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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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军在江西于都五座浮桥上顺次出发时，那种浩浩荡荡、万马奔腾的景象，经过一年时间，在自然界险阻的吞噬下，在国民党炮火的笼罩中，又经历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分裂，红军由原来的将近八万之众，减员至十分之一的七千余人，不能不说，长征使中国工农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斗是死，不战斗更是死，与其坐等待毙，不如奋而起之，唯有这样，红军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一路上，在敌人枪炮的追击下，没有人能断定红军最终的出路和结局。战士们悲观过失望过，也曾有很多人在困难面前选择了逃跑。逃跑的保全了“小我”，坚持下来的成了中国革命推波助澜的勇士，成就了中国革命这个“大我”。一个人一生奋斗的成与败，往往就在于信念。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几位女红军，没有一个在“大我”和“小我”的利益冲突中不知所措，而是坚定地选择了中国革命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这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中国妇女解放的号角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曾吹响，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整个世界来说，妇女解放的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时至今日，这仍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如果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讲，“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对女性人格与能力的一种不屑。
世界女性解放的先驱波伏瓦曾经在她的《第二性》中这样阐述关于女性：“一个人并不是生而为女性，而是变成女性的。”当旧中国绝大多数的女性还逡巡于炕头和灶台之间，或做女红，或生火煮饭，她们不敢也不能迈出大门一步时，这三十几位女性便已和男性一样奔走于田间、战场，同男性一样肩负起一个名为“革命”的事业，并为此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同男性一样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她们的所作所为所想，不能不说是妇女解放事业上的一个突破，是对妇女解放事业的一种贡献。
当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一经被确认，毛泽东率红军大踏步迈进吴起镇，并在瓦窑堡筑建了红军真正的家。长征最后的胜利来临之时，中国革命的东方亮了。胜利在招手，曙光在前头。
走在回“家”的路上
当女人们在川北摇摇摆摆的古栈道上蹒跚而行的时候，先头部队已经开始了夺取天险腊子口的战斗。腊子口最窄处仅有十几米宽，其地势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但又是北上唯一的通道。隘口里有敌人的碉堡，碉堡内有重兵把守。这并没有难倒这支势如破竹的队伍，部队精选出几十名善于攀登的战士，从山的后面攀上最陡峭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消灭敌人。
腊子口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险关，突破了这道关口，1935年9月20日，红军先头部队开进了甘肃南部的小镇哈达铺。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长途跋涉，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镇里，红军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在这里，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往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况成了人们相互间幽默戏谑的材料。
最重要的，红军还在攻下吴起镇后，在当地一家邮局里找到了许多报纸，大都是七至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当这些报纸被送到中央队的时候，刘英看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一边翻看报纸，一边谈笑风声的样子，她也听到了他们所谈论的陕北有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红军就快有自己的家了！
9月27日在榜罗镇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立足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接下来，红军更加渴望尽快走进根据地，找到自己的队伍，在剩下的一千多里的路程中，有高耸入云的六盘山和绵延不断的岷山，还有国民党军队、马家军骑兵的骚扰，但他们仅用了不到二十天就走完了。
很快，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刘志丹派代表来迎接一方面军的战友。10月19日，颇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吟诵着他即兴作得的诗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率红一方面军官兵走进了陕北名镇——吴起镇，并与陕北红军在这里会合！
蔡畅留马救勤务员
9月17日，红军攻下了腊子口。这是一个一线天似的山口，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并且都是直上直下的峭壁。窄窄的腊子河就从峭壁下缓缓地流进了山口，在河的最窄处，是一座窄窄的小桥，过了桥就只有一条古栈道，国民党在这里修筑了防御工事。没有人能从这里通过，除非他刀枪不入，否则，倾盆的子弹射来必死无疑。
蔡畅和她的勤务员曹昌、饲养员肖贤忠刚刚穿过腊子口，曹昌就病倒了。在腊子口到哈达铺的路上，经常有马家军的骑兵出没，他们专门与红军为敌，一见红军便像红了眼的恶狼一样。所以，前面传过话来，不论男人女人，还是伤员病号，在路上都不要担搁，必须尽快通过这一地区，然后才能停下来休息。
