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5李敖自传与回忆录续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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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ＩＱ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它」，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都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能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我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象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格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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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象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文中一开始，就提到姚从吾老师：
王洪钧先生在二十五卷第七期「自由青年」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过，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他道： 「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耽心的是，老年抔不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tch Gogol）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不准时发薪，活不下去了
「老年人和棒子」投给「文星」，在第四十九期（十一月一日）发出。写作期间，我正给姚从吾老师做研究讲座教授助理。当时做助理的最大苦恼，是不准兼差，又不准时发薪。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们不同，他们有教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本薪，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自是一种讽刺。在这种情况下，我颇有改专任助理为兼任助理的意思。八月二十七日，我写信给姚从吾老师： 老师：
有一件事我一定得听听您的意见。
马宏祥在大陆杂志社的事他想让给我，业务不忙，同时可增加点编辑经验。
生活方面，如果兼任助理五百元和〔研究生〕研究费四百元没有变化，杂志社六百多元的薪水，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些现状：可以买几本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量买书了），同时还可以还还我几笔数目不算小的债务。 此事即使赵先生同意，我也一定先取得您的赞同，您如果觉得不合适，我就决定不做，您能费神替我定夺吗？
学生 李 敖敬上
五十、八、二七。
一、严复像徐高阮已替赵先生找到。
二、岭北纪行我正赶阅，周六前可交卷。
五天以后，姚从吾老师回信如下：
李敖同学：
多日未见，为念。礼拜六来，亦未值，甚怅！ 岭北纪行校正各点，均佳，备见用心，识卓。您再拿去，仔细的加添标点，使成完璧若何？可即日来取（除礼拜四外，上午均在研究室）；因若送登香港大学五十年纪念特刊，本月中旬前即须寄去，不能再迟。
王德毅应留在台北，慢慢想办法。他去新亚恐无书可读呢！大陆事颇不简单，须多次畅谈，方能定。我倒想约赵先生到您那里消暇半日，但不知他有无工夫耳！吾弟应志其大者、远者：「不受三年苦，难得人上人。」幸多加自审，大原则能守得着，自可听从，唯不能太随便耳。一切面谈后，再说。专此即问
近好！
从 吾
五十年，九月三日晚。
胡适寄钱赎当
到了十月六日，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写信给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胡适。说你们这个不准时给助理钱的制度，已「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胡适收信后，在七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乡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 适
五十、十、七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副本给姚从吾老师
我在十月十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我中学的共产党老师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十月二十八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十一月一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是胡适十月二十九日写的，告诉我严侨没死的事。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在我十月十日写长信给胡适后三天，我做了一个副本，给姚从吾老师，并附了一信：
从吾老师：
这是我给胡先生的一封长信，详述我个人的历史演变，我特地做了一份副本，呈给老师看。
五年来，老师对我的赏识、指导与帮助，不论是无形的或有形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也不知有多少，最使我感谢的，乃是老师对我那一些「使老年人看来不顺眼」的行径能够容忍，我所认识的许多老先生们、老长辈们，他们似乎缺乏这种胸襟，所以一当青年人的行为与他们的看法有出入时，他们便感到不耐烦、感到头痛。
我怀疑我的许多想法与作法是否全能合乎老师的尺度，但我只是尽量尊重老师的意见，也许老师偶尔可以发现（例如对我毕业论文的是否发表，大陆杂志社的去与不去，一旦我发现老师的意见在「无可无不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宁愿采取那否定的一端，换句话说，凡是老师不太积极支持我去做的事，我未尝不想尽量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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