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作者:伊.拉卡托斯兰征译-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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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体现了进步。因为，与辩护主义的理论相反，波普尔的理论为被证伪的理论，如燃素说，恢复了科学地位，从而纠正了一项价值判定，这一价值判定一度将燃素说从科学史中驱逐到了非理性信念的历史中。同时它还纠正了二十年代对玻尔－克雷默斯－斯莱特理论这颗突现而短暂的明星的评价。多数辩护主义的合理性理论认为，科学史至多不过是未来的科学史出现之前的科学前奏史。波普尔的方法论使历史学家能够把科学史中更多的实际基本价值判定解释成合理的：它构成了进步。
另一方面，我希望我对波普尔发现的逻辑的修正又会被看作（根据我所规定的标准）一次新的进步，因为我的修正似乎对更多古老的、孤立的基本价值判定作了一致的合理的论述。实际上，它已经产生了新的、至少使辩护主义者和朴素证伪主义者感到惊讶的基本价值判定。例如，在波普尔的理论看来，在发现了水星反常的近日点之后还坚持并进一步发展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就是非理性的；继续发展建立在矛盾基础上的玻尔旧量子论也是非理性的。在我看来，这些发展完全是合理的。与波普尔的理论不同，我的理论说明一些为失败理论辩护的后卫战斗是完全合理的，从而扭转了一些标准的编史学判定，这些编史学判定一度从科学史教科书中抹煞了许多这样的后卫战斗，这种后卫战斗过去曾被归纳主义和朴素证伪主义的帮派历史所删除。
因此，把越来越多充满价值的历史重建为合理的，这种历史的发现标志了合理性理论的进步。可以把这种观点看成是将我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用于关于科学评价的（非科学的）研究纲领的一种自我应用。
当然，我可以很容易地回答什么时候我将放弃我的分界标准：当另一个根据我的元标准来看更好的分界标准提出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回答在什么情况下我将放弃我的元标准；但人总要有一个止步的地方。）
最后，让我再进一步阐述一下我的方法论和元方法论的两个特点。
第一，我提倡用一个主要是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用波普尔的先验的方法为科学制定法则。我并不先验地为科学游戏制定出一般的规则，因为那样一来、如果科学史违反了这些规则，我就不得不让科学事业重新开始。法律即使不以科学陪审团的判决为根据，也必须对它的判决加以考虑。奥克肖特和波拉尼的保守学说认为，只应有不受成文法约束的科学陪审团。波普尔认为，仅有陪审团（甚至再加上习惯法）是不够的。必须有成文法的权威去区分好科学和坏科学，并在一个好的传统陷入退化危险或一个新的坏传统出现的时候指导陪审团。而在我看来，必须有一个二元的权威体系，因为科学陪审团的智慧还没有、也不可能由哲学家的法充分明确地表达出来，法需要权威的解释人。这就是在有关学术自主和传统权威的问题上，我比更为“开明的”波普尔偏右（尽管偏得不多）的原因。我认为，波普尔很天真地相信他的科学行为的（正确的！）法的力量，而忘记了迄今为止，科学哲学家提出的所有这些“法”都证明是对最好的科学家所作的判决的错误概括。迄今为止，是科学名流们在各个特殊实例中本能地应用的科学规范构成了哲学家的普遍法律的主要尺度。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发现一种能够说明实际的科学合理性的合理性理论，而不是让科学哲学在立法上干涉最先进的科学学科。在这一意义上，方法论的进步仍然落后于本能的科学判决。
第二，我认为科学哲学更多地是科学史家的向导，而不是科学家的向导。由于我认为即使在今天合理性的哲学仍然落后于科学的合理性，我觉得很难象波普尔那样乐观地认为一种较好的科学哲学将对科学家有显著的帮助；尽管它无疑可以帮助（并且波普尔的哲学已经帮助了）那些其科学判定被先前坏哲学的影响歪曲了的伟大的科学家。
这一切产生了大量问题，关系到许多老问题；即当应用于科学的时候，权威的作用问题、法律和陪审团之间的恰当平衡问题，以及立宪改革的途径问题。制度化的科学并不是（如一些学生、美国参议员和英国国会议员们想象的那样）分享民主制。科学的决定不能以多数票为基础。但这样一来，难道它应该受开明的专制主义指导吗？科学团体是波普尔认为的“开放”社会呢？还是波拉尼和库恩认为的“封闭”社会呢？它应该是哪一种社会？
现在我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一领域的问题，目前库恩的理论是这一领域的讨论中心。我将转向归纳问题及其与分界问题的关系。
2 归纳问题的否定解答和肯定解答：怀疑论与可错论
（a）科学游戏与寻求真理
波普尔意义上的“发现的逻辑”，即科学理论的评价体系，规定了“科学游戏的规则”。这些规则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尤其是与伪科学区分开来，从而提供了一个分界标准。但是，这个分界标准在一个方面比大多数先前的标准更差。大多数先前的标准规定科学的目标是发现宇宙的蓝图，每一个“发现”都认识了这一蓝图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游戏”的每一步都被认为是向目标前进了一步。但是，波普尔的“科学游戏”的目标是什么？归纳主义认为科学游戏与目标密切相关，并隶属于这一目标。在波普尔的哲学中，这种联系似乎被切断了。游戏的规则，即方法论，完全是独立的；但它们的立足点是悬空的，没有哲学的支持。
