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5李敖自传与回忆录续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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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年元月卅一日晚
同一天，我也收到吴相湘老师的信，全文如下：
敖之同学：
顷接陶先生来信已将弟工作安排，每月津贴一千元，自二月一日起开始，望即于明日前往仁爱路二段九巷二十七号该文献会为要。从此安心工作，切忌多言，得来亦不易也。专颂
进步
吴相湘
一月卅一日
此为赠弟最佳年礼。
明上午去如陶先生不在会，找熊守晖先看高荫祖先生，再约定时间。
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
我二月一日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5。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餬口，并且「藉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
事后回想起来，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我6。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住。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因为与办公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把新店狮头路租的房子（每月二百元）转给陈鼓应，迁回台北。住进去后，罗家伦、陶希圣上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的大幅裸体女人，两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
开国文献会
蒋君章在「伤逝集」中有一篇纪念罗家伦的文章「悼念罗志希先生」，回忆说：
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
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会中专任人员只有三数人，其余都是兼职。而在编辑方面除国史馆和党史会的工作同仁协助一部分外，两位先生有意栽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大约是在中华民国五十年的四月，在仁爱路与杭州南路之交，租有办公室，在楼上办公之最初，我还不知道我所任的职务是什么？
蒋君章的书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我一直以为它的预算只来自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的学长）、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衙门而已，表面上托之于「执政党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骨子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这话有语病。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它全不是，后来龚忠武、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餬口）。会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从没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胡涂。我知道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
胡涂，也别无好法子。
胡秋原有「幻想的被迫害症」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上就发表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四月一日）就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直到第六十期（十月一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等，我的文章，笔锋所指，一直风光与风波不断。在被我批评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别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ＣＹ，又参加闽变叛国，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persecution mania，也就是躁狂症、被虐狂），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 persecutor）。他公开中说文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猘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画」、「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7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四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四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陶希圣乘机拉我入党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真是好玩！□人猜人心理殊可怜恨。他们总以为一个年轻人不能独立为文，此实□人心理。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十月三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
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十月四日，报上注销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子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乘机拉我入国民党！早在七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入党。我在七月十一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出国理由，拉我入党，我谢绝。」八月二十八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荫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也是要我入党，说入党才一切方便。十月四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的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五月十九日搬到安东街二三一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