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作者:伊.拉卡托斯兰征译-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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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利用上节提出的元标准可以轻而易举地“证伪”波普尔的分界标准。根据波普尔的标准，最好的科学成就也是伪科学的，而最好的科学家，在他们最伟大的时刻，也违反了波普尔的科学游戏规则。指出这一点便可以“证伪”波普尔的分界标准。
波普尔的基本规则是，科学家必须预先说明在什么实验条件下他将放弃自己的甚至最基本的假设：
必须事先立下反驳的标准：哪一种可观察的状况，如果真的被观察到了，就意味着理论被反驳了，对此必须达成一致。但何种临床反应会使分析家满意地看到不仅反驳了一次特殊的诊断，而且反驳了精神分析学本身呢？分析家们可曾讨论过这种标准并达成一致呢？
就精神分析学而言，波普尔是对的：尚无任何人来回答他的问题。弗洛伊德派被波普尔关于科学诚实性的根本挑战搞得狼狈不堪，他们确实拒绝说明放弃自己基本假设的实验条件。波普尔认为这是他们在知识上不诚实的标志。但是如果我们对牛顿派科学家提出波普尔的问题：“何种观察会使牛顿派满意地看到不仅反驳了牛顿派的一次特殊的说明，而且也反驳了牛顿的动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本身呢？牛顿派可曾讨论过这种标准并达成一致呢？”遗憾的是，牛顿派几乎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但这样一来，如果按照波普尔的标准，精神分析学家应该被指责为不诚实，那么牛顿派难道不是也必须受到同样的指责吗？
波普尔当然可以收回他著名的挑战，而只要求包括初始条件、各种辅助性理论和观察理论在内的理论体系须具有可证伪性，并要求一经证伪便予以拒斥。这是相当大的让步了，因为这容许想象力丰富的科学家在他的理论迷宫的某个偏僻的角落中作些适当的侥幸的改动，以挽救他喜爱的理论。但即使波普尔的这个放宽了的规则也会使最杰出的科学家无法生活。因为，在大的研究纲领中总有已知的反常。研究者通常不理睬它们，而是遵循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一般说来，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正面启发法上，而不让反常分散他的精力，并希望随着纲领的进步，“顽抗的例证”将会变为确认的证据。按照波普尔的条件，即使伟大的科学家也使用了禁用的棋法、特设的策略：多数大科学家不是把水星反常的近日点看作对关于我们行星系的牛顿理论的证伪，并因而看成是拒斥牛顿理论的理由，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疑例搁置起来以待将来的某个阶段再去解决；不然，他们便提出特设的解决办法。将波普尔认为是反倒的东西当作反常来对待，这一方法论态度为最好的科学家所共同接受。现在最为科学团体尊敬的一些研究纲领就是在大量的反常中进步的。波普尔将这类研究工作当作非理性的（“非批判的”）加以拒斥，这意味着（至少按我们的准波拉尼式的元标准来看）证伪了他的定义。
再有，波普尔认为，一个矛盾的体系不禁止任何可观察的事况，因而，必须毫无例外地认为按照这种体系进行研究是非理性的：“必须拒斥自相矛盾的体系……［因为它］不能增进知识……由于所有的陈述都可以从中导出……所以任何陈述都遴选不出来。”但一些最伟大的科学研究纲领就是在矛盾的基础上进步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科学家的规则经常是：“往前走，就会得到信心。”这一反波普尔的规则为被贝克莱主教所迫逼的微积分、为最初悖论时期的朴素集合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实际上，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规则簿来做科学游戏，那么玻尔1913年的论文就永远不会发表，因为它是矛盾地嫁接在麦克斯韦的理论上的；而狄拉克的6函数在施瓦茨之前就会一直受到压制。
一般来说，波普尔固执地过高估计了纯否定性批评的即时打击力量。“错误或矛盾一旦被指出，那就不能在言词上回避：错误是可以被探明的，事情就是这样。”。。。。。－
这样，科学名流的一些“基本”评价就“证伪”了波普尔的科学定义和科学道德。
注释。我实际上并不主张第（b）节中所描述的、第（c）节中所应用的这个元标准，我将在后面否定这两节中的论点。我只是选择这种苏格拉底－波普尔式的辩证方式来展开我的观点，因为我认为这是展开一种复杂论证的最好方法：通过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然后通过批评这一回答（也可能批评这个问题），以导向更复杂的问题和更复杂的回答。这一方法还表明辨证法不会终结于某种“最后的解答”。
（d）一个经过改进的分界标准
可以很容易地改进波普尔的科学定义，使它不再排除实际科学的本质棋法。我主要是通过把评价理论的问题转换成评价历史的理论系列的问题，更确切地说，转换成评价“研究纲领”的问题，并通过改变波普尔的理论拒斥规则来力图获得这样一种改进。
首先，人们不仅可以“接受”基本的陈述作为约定，也可以“接受”普遍的陈述作为约定：实际上，这是科学增长的连续性的最重要的线索。评价的基本单位不应是孤立的理论或理论的合取，而必须是研究纲领，研究纲领带有一个根据约定而接受的（因而根据暂时的决定是“不可反驳的”）硬核，并带有一个限定问题、预见反常并按一预先的计划把这些反常成功地转变成证例的正面启发法。科学家列举出反常，但只要他的研究纲领能够保持前进，就不理会这些反常。决定科学家对问题的选择的主要是他的纲领的正面启发法，而不是反常。只有当正面启发法的动力减弱时，才可能对反常给予较多的注意。（这样，研究纲领方法论便可以说明理论科学的相对自主，而波普尔的支离破碎的猜测与反驳却不能。）
