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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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最是别离时
收割后的稻茬齐刷刷地任由肥硕的蚂蚱在田野里飞来蹦去，几个七八岁的男孩儿女孩儿在蚂蚱飞飞蹦蹦中追逐嬉戏。不远处，一汪浅浅的河塘，一群灰鸭子凫游在水面，时而抖抖翅膀溅起星星点点的水珠儿。
宽敞的院子里，摆了几张圆桌，其中一张圆桌边上坐着一对男女。男的身穿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头上、脸上青森森地露着头茬和胡茬，很明显是刚刚收拾过。女的身穿崭新的列宁装，紧束的腰身展示着女人的妩媚，整齐的双排扣又不失典雅庄重，白净的皮肤，齐耳的短发，虽有些羞涩，但掩不住浑身洋溢的幸福。一群男男女女正在屋里屋外忙碌着。这是一场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
这就是“红都”——瑞金，一片自由而富有生趣的天地，根据地和平自由的景象。
当红军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共产党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主人的农民把土地和庄稼经营得肥沃而茁壮，春季的插秧播种、秋季的收割打场，成了他们竞赛的项目，驻地的红军也常常参与其中。一面是雄壮的号子，一面是嘹亮的军歌，此起彼伏，繁忙而热闹。
当时，只有23万人口的瑞金县就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斗争，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积极而又高涨。男人们参加红军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妇女们也相继挣脱封建礼教的羁绊，走入革命的洪流。她们剪掉经年的长辫子，梳起了革命头；她们打开包裹了数年的缠足布，放开了裹得变形的小脚；她们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走上与封建势力抗争的道路；她们甚至走进中央党校和苏维埃大学校门，走进了革命干部队伍的行列，担任起苏区各个省、县的妇女部长。她们一路唱着山歌，用她们满腔的热情，以她们特有的工作方式，走街串巷宣传革命道理，深入敌后搜取情报，为革命燎原之势播下了星星火种。
然而，1934年瑞金的秋天却过于沉闷。广昌战役宣告红军对蒋介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这为苏区的革命斗争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蒋介石的军队长驱直入，开始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大举进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也从沙洲坝那片开阔的田园搬到了僻静的岩背梅坑，分别驻扎在高围、陂下、梅岗、田心、黄陂五个乡。中共中央机关驻在梅岗区马道口村梁氏众厅，中央军委机关驻在田心乡岩背村祠堂里，中央政府设在高围乡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中。这里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重起来。“三人团”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者，他们夜以继日地密谈，不断有命令从这里发出，但信息的传递仅止于有限的一些人。
1934年9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将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叫到办公室，神秘而严肃地告诉他：“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回到驻地以后，博古和李维汉分别向中央妇女部下达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发动苏区妇女做二十万双草鞋、缝制十万条米袋子；二是草拟一份随军转移的妇女名单。李维汉在交待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拟写随行女红军名单任务的同时，还明确告诉她，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的去留可以不考虑，由中央和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由总政治部决定。因为“三人团”在部分中央高级将领的去留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一直没能最后确定下来，领导夫人们也只能在等待中观望。
随后，李坚真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10月3日，《红色中华》第240期登载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全苏区人民武装起来，为保卫苏区，保卫自由和土地，大力开展游击战争。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中央没有任何文件命令指导红军下一步的工作，只有一些日常工作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也许《红色中华》的这两期内容能给红军一些信号，干部们仔细品味着那些文章，揣摩着其中所隐含的信息。而战士们的视听则是闭塞的，他们甚至连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信息都不清楚，有的还以为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又打了大胜仗，当然，那些身临其境的战士们除外。
红都瑞金在这个云淡风高的时节，并不让人感觉神清气爽，更像是笼罩在迷雾蒙蒙的氤氲里。
伤心最是别离时
红都瑞金的秋天依然浓郁，并被镶嵌上了金黄和火红，那一山又一梁的绿的、黄的、红的树，让人感觉厚重而勃勃生机。然而，这里的苏维埃红军正遭受着反“围剿”失败的煎熬。红军人数锐减，根据地一点点缩进，敌机盘桓在田间屋顶，军民间窃窃私语：红军何去何从？红色政权掌控几时？这种安详稳定还能维持多久……“三人团”似乎难以回答这么尖锐的问题。
