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作者:伊.拉卡托斯兰征译-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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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走错步子，也会判断错误。由于这一原因，合理重建永远要被淹没在反常的海洋中，这些反常最终只能由某个更好的合理重建或者某个“外部的”经验理论作出说明。

　　　　这一方法并不是提倡对科学家的“基本规范判定”采取不尊敬的态度。只要内部主义的编史学研究纲领在进步，或假如一个补充性的、经验的、外部主义编史学纲领能够进步地吸收反常，那么，内部主义者作为内部主义者就大可不必理会“反常”，而把“反常”交给外部历史去处理。但是，如果根据一种合理重建，科学史被看作越来越不合理性了，而没有一种进步的外部主义的说明对此作出解释（例如，以政治或宗教恐怖、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气候、或者在急剧的“大学膨胀”中随着既得利益集团而出现的一个新的伪科学家的寄生阶层等等，来说明科学的退化），那么，编史学的革新、编史学理论的增殖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即使永远摆脱不掉科学的反常，科学进步也是可能的，同样，即使永远摆脱不掉编史学的反常，合理编史学中的进步也是可能的。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必顾虑实际历史要比内部历史丰富、甚至有时不同于内部历史，也不必顾虑他可能要以外部历史来说明这些反常。但是，内部历史的这种不可证伪性并不使得内部历史免受建设性的批评，而只是免受否定的批评，正如科学研究纲领的不可证伪性并不使得它免受建设性的批评、而只是免受否定的批评那样。

　　　　当然，只有把历史学家的（通常潜藏的）方法论揭示出来，揭示出它作为编史学研究纲领是如何起作用的，才能对内部历史进行批评。编史学的批评经常卓有成效地摧毁时髦的外部主义。“给人深刻印象的”、“全面的”、“广泛的”外部说明通常表明一个方法论的基础是虚弱的；反过来说，相对虚弱的内部历史（根据这种内部历史，大部分实际历史或者是无法解释的，或者是反常的）的标志是，它把过多的实际历史交给外部历史来说明。当出现了一个更好的合理性理论时，内部历史就可能扩大，并从外部历史中开拓新地。但这种情况下的竞争不象两个竞争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竞争那样公开。以朴素的方法论为基础（无论它们是否意识到）的、为内部历史作补充的外部主义的编史学纲领或者很容易迅速退化，或者根本就不能成立，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企图给从方法论上产生出来的幻想而不是给（经过更加合理解释的）历史事实提供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说明。外部主义的叙述一旦使用了（无论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使用）一种朴素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极容易潜伏到外部主义的“描述性”语言中），它便成了神话故事，尽管看起来有学究式的微妙，却经不起编史学的检验。

　　　　阿伽西已经表明归纳主义历史的贫乏如何为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轻率臆测的大门。现在．他的证伪主义编史学又为那些时髦的“知识社会学者”把门开得更大，这些“知识社会学者”企图解释说，进一步（可能是不成功地）发展一个已被“判决性实验”“证伪”的理论，表现了已被确认的权威对进步的革命性的革新所作的非理性的、邪恶的、反动的抵制。但是，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种后卫战斗完全可以内部地予以解释：某些外部主义者看到权力斗争、个人私利之争的地方，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在那里发现合理的争论。

　　　　关于劣等的合理性理论如何可能使历史变得贫乏，编史学实证主义者对退化的问题转换的论述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尽管天文学研究纲领客观上在进步，天文学家们却突然被一种库恩式的“危机”感掌握了；然后通过一种不可抗拒的格式塔转换，他们都皈依了占星术。我会把这一灾难看作一个可怕的问题，要由某种经验的外部主义的说明来解释。但不要库恩式的说明来解释。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场“危机”，继之而来的是科学团体中的一种群众皈依现象；即一场普通的革命。一切都清清楚楚，再也无可多言了。库恩的“危机”和“皈依”这种心理副现象，既可以伴随客观上进步的变化，也可以伴随客观上退化的变化，既可以伴随革命，也可以伴随反革命。但是，在库恩的理论框框内却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在库恩的编史学研究纲领中，没有任何办法区分例如“危机”和“退化的问题转换”，他的编史学研究纲领无法阐述这种编史学的反常，更谈不上进步地吸收它们。但是，一个建立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该方法论规定了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退化的研究纲领可能取得社会－心理上的胜利）基础上的外部主义的编史学理论甚至也可以预言这些反常。
　　（
C）反对以先验的和反理论的方法研究方法论

　　　　最后，让我们把本文讨论过的合理性理论与严格意义上失验的（更准确地说，是“欧几里得式的”）方法及反理论的方法进行了一下比较。

　　　　“欧几里得式的”方法论为科学评价确立了先验的一般的规则。今天，波普尔是这种方法的最有力的代表。在波普尔看来，必须有不可改变的成文法的（他的分界标准中规定的）宪法权威来区别好科学和坏科学。

