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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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留下一个书呆子的印象而已。
但在十多年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高论上市以来，情形就有些不妙
了。一个人如果有书X 册以上，就无疑要成为“反动”的铁证。这个X 的界
限也并无明确界说，要看老爷的高兴而定。我并不是什么“藏书家”，但旧
书是有几本的，其为“反动”自然已无疑义。紧急措施是将书橱、书箱？ 。
一律贴上白纸封条。好像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带放射性的毒物。每天回家看
见这些交叉着的十字封条也真使人不舒服。后来，“荣幸”得很，那个和“四
人帮”有密切关系的“大人物”说了话了，给了我“以伪乱真”四个字的考
语，于是大小喽罗一拥而上，内查外调，翻箱倒柜，威迫劝诱，想方设法要
找到我投机倒把的证据。不幸我没有学项子京的样，没有在每件书画上标明
进价几何的习惯，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就又动员“专家”写了洋洋数
千言的“大字报”，将古今伪造书画、古董的法门统统搬了上去。不过提到
我的却只有最后一句，就是说我统统继承运用了这全套本领。还把我常用的
几十方藏书印钤在一大张白纸上，在大会上示众。这样我就不只是“藏书家”，
而且也是“假古董制造者”了，那个“大人物”的“指示”也因而得到了“证
实”。
又过了几时，索性将凡是白纸黑字的东西都从我这里扫数取去，承情只
给我留下了几本，以供闭门思过之用。从此我就和书本告别，于今五年。
我至今参不透那个“大人物”在百忙之中何以会对我寄以如此的关注；
同时也悟出了过去读书人说的那种以书为性命之类的话，也是夸张过分了
的。书去之日，我固然没有感受到“挥泪对宫娥”的李后主式的感情；没有
了书，我也生活得很好，并不失魂落魄。但有时会偶然想起，那自然也是难
免的。
衷心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从此知识不再是罪恶了；又逐步
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最近我收回了一点木版书以外的藏书。虽然只有原来
的三分之一光景，也还是非常高兴的。大部头的，精装的，画册，小说？ 。
都大抵失踪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四人帮”及其爪牙，口头上虽然痛恨书
本，实际上却是区别对待的。他们对“洋、名、古”也自有其偏爱，不过那
取舍的标准有些不同。小说、图画，自然是有趣的事物，这是易于理解的。
还有一个标准则是“定价”，在这里，他们到底也不曾逃开他们所深恶痛绝
的价值规律。这样，我所能收回的大抵只是一些单本小册，对他们没有什么
吸引力的东西。但即使如此，这些历劫归来的书册，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
愉乐。
《金瓶梅词话》的故事
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的藏书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是一部《金
瓶梅词话》。
40 年来，我曾经有不少机会在书商手里接触到真正的黄色书籍，不过我
不想搜罗这种“宝贝”，因此在我的藏书中间，这种“宝书”所占的比重大
抵也只有万分之几吧。就我的记忆，我藏有木刻的《双梅景闇丛书》和铅印
线装的《金主亮海陵荒淫》两种，都是叶德辉刻印的。还有四本木刻的《杏
花天》，大约是道光前后所刻的，要算做比较少见的本子了。此外就是这《金
瓶梅词话》，影印线装本，是近时出版的。
在我的印象里，《金瓶梅》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僻书。1950 年春，我在北
京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就看见满满一架各种版本的《金瓶梅》。
崇祯本就有两部，清初的张竹坡本好像有十多部，后来的各种翻刻本就更多。
那胖胖的掌柜对这些“宝贝”也毫无居奇之意，价钱也很便宜。不过这些都
不是万历刻的《词话》本。自从北平图书馆从山西发现了原刻《词话》之后，
曾在当时的北平引起了轰动。有一个“古佚小说刊行会”借来影印了，郑西
谛还将一册初印崇祯刻金瓶梅图附在前面。这就是我所藏的本子的祖本。记
得《鲁迅书简》里就收有代友人购买此书的一信，对这种影印古本小说的工
作，鲁迅先生也是赞成的。就在当时，北平的学者（记不清是不是马隅卿了）
还将金瓶梅图选了几幅翻刻制成大幅宣纸信笺。20 年前沈尹默给我的一封信
就是用这信笺写的。沈尹默用浓墨行草写在一张这样的笺纸上，实在可以算
得一件“名物”。当时及少后，学人利用此书进行研究的，有吴晗发表在《文
学季刊》上的研究《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关系的论文；冯沅君女士的
《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
我记下这些旧事，意在说明早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运用
《金瓶梅词话》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也可以说明在五四运动后一二十年中间，
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一个侧面。至于我买得此书，目的只不过是为开手了的
一部晚明历史小说搜集一些资料，希望从《词话》里得到一些晚明的风俗习
惯、服饰、饮馔、宴乐、仪节等知识而已。
我虽然并无什么名贵的善本，但这《词话》在我的收藏中实在也算不了
什么。但出奇的是它却是唯一受到许多人重视的“宝书”。十年前一个春天
的下午，一位“小将”找我谈话了，拐弯抹角了好半日，言归正传，问是否
藏有一部《金瓶梅》。他知道了我确实有，而且还是附有精图一册的影印本
时，就“激动”起来，反复申明不该保留这样的东西，这对思想改造不利，
这种义正辞严的责难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结论是应该由他取去保管。他
