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作者:伊.拉卡托斯兰征译-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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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任何简单之处的话，也不比托勒密体系省事多少”。正如他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哥白尼引起了一个“巨大、然而又小得令人奇怪的”变化。日心论具有较多的“美学上的和谐”，对天体的基本特征作了较为“自然”的论述，“特设的假定较少”，但它终究是“不成功的……同先前的地心论理论相比，既不更准确些，又不见得简单多少”。雷维茨认为，在托勒密体系中，“不规则运动的恒星由于沿不规则的轨道运行”，带来了“根本性的时间测量”。雷维茨断定这是“绝对不连贯的”，但是，如果将恒星运动的这种不规则性转移到地球运动上去，就会象哥白尼体系所说的那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连贯的”天文学。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连贯性似乎就取决于观察者的眼睛，简单性似乎就取决于人的主观兴趣了。如果观察上等值的理论的简单性的戏剧性增长是科学革命的标志，那就不能认为哥白尼革命是一场革命（即使有些人，如开普勒，认为日心论的优越性在于它带来的美的和谐）。

　　　　让我们再来看看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竭力强调判决性实验的重要性，按我的说法，他在这方面是一个经验论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同时他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简单主义：他声称，如果一个理论比其对手有更多的可证伪的内容，有更多的潜在证伪者，那么即使在天意成事之前我们也应认为该理论更加优越。由于波普尔在1934年提出了可证伪性标准作为对“简单性”的诠释，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就应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独创的简单主义。那么，就这一意义来讲，尤其是按其实在论的解释，日心论在1543年就已优于地心论了，即使两种理论当时在观察上是等值的。

　　　　但这两种理论当时在观察上并不等值。简单主义者通常过于轻率地假定他们所评价的竞争理论是逻辑地等值的，或者在某种其他的严格意义上是等值的，这样，决定的因素只能是简单性而不能是事实这一声称听起来就较可信了。约定主义者认为，地心论和地动论必然在某种强意义上是等值的，这种观点在“简单主义者”中间非常流行：说到底，他们接受约定主义，不过是想找到一条出路以摆脱它所包含的相对主义。德雷尔、霍尔夫妇、普赖斯、库恩，还有其他一些人，提出了这一观点。汉森在批评他们的观点时说得对：“在‘简单性’一词的任何通常意义上，日心论都不比地心论简单。”但他还是保留了他们的“视线的等值”。

3　波拉尼派和费耶阿本德派对哥白尼革命的论述

　　　　以上所讨论的各种哲学都是以普遍分界标准为基础的。它们认为，可用同一个衡量科学成就的标准说明一切重大科学变化。但是，这些哲学没有一个能清楚地可令人接受地说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之所以优于地心论的任何合理根据。“分界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些（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科学家及为数不少的科学哲学家否认会有一种正确的、普遍的分界标准或评价体系来判定科学理论。当代持有这种观点的最有影响的人是波拉尼，他认为寻找普遍的合理性标准是乌托邦。要断定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伪科学的；什么理论较好，什么理论较差，只能有判例法，不能有成文法。裁决每一独立案子的是科学家们的陪审团，只要坚持科学自主和科学家陪审团自身的独立性，就不致铸成大错。如果波拉尼是正确的，那么皇家协会拒绝资助科学哲学就很有道理了：不应允许愚昧的科学哲学家来判定科学理论，判定科学理论是科学家自己的事。当然皇家协会很乐意资助科学史家，这些科学史家把他们的工作说成是构成了成功的进步。

　　　　波拉尼的观点认为，在两种科学理论相竞争的每一单独案子中，必须由大科学家们的无法言传的鉴赏力（霍尔顿喜欢的说法）来决定哪个理论更好。大科学家即那些对将要发生的情况具有“不可言喻的知识”的科学家。波拉尼写道：

　　　　在牛顿证明日心论不仅是一种计算行星轨道的简便方式，而且实际上是正确的观点之前的一百四十年中，当哥白尼派项着巨大的压力热心地坚持日心论时，他们一定预先肯定了这种先见之明。

　　　　但是，这种“先见之明”不同于单纯的猜测，当然是无法言传、无法让外行获得的。图尔明似乎对哥白尼革命抱有相同的观点。库恩也同样，他宣称说：

　　　　对天文学家来说，在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之间做最初的选择，只能是一个兴趣的问题，而要定义或辩论兴趣问题是再难不过的了。然而正如哥白尼革命本身所示，兴趣问题不是无关紧要的。用来分辨几何学之和谐的耳朵，能够在哥白尼的日心说天文学中觉察出新的简洁性和连贯性。如果不曾辨认出这种简洁性和连贯性，就不会有哥白尼革命了。

　　　　按照库恩后来的说法，到了1543年，地心论天文学陷入了一场“范式危机”，这种危机是任何一场科学“革命”即群众皈依的不可避免的前奏曲：“在哥白尼提出天文学理论的根本变革之前，人们已公认托勒密天文学名声扫地了，而哥白尼在阐明他革新理由的那篇序言里对这一危机状况作了经典性的描述。”但除了哥白尼。还有多少人感觉到了这一共同的“危机”呢？在哥白尼时代，毕竟不存在什么“科学共同体”。而且，如果库恩认为他对科学革命所作的详尽分析适用于哥白尼的例子，为什么在开普勒和伽利略之前几乎没有人加入这一日心论的“时髦潮流”呢？