曹昌是个十几岁的小战士，一路上，机灵的小鬼从蔡大姐那里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和一些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即使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他仍一直咬着牙赶路，就怕掉队。但病重体虚的他怎么也迈不快那两条不听使唤的腿，走了不远，就被紧急行军的队伍甩在了后面。
蔡畅发现曹昌掉队以后，吩咐饲养员肖贤忠，让他牵着骡子在路边上等候曹昌，并一再嘱咐找到后要用骡子带着他追赶队伍，而蔡大姐自己却徒步跟随部队前进了。肖贤忠不愿意离开蔡大姐，怕她路上遇到麻烦没有人在身边不方便，但蔡大姐执意要他留下，并把这说成是命令。肖贤忠只好留下来，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等待掉队的曹昌。
当曹昌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大石头上坐着肖贤忠，他失落的情绪一扫而光，似乎病也好了很多。他急忙跑过去大喊了一声：“肖大叔！”肖贤忠从嘴上拿下正吸着的烟袋锅，站了起来：“小鬼，大姐怕你赶不上队伍，遇到危险，她自己步行跟队伍走了，让我留下来等你，还把骡子给你骑。你可真福气不浅啊！”
在肖贤忠的帮助下，曹昌骑上了部队领导配发给蔡畅路上骑的骡子。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红军小战士曹昌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很多年以后，曹昌还一直庆幸自己曾经跟随在蔡大姐的身边，他不仅被蔡大姐捡回了一条命，而且还通过蔡大姐的帮助，自己从大字不识的文盲，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
哈达铺女人惊奇的眼神
哈达铺，是陇南地区宕昌县境内极平常的一个小镇。正是这座小镇，曾被杨成武将军称之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被称之为红军长征的里程碑，成为万里长征即将胜利完成的转折点，以其特殊的地位，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尽管这座古城的名称很具藏族特色，但在这里居住的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汉民族，他们的长相和语言都和汉族人相同。最让来到这里的女红军们振奋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这个小镇的群众在红军大部队到来之时，倾城而出，牵着牛羊，喊着口号，用无比热烈的方式欢迎这支与众不同的、文明而有纪律的军队。
当时北上长征的红军经过草地、雪山的洗礼，经过不断战斗的考验，指战员们的身体已经羸弱不堪，哈达铺这个山间小镇和生活在这个小镇上的百姓们，为红军部队补充了给养，使战士们战斗力大大恢复。哈达铺在当时不失为一个物阜民丰的好地方，物价极为便宜，五块银元可以买一口肥猪，两块银元可以买一只肥羊，一块银元可以买五只鸡或上百只鸡蛋。红一方面军到哈达铺有近八千人，每人发两块银元用于改善生活，使辘辘饥肠充盈起来，三四个月不见荤腥的状况也一扫而光，大家放开了肚子大吃。有记载说，一些红军战士因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了部队减员。但这并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
哈达铺的女人对来到这里的女兵好奇不已，这确是事实。这些从未离开过小镇的女人们从未听过说女人也能当兵，更没见过真正的女兵。这些头发剪得短短的，和男人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打着绑腿，系着皮带，腰里还挂着一把小手枪，在男人中间穿来穿去、谈笑自如的人，难道真的是女人？她们一开始有些怀疑。于是，围在女红军们的身边问这问那。有的老大娘干脆动起手来，她们紧紧地挨着这些在她们看来很特别的人身边，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有意与无意之间摸摸女红军的胸部，嘴上却还故意遮掩着：“天都冷了，你们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服。”有的还把女红军们请到家里来，看她们的模样，听她们说话，甚至有的女人还跟在女红军的身后上厕所，为的就是想要看一看这些是不是真的女人。
在女红军的性别得到证实以后，哈达铺的女人们不禁啧啧称赞，原来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样，做男人能做的事。
当时的中国西藏还很落后，传统的中国女人仍以家庭为中心，在自家的庭院里日夜不停地操劳，见到男人低眉顺眼，连大声出气都不敢。女红军的到来，仿佛在这个偏远的地方撒下了一缕阳光，照亮了这些女人们内心深处那片早已荒芜了的土地，让她们看到了女人还会有另一种活法。女红军的到来在她们平静的生活中掀起了片片涟漪，这对于她们改变自身的命运和现存的生活状况，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启发和帮助。
幸福之城瓦窑堡
红一方面军进入吴起镇之后，中共中央于10月22日在这里召开会议，宣布中央红军已完成一年的长途行军，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
此时的敌人对红军已由原来的追击改为“围剿”。于是，红军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一方面军南下与十五军团会师，以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张闻天则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中央红军结束了长达一年之久的长途跋涉，走进了一座座富有特色的民居——窑洞，走进了红军自己真正的家——陕北苏区。
瓦窑堡是一座以石头或砖瓦材料建成的各色窑洞为特色的小城，中央红军的到来得到了陕甘边区政府组织的热烈欢迎，给了战士们一种家的感觉和温暖。那种风餐露宿、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了，又可以开始稳定平和的生活。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入城仪式上，多少人泪流满面！
长征路上，虽然死神常常围绕在这些勇士的身边，但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革命情谊也在慢慢地滋长。这些并不乏情感的男女，通过相互之间的接触，碰撞出一簇簇爱情的火花。但在长征途中，有部队的纪律，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有个人思想的波动，人们只能把这些情感强压在内心深处。到了瓦窑堡，生活趋于稳定，他们的思想又活跃起来，那些藏于内心的星星之火开始燃烧。
刘英与张闻天、谢飞与刘少奇、李坚真与邓振询、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