男人都无法决定的事情，女人们也只有等待。等待的不仅仅是她们自己的去留问题，更让她们难以抉择的是孩子。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哪一位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又有哪一位母亲舍得离散骨肉？父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哪一个儿女不爱自己的父母？又有哪一个儿女愿弃父母于乱世？在风雨飘摇的境遇中的舍弃和失落，将是母亲和儿女心头永远的痛。
贺子珍翘首云石山（1）
瑞金城西19公里处，有一座被几百种植物郁郁葱葱覆盖的小山，高不过50米，方圆不足千米。整座山四面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石砌小道直达山顶。附近的人们习惯地说它是散花仙女遗留在凡间的花篮。
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贺子珍，还有他们不满三岁的儿子小毛毛搬进了云石山中的“云山古寺”里。他们住在左厢房，右厢房和他们毗邻而居的是张闻天。
此时的毛泽东已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虽然在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实际上，他已没有任何决定权，一些党的重要会议也不再通知他参加。夫人贺子珍也从机要秘书的岗位不知不觉中赋闲在家。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给了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一段与平常百姓毫无二致的幸福生活，一家三口得以尽享天伦之乐。毛泽东读书写作休息的时候，会和小毛毛在院子里的回廊和古树之间追逐游戏。贺子珍坐在窗前，一边整理毛泽东的调查材料，一边望着父子俩甜甜地微笑。毛泽东爱吃红辣椒，贺子珍就下山去到村上农民的家里，为他买一些，在那个小厢房里，为他做上几个他最爱吃的湖南菜。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感情深厚而不溢于言表，只有到了夜晚，云游天际，月上梢头，云山古寺那间不大的房子里，他在给她讲他所读过的故事，讲他所写的诗文，一个讲得滔滔不绝，一个听得津津有味，一同进入那个梦幻般五彩缤纷的世界……是啊，有多少欢声笑语凝结在这十几个平方之间。
在山上山下人们对于军队转移的窃窃私语中，贺子珍一直保持沉默，她真的不知道谁走谁留。她带着儿子小毛毛焦急地等待着，也许毛泽东从于都调研就快回来了。当时，贺子珍正身怀有孕，这已是她第四次怀孕了。
贺子珍在井冈山上第一次见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就爱上了他。她比毛泽东上井冈山还要早，是参加永新暴动后跟着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来的。这位“永新一枝花”初见毛泽东时还是一脸的病容，但仍无法掩饰她的美丽，身材高挑修长，两只好看的眼睛娇俏地闪烁着，虽历经艰苦仍不失纯真与热情，很快她就打开了毛泽东的心门。在井冈山严冬艰难的岁月里，贺子珍把仅有的一条毯子为毛泽东披在身上。在刚下井冈山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们不得不把刚刚生下的女儿，寄养在老乡家里，后经多方寻找，得到的却是早已夭折的信息。在苏区这段相对安定的生活中，贺子珍又为他生下了可爱的儿子小毛毛，给正处于政治低谷的毛泽东带来安慰和寄托。在小毛毛之后，贺子珍还曾早产过一个男孩，但没能成活。
贺子珍个性鲜明，她敢爱敢恨。在孩童时代，看到军阀、土豪、地痞丘八们调戏他们漂亮的妈妈，“不把社会翻个个儿，人民没法活”的想法就开始在她的小脑袋瓜子里转悠。在福音堂办的女学里，贺子珍是第一批共青团员，16岁就担任了永新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妇女部长。因此，在革命队伍里，贺子珍的革命资历从来都是响当当的，令人肃然起敬。
现在，焦灼的贺子珍又一次抚摸着自己微微突起的小腹，陷入一种无尽的遐思。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愿倾尽全部的爱给那个令她崇拜的伟岸的男人和那个弱小的从她的母体分离不久的儿子。但她同时又是一名革命者，残酷的斗争在不断地吞噬着她的付出。
心急如焚的贺子珍，没有谁可以问询，她只有等，等毛泽东从于都回来。
贺子珍等到最后，也没有等来毛泽东，而是由警卫员捎来的毛泽东的一个口信。口信说：毛泽东在于都随先行部队出发了，让把他换洗的衣服交给警卫员。并且说，中央已经批准贺子珍随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在出发前赶快把小毛毛安顿好。
在此之前，贺子珍天天盼着毛泽东回来，回到这个绿枝笼罩的小院，回到这阴凉却曾充满欢乐的小厢房，她要看毛泽东抱着小毛毛在竹床上翻来滚去，她要听父子俩大声的说笑，她还盼着毛泽东带来他们一同转移的好消息。也许是她等他等得心焦，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小毛毛的问题，也许是她还沉浸在三口之家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他们夫妻俩太疼爱这个孩子，她真的没有想到盼来的竟是骨肉分离。
贺子珍仔细地揣摩毛泽东口信中的话语。作为革命者能够在危机时刻追随队伍前进是一件荣耀的事，作为妻子能够在丈夫的身边照料也是一件份内的事，但作为母亲，却要硬生生地与儿子分离，这着实让贺子珍难以承受。
贺子珍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稍作镇静以后，还是很快解决了小毛毛的寄养安置问题。但她久久地不舍得让儿子离去，把小毛毛抱在胸前，不禁暗自垂泪。她又一次想起了在龙岩生下的女儿，贺子珍的心一阵阵疼痛。可眼下，这个1932年初在长汀的辛耕医院里出生，才刚刚2岁多长得酷似毛泽东的儿子，是多么可爱、多么聪明、多么懂事，他给了这夫妻俩多少欣慰与欢乐呀……贺子珍的心又一阵紧缩，不自觉地抱紧了小毛毛，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懂事的小毛毛扬起小手为妈妈擦掉眼泪，可是，旧的眼泪没擦干，新的眼泪又掉下来，妈妈的眼泪让小毛毛应接不暇。
贺子珍的眼泪，同时也是为她留在苏区一所小学校里的父亲和母亲而流。此时的二老已年逾古稀，父亲贺焕文是个憨厚老实的读书人，当过安福县的县长，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