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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2006-4-10李敖系列之15李敖自传与回忆录续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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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来时腋下还是只剩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我看过太多这一类的人,我只能说他们选错了职业!
  这里所谓「元史却没有看过一遍」的话,其实是萧启庆在聊天中偷偷告诉我的。萧启庆在「辽金元史」上,得姚从吾老师真传,也深知深通元史之难,他的悄悄话谅非虚语。虽然如此,姚从吾老师勤能补拙,在「发凡」上面,也自有他自己的成绩。吴相湘老师写「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民国百人传」第一册),说他「先后完成论文约五十余篇,均有关契丹、女真、蒙古史实之研究,特着此三大边族对中原汉化态度之演变。其所论述博洽精审。比较柯绍忞、屠奇、陈垣等诸氏著作有过之无不及。尤以对元代汉文化史之发掘,将元好问、李冶、张德辉、许衡诸人之苦心孤诣维护华夏文化史实表露特详,使今人了解中国文化学术在蒙元时代断而复续的关键所在」。用字虽不无溢美,但也有事实在。总之,姚从吾老师一生的学术成绩,我总觉得与他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
  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处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1118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21)。」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十一月一日改元重和,见李伋『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蕉,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病。』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
  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以后还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詹姆斯.法兰克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
  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
  不想当国民党了
  姚从吾老师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
  姚从吾老师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拉夫」,本来已是国民党的大将,吴相湘「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中说: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翌年,姚奉命在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支团部,旋又奉令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联合大学党部。从此,日以澄清左派职业学生之蛊惑、鼓励大多数青年勤学报国为目的。经常举行演讲会座谈会,沟通全校同仁及学生对国是意见。正气凛然,无所顾忌。左派分子唯有暗施攻讦而已。
  可见他当年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他在三青团中这一地位,最后已被陈雪屏取代,但他与国民党的渊源却其来有自,固不简单也。他最后能当上河南大学校长,跟这一其来有自,自有关系。
  姚从吾老师到台湾后,他跟国民党的关系,据他告诉我,已经疏远,他说国民党办党员归队时,他已拒绝办归队登记,他不再是国民党了。我一直以为这是真的。但他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赫然有「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我才恍然大悟他不做国民党,是树欲静而风不息的。 虽然如此,但在我与他多年的交往中,他的党性却全然不见。我想他到台湾后,内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觉悟:他不想当国民党了,虽然他没有公开反对它。蒋介石要他做中央评议委员,他也没有拒绝。从大陆时代大学里党部的负责人,到台湾时代大学里的全无党性,这一觉悟,不是很明显的吗?
  胡适姚从吾李敖
  姚从吾老师跟我的关系,一直与一个人有牵连,这人就是他的老师胡适。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我大二的时候,就在「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五期发表我中学旧作「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颇有功力,引起海外的胡适和台湾的北大系教授的侧目。一年一个月后,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乙集」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有追记如下: 地质系讲师张凤栖托启庆送我胡适演说稿「历史科学的方法」抽印本一册。这是胡适在四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四十七年度年会的演说纪录,也是我在大学第一次听胡适演说。演说后,姚从吾特别为我介绍,胡适立约我去聊聊。当天我们就在钱思亮家里,大聊一阵。