评价象研究纲领这样大的单位，在一种意义上比波普尔的理论评价要自由得多；而在另一意义上则比波普尔的理论评价要严格得多。它容许研究纲领随着年龄增长而摆脱矛盾的基础和偶尔的特设步骤这样的小儿疾病，在这一意义上，这种新的评价更加宽容。反常、矛盾、特设的策略都可以与进步一致。旧理性主义者梦想有一种机械的、半机械的或至少是快速生效的方法来揭露谬误、未经证明的东西、无意义的思想甚至非理性的选择，这种梦想现在必须予以放弃。评价一个研究纲领需要很长时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黄昏的时候才出来。但是，这种新的评价不仅要求研究纲领应该成功地预测新颖的事实，而且要求它的辅助假说保护带应该主要是按照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中预先规定的一个统一的想法来建立的，在这一意义上，它又是严格的。
要决定什么时候一个研究纲领已经毫无希望地退化了，或什么时候两个竞争纲领中的一个决定性地胜过了另一个，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要求纲领步步都是进步的话，就更加困难。不可能有“即时的合理性”。无论逻辑学家证明存在着矛盾，还是实验科学家判决存在着反常，都不能一举击败一个研究纲领。人只能事后“聪明’。自然界或许会大喊否，但人类的智慧（与韦尔和波普尔的想法相反）永远都能喊得更响。有了足够的才智和一些运气，任何理论，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也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该理论以“进步的”辩护。
但什么时候应该拒斥一个特定的理论或整个研究纲领？我主张只有在有了一个更好的研究纲领去取代它的时候，才应该予以拒斥。这样，我就把波普尔的“证伪”和“拒斥”分开了，而它们的合并则成了他的“朴素证伪主义”的主要缺点。
这样，与波普尔的科学游戏相比，我的改进提供了一幅大不相同的科学游戏的图画。最好的开棋招数不是一个可证伪的（并因而是一致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单纯的“证伪”（即反常）应记录下来，但不必对其采取行动。波普尔意义上的“判决性实验”就不再存在了：它们不过是一个纲领被另一个纲领打败之后很久才加到某些反常头上的尊称而已。波普尔认为，可以用与一个理论相冲突的业经接受的基本陈述来描述一项判决性实验。但以我为例，我认为任何业经接受的基本陈述都不能单独授于我们拒斥一项理论的权力。这种冲突可能表明了（或大或小的）问题，但决不是“胜利”。任何实验在它实施的时候都不是判决性的（从心理上讲，或许除外）。波普尔的“猜测与反驳”的模式，即先由假说尝试，继以实验证谬的模式便崩溃了。一个理论只能被一个更好的理论所淘汰，即被一个比其先行理论具有超余经验内容、而其中一些经验内容随后被确认了的理论所淘汰。对于一个理论被更好的理论所取代来说，先前的理论根本不必在波普尔的意义上被“证伪”。因此，进步的标志是证实超余内容的证据，而不是证伪的证据，“证伪”和“拒斥”在逻辑上就相直独立了。波普尔清楚地说道：“在一个理论被反驳之前，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可能必须在哪方面对它进行修改。”而在我看来却恰好相反。在修改之前，我们不知道该理论在哪方面受到了反驳，假如它的确受到了任何反驳的话。而且，一些最有趣的修改是由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引起的，而不是由反常引起的。
（e）一个经过改进的元标准
反对我的人可能会说，证伪我的标准并不比证伪波普尔的标准难多少。伟大的判决性实验的即时影响，例如证伪宇称原理的即时影响怎么样呢？在一个主要的研究纲领公布之前时而出现的长时间的、单调的试错法程序又怎么样呢？科学名流的判定难道不会反对我的普遍规则吗？
我想分两步作出回答。首先，我想稍微改进一下我先前提出的临时性的元标准，然后用一个更好的标准来完全取代它。
首先是稍作改进。如果一个普遍的规则与一个特殊的“规范的基本判定”相冲突，应该给科学团体以时间来考虑这一冲突：他们可能会放弃自己的特殊判定，而服从这个普遍的规则。“二阶”证伪一定不得匆忙。
其次，既然我们已放弃了方法上的朴素证伪主义，为什么还要在元方法上坚持它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有一个二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一方面，我们坚持一个合理性的理论必须尽量以普遍的、一致的框框将基本价值判定组织起来，但我们不必只是因为有某些反常或其他的矛盾而立即拒斥这样一个框框。另一方面，一个好的合理性理论必须预见先前的理论所料想不到的进一步的基本价值判定，甚至必须对先前持有的基本价值判定作出修正。我们拒斥一个合理性理论只能是因为有了一个更好的合
理性理论，只能是因为有了一个在这一准经验的意义上体现了进步转换的合理性理论。因此，这一新的更加宽容的无标准使我们能够比较竞争的发现逻辑并看出“元科学”知识的增长。
例如，不必仅仅因为波普尔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与主要科学家们由某些实际的基本判定相冲突，就认为它被“证伪”了。相反，根据我们的新标准，波普尔的合理性理论与它的辩护主义前辈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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