　　　　然而，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嘲笑成文法的概念，嘲笑任何正确分界的可能性。奥克肖特和波拉尼认为，根本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什么成文法：只能有判例法。他们还可能争辩说，即使有人错误地允许有成文法，那么成文法也需要有权威的解释人。我认为奥克肖特和波拉尼的观点非常有道理。毕竟应该承认（很抱歉，波普尔），迄今为止，先验论的科学哲学家们提出的所有的“法”，按照最出色的科学家们的判决来看，都证明是错误的。迄今为止，构成衡量哲学家的普遍法则的主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尺度是科学名流在特殊例子中“本能地”应用的科学标准。但如果是这样，至少就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而言，方法论的进步仍然落后于通常的科学智慧。那么，要把某种先验的科学哲学强加于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这不是狂妄吗？例如，假如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科学被证明是违反了培根的、卡尔纳普的或波普尔的先验的游戏规则，以此便要求科学事业应重新开始，这岂不是狂妄吗？

　　　　我想是的。实际上，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暗示了一种多元权威体系，这部分地是由于科学陪审团的智慧及其判例法还不曾、也不可能由哲学家的成文法充分地清楚地表达出来，部分地是由于当科学家的判断失误时，哲学家的成文法有时可能是正确的。因此，我既不同意那些不加考虑地认为一般的科学标准是不可改变的，理性能先验地识别一般科学标准的科学哲学家；也不同意那些认为理性之光只能说明特殊例子的科学哲学家。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既规定了科学哲学家向科学史家学习的方法，也规定了科学史家向科学哲学家学习的方法。

　　　　但这种相互的往来不必时时都要平等。当一个传统退化了，或一个新的坏传统建立了，成文法的方法就会变得重要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成文法可能抵制业已腐败的判例法的权威，减缓甚至扭转退化的过程。（正如当日常语言退化为低劣的新闻文体时，求助于语法规则可能是值得的那样，）当一个科学学派退化为伪科学时，强行来一场方法论的辩论可能是值得的，以希望实践着的科学家会比哲学家从辩论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
d）结束语

　　　　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一种评价竞争的方法论的“历史”方法。这些论证主要是讲给科学哲学家听的，目的在于说明他如何能够而且应该向科学史学习。但是这些论证同样也暗示科学史家反过来应该认真注意科学哲学，并决定他的内部历史要建立在哪一种方法论上。我希望我已对下述论点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论证。第一，每一种科学方法论都决定了（主要的）内部历史与（次要的）外部历史之间的独特的（鲜明的）分界；第二，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都应该充分地利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批评性的相互影响。

　　　　最后，让我再向读者提醒一下我所喜爱的、现已陈旧的玩笑，即科学史常常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合理重建常常是实际历史的漫画；而有些科学史既是实际历史的漫画，又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我认为，本文使我可以再加上一句：这已得到了证明。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第三章“波普尔论分界和归纳”导言

　　　　波普尔的思想体现了二十世纪哲学的最重要的发展，体现了休谟、康德或休厄尔传统的一个成就，而且是一个可与他们相提并论的成就。就个人来说，我从他那里获得的教益是无法计算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将近四十岁时才进入他的知识的磁场。他的哲学使我终于放弃了我坚持了近二十年的黑格尔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问题领域，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研究纲领。当然，研究一个研究纲领是一件批判的事情，因此，从事于波普尔问题的研究使我经常与他自己的解答发生矛盾，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在本文中，我将对波普尔的两个问题概述一下我的见解。波普尔自己经常提到这两个问题即分界问题和归纳问题是《研究的逻辑》一书的两个主要问题，而该书现已成为他的经典著作。波普尔首先对分界问题作了一个解答，在断定了“归纳问题不过是分界问题的一个例子或方面”之后，他应用他的分界标准去解决归纳问题。我认为，波普尔对分界问题的解答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仍可改进，甚至在它改进了的形式中，仍显露出迄今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我认为归纳问题决不仅是分界问题的一个“例子或方面”。波普尔在他的早期哲学中，对归纳这个问题（确切地说这些问题）的更早的解答作了决定性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个纯否定的解答。他的（建立在真理－内容和逼真性观点基础上的）后期哲学包含了这一问题的转换及对这一转换了的问题的肯定解答；但我认为，他还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成就的全部意义。

1波普尔论分界

　　　　（a）波普尔的科学游戏

　　　　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或“方法论”，或“评价体系”，或“分界标准”，或“科学的定义”）是一种科学合理性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组关于科学理论的标准。原先人们曾希望一种“发现的逻辑”可以给他们提供一本用以解决问题的机械的规则簿，这种愿望已被放弃了：波普尔认为，发现的逻辑或“方法论”仅仅是由评价现成的业已明确表达出来的理论的一组（尝试性的而决非机械的）规则所组成的。他把其他的一切都视为发现的经验心理学的事情，不在发现的逻辑的规范范围之内。这体现了规范的科学哲学问题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换。“规范的”这一术语不再指获解的规则，而只是评价已知解的指导。一些哲学家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转换。

　　　　关于什么时候应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