗的笑话介绍给读
者。
像这一类的“经验”，每一个买过旧本书的人都会遇到好多起，应该说
是并不奇怪的。同时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过去有许多著名的收藏家，尽管他
们藏有大量好书，有的还在版本目录研究上作出过很好的贡献，他们的著录，
也不是完全可以凭信的。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
季振宜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有《延令宋板书目》，读起来也真使人为
之向往而佩服。不过我却买到过他所藏的《汉书》，那是
明代正德嘉靖之间汪文盛的刻本，一些都不难识别的。但在卷前却珍重
地钤了“御史之章”等三方大印。以后在每卷卷首，又钤了“季振宜藏书记”
朱文长方印。细看那钤印之处，恰在“唐颜师古撰”一行的所在。而颜氏衔
名之下却有挖补的痕迹，原来汪文盛的衔名被挖去了。那用意是明明白白的，
是企图灭去明刻的痕迹，冒充宋刻的，而作伪者恰是季振宜自己。这就使我
对他的“宋版书目”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那一册书目所收全都是宋刻了。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曹寅的外甥堇斋昌龄那里。我买到一部《七经图》，
棉纸初印大册，用鹅黄的蜡笺作面，书页里用宣纸作衬，全是康熙中内府的
豪华装。每册卷前都钤了昌龄的藏书印。过了不久，又得到同书的残册，却
是没有重新装池的明代原装，是四明卢氏抱经楼的旧藏。等我将两本进行对
照时，奇怪地发现昌龄的藏印却钤在原来刻有新安吴继仕熙春搂字样的所
在，原来也是挖补过的，和季振宜改造《汉书》是用了同样的手段。类似的
情况我遇到过好多起，这两件都出之于著名的收藏家，所以记得格外清楚。
杜诗的版本可谓多矣，不过多半是注释本，白文的比较少见。我有一部
八卷的杜诗白文本，版心下有“净芳亭”三字，前面有序，也不记刻者姓氏。
但据版刻风气可以断定是明代嘉靖中所刻。前有阳城张氏省训堂的藏印。后
来却发现，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在书目里却指之为宋本。有一种韩氏书目，
还附印了书影，对比一下，就正与我所藏的一本相同。看来这不像作伪，只
是鉴定上出了差错了。后来又知道，“净芳亭”是许宗鲁的斋名，许刻的《国
语》、《尔雅》等流传颇广，版心下题“宜静书屋”，知道的人不少。但这
“净芳亭”却少见。细看一下，字体之古怪方板，也确是许刻的风气。像这
种情况，一个鉴定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断定书册刊刻的大致时代，要了解更
多的情况，就只有多看，多作对比研究，留心书目、题跋以及有关的一切记
载。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记述这一类知识的著作。我们今天的条件到
底比前人好了不知多少倍，避免再犯韩应陛那种错误的保证也更充分，不过
重要的还是艰苦的研究，没有这一条，别的条件都将不起作用。
过去在古书作伪的勾当中玩出种种花样来的大抵是旧书坊。染纸充宋、
割去牌记、伪造印记、挖补缺卷、用旧纸伪造旧抄、临仿名人校跋？ 。创造
发明也多得很。不过买主付过“学费”，就像传染病患者产生了免疫力，也
会变得聪明起来的。要取胜就得别出心裁。我曾遇到过这种崭新的花样，虽
然上了当，到底也还是爱他的本领。
有一次从苏州的某书肆看到一种题为《烟花小史》的书，是明代万历刻
本。它包含了八种书，记得有《秦淮四媺诗》、《薛涛集》、《仙仙集》等
种种名目，十分别致。回来查《千顷堂书目》等多种书目，都找不到那名目。
书中还有昆山叶氏的藏印，确是未之前见的怪书，赶紧出重价买了回来。仔
细研究，发现其中一种在版心下面有“右编”二字，编者属名有“澹云王路”
字样。前面那张扉页，大书《烟花小史八种》，用纸确是明代竹纸，但较厚
实；刊刻字体也极似明人风气，但到底微觉板滞。几经研索，我断定这其实
是一种残本。王路曾刻有《花史左编》，这大抵就是所谓“右编”了。王路
是晚明出版业向资本主义急速发展时期出现的一个出版家兼编辑人，是马二
先生的前辈。不同的是他经营的并非举业书而是迎合时尚的“通俗文艺”，
看那作风是要算作明末的鸳鸯蝴蝶派的。这八种，除了薛洪度集分量较多以
外，其他大抵是小册子。至于前面的扉页，则是书坊新刻的，那名目也取得
好，完全掩盖了原来残本的面目。
我想，作为晚明通俗出版物的一种标本，即使是残册，也还是值得重视
的。马湘兰、郑如英、朱今燕、赵彩姬等的诗集，也由于王路的介绍得以流
传。书坊的花样玩得十分巧妙，可惜的是，原书前面想来原有总题和细目，
却因此湮灭了，这自然是版本目录研究中的一种损失。
我之敢于断定这是一种新的作伪的花样，因为我还从这家书店买到过用
同样方法炮制出来的书，祝允明的诗、文、词、曲杂集。前面也有一张崭新
的扉页，题曰《枝山先生柔情小集》，下面还刻了一个葫芦，中题“四全”
两字。这回是从《千顷堂书目》里马上找到了那破绽，祝允明这样的著作有
七种，不是四种，总题也并非什么“柔情小集”。
也是这家书店，又曾发现过二本《陈大声散曲三种》，万历刻本。陈是
明代著名的散曲作者，这书也是不见著录的。此书曾引起藏书家的很大兴趣，
不记得最后是被郑西谛还是傅惜华买去了。那扉页，不用说也是新刻的，那
风格和我所得到的两种完全一致。这样看来，原书一定也是一个残本，也必
不只三种。傅、郑两位都是著名的戏曲收藏家，我猜他们都不会知道这里是
玩了花样的。
傅、郑两位同志都已逝世，陈大声这部散曲集如果历劫尚存，在编目的
时候，我希望添加一个附注，说明《三种》云云是值得怀疑的。
1979 年6 月4 日
西泠访书记
1957 年4 月中旬，我到杭州游览，曾访问过坐落在里西湖的浙江图书馆。