  此后胡适一直把姚从吾老师视为「胡适姚从吾李敖」的关系,姚从吾老师也有视一同。我相信胡适以下,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姚从吾老师跟我的交情,也是在这一基线上发展的。这些发展,在我「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中,可以看到不少:
  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赴松山机场迎胡适,十二时飞机抵北,我站在机梯旁,人潮拥挤中胡适叫我一声「李敖」,即被人海卷去,我先把玄伯先生接出,后姚先生言及我论文事,谓想请胡先生协助,问萧启庆是否告诉我?(萧启庆翌晨告我谓姚先生欲退居助教地位,想请胡适为我出题,指导作论文,姚谓他对此类题目无研究,且胡有兴趣于此种题目。)并鼓励我「好好干」,其意甚殷。胡适在候机楼对记者谈话时,答复他太太没来的事说:「女人家的事做丈夫也搞不清、管不了!」后与我握手,称「李先生」。胡适气色比半年前好多了。
  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萧启庆言姚老抄下我地址,准备找我,恰于傍晚与之同返家。姚老言与胡适论及我,胡适记忆我很清楚,问及我已否毕业事,并言其二三十年前一英文论文论及中国之婚姻现象,姚老谓吾是题若能写五千字至一万字以上,即可做之,他担心材料恐怕不太好找。他意思希望我换题,专搞一家之言,一人一书深入之。他与毛子水主张我研究元遗山之思想与著作。后同赴其家,以「国风」中缪钺之遗山年谱相假,谓此题可与胡适之研究计画配合起来,并谓他们提掖后进之意。后进者,启庆、曾才及我三人也。我意姚老不明吾于宋代婚姻,已有相当之研究及材料之搜集,其担心乃因不明吾乃「奇才」所致,他说他仍愿尊重我的意思,我则仍不想变题而作也。
  三、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在文学院草地上小坐,见胡适车来,因过与胡适谈天于文学院的拱门之下,他说:「李先生,你那长信我收到了,因为忙着搬家,所以没来得及回。」并问我府上,说我「说的是北平话,还有一点山东口音」。我告诉他我没去过山东,一直住在北平。又谈及敦煌卷中宋太宗三七00多号离婚状等。他谈他刚写完给赵元任的祝寿论文,又加了一条补记,「昨晚三点才睡。」并约我星期天去他那儿,晚一点最好。并说吴相湘、姚先生已告诉他我正在研究贞操观念。他手中拿两本伪组织时期杂志(「中和」杂志)。我说:「您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四、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赴姚先生处登记论文,姚不明吾题意,最后商量结果,订名为「宋代婚姻解消及其社会约制的初探」。并谓再写一份目次,他将送给胡适,问问胡先生的意见。言及故宫监守自盗事,「一笑缘」与欧美变相之妾(私通之盛)。姚先生手勤甚可佩,他劝我入研究院,并去中研院做事。 五、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姚先生信来,打电话给陈淑平。写限时信给启庆(按:信是二月二十二日写给我的,约我们去听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演讲,讲题是「真的历史和假的历史」)。
  六、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午前与姚老谈,姚老多鼓励,并说胡适向他问我:「你们那『胡适迷』怎样了?」
  七、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与姚先生谈。姚又要我去看胡适,并写一介绍信如下:胡颂平先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颂平兄:兹介绍台大历史系四年级同学李敖谒见,祈赐接谈。李君素钦敬适之先生,收集胡先生著作亦最全。胡先生待之如罗尔纲,唯尚未念完大学耳。彼欲谒见适之先生,请兄代为安排为感!祝近好!弟姚从吾敬上四月八日。 八、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晨与姚老谈,又劝我看胡适,意谓胡颇欲使关系深切也!
  九、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十日上午十时后在台大医院四楼特别病房与胡适谈,先经与胡颂平秘书谈,时胡适正有客人,胡适之见我大呼「李先生」,请我坐,我说等一下,遂再与胡颂平谈。胡适头大而清●、蓝袍、褐袜、拖鞋。他的客人走后,我们大聊一阵,他颇怀疑「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时代,我却不以为然。 十、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三日晨与姚老谈文人性情,姚先生言增才(王曾才)等言我个性之强,一决定,任何人的话皆不听,此北方之强。个性强者皆易过度而流于不听人言。又言文人方能治史。姚老似有延我为胡适秘书之意。
  「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虽然在这方面,我在日记中留有这些纪录;但在另一方面,日记中却也留有我对「胡适姚从吾」他们的失望:
  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赴南港,听胡适讲演「真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做例子。与启庆晚饭于铁路饭店,并同逛街,赴植物园夜游甚快乐,又赴中央图书馆谈天。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傍晚覆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
  三、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日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着「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
  这些日记表示的是:我显然不以「胡适姚从吾」他们的水平为已足,也不以做学者、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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