若无其事地撕去了封条，从书橱里取了去了。后来这位“小将”因为种种原
因，从“风云人物”一下子变为“寻常百姓”，虽然常有见面点头的机缘，
但也从来没有想到打听这部《金瓶梅》的下落。一直过了七八年，在清查过
程中，有人揭发了此事，又有人告诉我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还有人对我
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些朋友的好心我是十分感谢的。但却产生了奇异的感
想。一部影印的《金瓶梅词话》竟成为我被劫去的两卡车书籍的代表，这实
在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
这次取回了劫余的书册时，一位经管书籍的朋友首先捧出来的也还是这
两函“宝书”。他告诉我这部书后来终于被发现的经过，真有些像一个惊险
故事。对这位朋友的好意，我是真心感谢的。
这很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
像《金瓶梅》这样的书，大概在无论什么时代，也不可能成为公开的、
普遍的读物的吧？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是不足怪的。不过在几十年中间，尤
其是最近的十多年里，它的神秘性却飞跃地增长了。特别是青年一代，他们
对祖国的文化传统知道的实在不多，但偏偏记得有这样一部“宝书”，千方
百计想看到它？ 。其实也不只是青年，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变成我的藏书
的代表的原因。
这实在是值得好好思索的。
萧珊的书
这一篇本来是早已写好了的。今天读了巴金怀念萧珊的原稿，觉得文章
不能不重新改写了。30 年前我和萧珊曾经是很熟的朋友。对于她的死，我是
应该用文字来表示自己的悲痛的。除了文字（尽管它是那样的无力），我还
能有什么别的手段么？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从12 年前的秋天开始，我就不
再能到她家去作客，后来连她们的消息也不知道了。记得1967 年春天的一个
清晨，我到报社去上早班（当时我是一名运输卷筒纸的装卸工），在圆明园
路北京路的转角处曾经看见过她一次。当时她和另一位中年妇女在一起，匆
匆地向外滩方响走去。我发现她憔悴得多了，但灵活的举止还是旧样。她大
约没有注意我这个穿着劳动服的装卸工，我自然也没有去打招呼。现在想来，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了。
她的病和死，我还是过了很久以后从人们的谈话中听到的，当然也不可
能打听那详情。直到最近，我也一直没有向巴金打听过。很早我就知道他在
写这篇文章，后来他曾几次谈起，文章只是开了个头，写不下去了。在这样
的场合，我不想接口，总是岔到别的事上去。我明白他的心情。我担心他禁
不起这样感情的重负。直到从他手里接过了原稿，才算舒了一口气。我为老
人的坚强而高兴。我相信他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工作的诺言不只是说说
的。通过这一篇浸透血泪的文字，我得到的是激励与鼓舞。我相信，阴暗的
过去带来的必然是阳光璀璨的未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毫无收获的牺牲还从来
不曾有过。
《怀念萧珊》记下的是充满了悲痛的故事，我倒想在这里写下一些欢快
的记忆。自然我所知道的并不多，也不过是1946 年以后10 年中间的一些往
事。当时，霞飞坊巴金的家——只是三层的一间书房兼卧室和二楼的一间客
厅兼饭厅——曾被朋友们戏称为“沙龙”，萧珊就是这“沙龙”的女主人。
每天下午和晚上，这里总是有客人，有时客人多得使这间正中放了一张圆台
的屋子显得太窄了。客人当然绝大多数是巴金的朋友，但也有萧珊的一些搞
文学的大学里的同学——她曾经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不过不管是老一辈
或同辈的，她都接待得好，客人们都喜欢这个女主人。她是宁波人，不过我
好像没有听见她说过家乡话，她好像也不会说四川话，她说的是普通话，不
够纯正的普通话。她高兴的时候，用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和朋友谈笑时，真有
一种生气，同时也极大地显示了她的善良、单纯、愉快的性格。她一直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里。熟朋友如靳以见面时总要对她讲两句笑话，有时还打趣她，
靳以是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的，叫她的名字时总要把尾音提高拉长，巴金也
总是这样叫她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一点都不了解她的处境，但那一切却都是
可以想象的。我担心，她怎能忍受得住那些超出想象的折磨和侮辱？她能挺
过来吗？事实已经证实，她没有能挺过来。
有时候她会显得有些神经质。那是弄文学的人所不可避免的。她常常捧
着一小册屠格涅夫或别的欧洲作家小说的英译本在读，蜷着双腿偎在长沙发
里细心地长久地读着。这时她就会跟着小说里人物的命运走，有时会提出玄
妙的饱含哲理的问题或见解。这一切和窗外的现实是隔得多么辽远，但她提
出这些来时是认真的。当她自己发现这一切不免有些突兀可笑时，就腼腆地
一笑，合上书，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就是在这前后，她开始译一点屠格涅夫的小说。我曾读过她最初的译稿。
她还要我给她的译文润色一下。可是我哪能有这样的狂妄。她有她自己的风
格，她用她特有的纤细灵巧女性的感觉，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
的美丽动人的故事，译文是很美的。
这就是1953 年夏出版的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前面附有五幅精美插图
的一本小书。正因为这是一本小书，它又幸运地回到我的手里。紧接着她又
译出了同一作者的《初恋》、《奇怪的故事》，和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
现在这几本书的平装本和精装本都已回到我的手中，这是使我感到非常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