正如波普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归纳问题原先与分界问题是等同的。辩护主义者严格地把科学游戏的规则从属于科学的目标，从属于对宇宙蓝图的发现：只有当科学游戏中的一步证明是重建这一蓝图中的一步的时候，它才是正确的；或者，如他们后来更谨慎地宣称的那样，只有当它被证明可能（或“或然”）向这一蓝图前进了一步，它才是正确的。但波普尔在他的哲学的早期阶段中，把重心移到了分界问题上，并将分界问题与归纳问题分开了。他没有把科学游戏从属于一个最终的目标来为它辩护，就解决了分界问题，然后他声称已经否定地解决了（或确切地说，取消了）归纳问题。他大胆地断定科学游戏是自主的，不可能也不需要证明科学游戏实际上向它的目标前进了，人只能虔诚地希望它向目标前进，以此来支持自己否定归纳问题的声称。
波普尔的经典著作《研究的逻辑》同为科学游戏而科学游戏的观点是一致的。当然，波普尔本能的回答是，科学的目的实际上是寻求真理，这是十分清楚的。但由于1934年时符合论的处境不好，他认为除了采取一种谨慎的立场外别无它法。这种立场即使不是在精神上、至少也是在表达上完全怀疑主义的：科学至多只能试探性地发现错误。他自豪地指出：“在［他的］科学逻辑中避免使用‘真’和‘似’的概念是可能的。”如果科学是成功的，它只是在拒斥被反驳的理论和临时性地接受被证认的理论方面获得成功。科学的“成功”不过是揭示了人们所传说的成功；实际上，“那些不愿使自己的思想冒被反驳之险的人并未参加科学游戏”。如果一个理论经受住了严峻的检验，就可以获得“已经证认的”这一尊称。但高度证认的唯一作用，是向要推翻该理论的有抱负的科学家挑战。科学“进步”就是越来越认识到人对知识的无知，而不是知识本身的增长，是“学”而不知。
（波普尔似乎没有完全认识到，在他《研究的逻辑》的框框内，他甚至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们在科学游戏中能够学到什么？”除非人有一种真理理论和如何认识增长着的或减少着的真理内容的理论，否则人就甚至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世界，就无法发现真正的认识论错误。当然。“独断证伪主义者”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世界，而“方法论证伪主义者”不借助某种归纳原则就不能学习世界，正如我将要在后面论证的那样。）
说得更尖锐一点：波普尔的分界标准与认识论无关，它丝毫没有谈到科学游戏的认识论价值。当然，一个人可以独立于自己的发现的逻辑而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相信自然律的存在，甚至相信科学游戏产生越来越接近真理的命题。但是关于这些形而上学的信念没有任何合理的东西，它们不过是动物的信仰。《研究的逻辑》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最激进的怀疑论者所不能同意的。
塔尔斯基复兴了真理的符合论，但这只是在《研究的逻辑》出版以后才引起了波普尔的注意。然而，当它引起波普尔的注意时，它彻底改变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总的调子。它促使波普尔用自己的逼真性和向真理接近的理论去补充他的发现的逻辑，这在简单性和解题能力方面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①定义进步，甚至定义一系列错误理论的进步，第一次成为可能：如果这一系列理论的真理内容，或如波普尔所说的逼真性（真理内容减去虚假内容）是在增加，这就构成了进步。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认识进步。这可以通过一种归纳原则很容易地做到。这种归纳原则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把逼真性与证认联系起来，并把“科学游戏”的规则重新解释为关于知识增长的标志的猜测性的理论，即关于我们科学理论的不断增长的逼真性标志的猜测性的理论。这样，波普尔的“规则”就不再是为规则而规则了，科学的胜利就不再仅仅是游戏中的胜利了；科学的胜利决不只是发现错误并用更全面的错误来取代错误的理论，相反，科学的胜利成为接近真理途中的被公认的里程碑。（也可经此为背景看待波普尔在“真理、合理性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这篇文章中引入的著名的“第三要求”：证认重要的理论，而不是永久地发现失败，成了成功的路标。）
结果，自1960年以来，波普尔讨论怀疑论的调子明显改变了。1960年以前，他从未说过任何反对怀疑论的话，也没有把怀疑论与可错论区分开。但自从1960年以后，波普尔转向了认识论乐观主义。现在他始终把怀疑论与可错论区分开。实际上，他给自己《开放社会》第四版所写的著名的第一个“附录”差不多完全是对怀疑论的训斥。尽管在他的方法论中，决定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他坚决地明确地反对把它们解释为“冒险的行动”，那种解释“不仅是过于戏剧化，而且是一种夸张”，是“虚无主义的小题大作”。他写道，“哲学的绝望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能够应付“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美丽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这一任务，“尽管我们是可错的，但我们还是吃惊地发现我们的理解力几乎可以胜任这项任务，甚至超过了我们梦想的最大程度。”
在波普尔的一些学生看来，这似乎背叛了波普尔曾主张过的一切．似乎是对他的《研究的逻辑》的最本质的东西的决裂。
但是，只有根据波普尔的塔尔斯基转变，才能够恰当地理解他的《研究的逻辑》。因为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波普尔1934年没有为归纳法提供一个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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