这里是清乾隆中所建的七阁之一——文澜阁的旧址，是著名的江南藏书胜
地，那抄写了七部之多的“四库全书”复本之一，遵照“十全老人”的意愿，
就藏在这里。杭州是江南文风兴盛之区，大批的读书人都到这里来借抄、借
读经过删削、改造、加工的钦定典籍，颇发生了一些影响。这无疑是清代文
化统制政策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成功。后来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这里的“四
库全书”损失了一部分，也流失了一些。地方上一些有钱的读书人就又来辛
辛苦苦地补抄，后来不知道终于补全了没有。不过那时的人力物力到底远远
不及“乾隆盛世”，补抄本无论纸墨、抄工、装潢比起原本来是天差地远了。
在过去，浙江图书馆在全国公私藏书家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地方性图书
馆。解放以后，浙东故家藏书大量流出，一些地方上的藏书家的藏书也先后
聚集在这里。它的收藏丰富起来了。1957 年我访问时，曾经被接待到楼上看
了一些旧本，还带回了两部新印成的“特藏书目”。细细检阅，发现新入藏
的书籍中间，其实也并无值得注意的宋元旧版，精华所在倒是一些明清以来
的浙人著作的刻本、抄本和稿本。这中间颇有未之前见的秘书，而这恰恰是
全国性的重点图书馆无法相比的特色。当时曾摘记了一些名目，想什么时候
再到杭州来借读。可是“人事栗六”，一眨眼20 年，没有机会再到湖上，而
且后来这愿望好像也成为一种荒唐的梦了。
当时我所希望借读的群书之一是“明季刻本、抹云楼旧藏”的柳隐如是
撰的《戊寅草》一卷一册。这是一册异书。关于柳如是这个人物，我很早以
前就发生了研究的兴趣。曾经搜罗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牍》的旧抄本，
她的《事辑》，还有附在钱谦益文集和清初诗词总集中的她的作品，此外就
是大量散见于清初文集、野史、笔记中有关她的记述。可惜的是，一直没有
看到明末原刻的她的诗集。我只在王闻远的《孝慈堂书目》中看到过著录，
还注明“棉纸”印本，可证是明末原刻无疑。此外，在马叙伦的《读书续记》
卷六中看到一段详细的记载。那是高欣木旧藏的《柳如是尺牍一卷、湖上草
一卷》，一共24 页，不只是原刊，还有林云凤的题诗，许多名人题跋、印记，
和王国维的三首题句。据马夷初说，这书曾经张元济与高野侯“竞购”，最
后高以50 银元买得。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高价了。这书后来不知
流落何许。现在见于浙馆书目中的《戊寅草》，是怎样的书呢？可能就是《湖
上草》的改题重刻之本，也可能是另一种未之前知的诗集。戊寅是崇祯十一
年（1638），正是如是下嫁钱牧斋之前活跃于湖上的时候。
为了一决此疑，1962 年曾托到过湖上的陈凡代为探询此书，后来还承他
亲笔抄了一卷副本见赠。可惜他所见的并非《戊寅草》，而是张宗祥手抄的
《湖上草》，一些都没有与通行本不同的地方。
这次在睽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游杭州，特别是看到陈寅恪教授《钱柳因缘
考证》的序言以后，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书，终于在一个春晨又来到了文澜阁
的旧地。庭院依然，只是更增添了一些萧寂。一般的游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走进去看，那楼房，楼梯，还有管理图书的人员，好像与过去都没有什么变
化，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古意。我说明了来意，还取出了一位过去浙江文化界
领导人的介绍信，并出示了工作证。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那位老同志
是20 年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故将军”。要看“善本”
书，这些都无用。还得向领导机关申请，得到批准才行。
后来经我说明住在上海，来一次杭州不容易，可否给予通融，这才打了
电话，向领导机关请示。最后的指示是必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
读。这使我异常高兴了，监视就监视吧，这又有什么关系。我被安置在会客
室里等待管理员登楼取书。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得到了答复：“找不到”。
原因是专门负责善本的同志下乡调查善本去了，原有的善本因为编目的原因
被打乱了，这里没有人能摸得清。“什么时候熟习善本的同志才能回来呢？”
答曰，起码半年。要想快，就只有申请、批准，打电报叫回来。
这时，我终于最后地断念了。我既非长官，又非学者，想看一本旧书也
算不上什么“要公”。打电报调人，这样的提议是真的使我吃了一惊的。
这就是过了二十多年，几经努力，终于还是看不成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走出图书馆，坐在湖滨的石凳上，面对春光明艳的西子湖，不禁想起了
许多事情。
多年以来，我对跑图书馆一直缺乏勇气，尤其是去看善本书。在旧社会，
只有专家学者如胡适之之流才有看善本的福气，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情况
大大改变，但善本书的神秘性却又增添了新的成份。为了保藏善本所制定的
新办法也更完备而丰富了。在阅读国家藏书的权利上，如陈伯达和那个“理
论权威”以及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