　　　　库恩断定绝没有明确的标准能判定哥白尼体系比托勒密体系优越，但科学名流们有着无法言传的“几何学和谐之耳”和对危机特别敏感的心灵，他们能区分出哪一种理论更好。然而，一涉及细节，看来库恩的论述跟分界主义者的论述一样摆脱不了困难。他不得不编造说，十六世纪时，按地心论的范式进行研究的科学名流中间出现了一场社会…知识。“危机”，然后人们便突然转向日心论了。如果这些是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那么哥白尼革命就不是一场科学革命。

　　　　费耶阿本德认为，分界主义者和权威决定论者的失败都是预料之中的。在我们这位出色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领袖人物看来，托勒密体系只是一种信仰体系，哥白尼体系是另一种信仰体系。地心论者和日心论者各行其事，最后，日心论者赢得了一个宣传上的胜利。这里让我们引用韦斯特曼对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所作的总结：

　　　　　我们有两种理论：日心论和地心论，二者都提供了可信的预测，但前者与当时地球物理学公认的定律和事实相矛盾。不能根据方法论的假定来相信新理论的胜利，因为任何这样的原则都不能在一个理论的初始阶段就保证它的正确性；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存在任何新事实的支持。因此，对日心论的接受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信仰问题。

　　　　　　费耶阿本德认为这个问题再无可多谈了。费耶阿本德的论述比任何其他人的论述都难以反驳得多。实际上，我们也许到头来不得不承认哥白尼、开普勒及伽利略对日心论的接受以及日心论的胜利是无法合理地加以解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兴趣的问题，是一个格式塔转换，或者是一个宣传上的胜利。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被费耶阿本德卷入一般文化相对主义，或被库恩卷入一般权威决定论。例如，按明显的客观标准，菲涅尔的光的波动论在1830年时显然比牛顿的微粒论优越，但菲涅尔最初采纳陈旧的波动观点显然是一个兴趣问题。如果根据一个其优越性尚无定论的理论进行研究是非理性的，那么几乎全部科学史就的确是无法合理地予以说明了。不过，巧得很，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哥白尼革命说成是合理的。

4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哥白尼革命的论述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一种新的分界主义的方法论（即关于进步的普遍定义），我倡导这一方法论迄今已有数年。我认为
　　这一方法论改进了先前分界主义的方法论，同时至少避免了权威决定论者和相对主义者对归纳主义、证伪主义等等提出的一些批评。

　　　　首先让我大概地说明一下这一方法论的主要特点。

　　　　首先，我的评价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或几个假说的合取）：研究纲领是一种特殊的“问题转换”。它包括一系列发展着的理论，而且，这一发展着的理论系列有其结构。它有一个象牛顿研究纲领中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那样的坚韧的硬核，它还有一个启发法，启发法包括一套解题的方法。（在牛顿的研究纲领中，这一启发法由纲领的数学工具组成，包括微分学、收敛论、微分方程和积分方程。）最后，研究纲领有一个广阔的辅助假说保护带，我们根据这些辅助假说确立初始条件。牛顿纲领的保护带包括几何光学、牛顿的大气折射理论等等。我把它称之为保护带是因为它保护硬核不受反驳：我们不认为反常反驳了硬核，而是认为反驳了保护带中的某个假说。硬核保持不变，而保护带却要不断地修正、增加并复杂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验的压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根据纲领启发法规划的）。

　　　　说明了成熟科学的单位是研究纲领之后，现在我来规定评价纲领的规则。一个研究纲领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退化的。如果每次修正都导致了新的出乎意料的预测，那么这个纲领在理论上就是进步的；如果这些新颖的预测中至少有一些得到了证认，那么这个纲领在经验上就是进步的。通过适当调整纲领（比如增加一个新的本轮），科学家要应付一个特定的反常总是很容易的。如果科学家的这些做法只能说明他们打算要说明的那些既定事实，而不能预测某个新的事实，那么，这种做法就是特设的，而这个纲领也就在退化。牛顿纲领是进步纲领的最好的例子。它成功地预测了一些新颖的事实，如哈雷慧星的回归、海王星的存在及其轨道，及地球的凸处。

　　　　一个研究纲领不可能解决自己所有的反常，“反驳”总是少不了的。重要的是要能出现几个戏剧性的标志表示出经验的进步。该方法论还包括一个启发法进步的概念：保护带的不断修正必须以启发法为根据。科学家们不喜欢用人为的特设的方法来对付反常，这是很正确的。

　　　　如果一个研究纲领比它的竞争对手具有更多的真理内容，即不仅进步地预测了其竞争对手真实地预测到的东西，而且还能预测其竞争纲领未能预测的某些东西，在这一意义上，这个研究纲领就取代了其竞争纲领。

　　　　在我们用这个新的、或许阐述得有些过细的哲学框框来评价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个竞争理论或竞争纲领之前，必须再强调一下很重要的一点。

　　　　借助于适当的特设性辅助假说对两个纲领提出观察上等值的、可证伪的变体，任何两个竞争的研究纲领都可以成为观察上等值的。但这种等值是没有意思的。只有在两个竞争的研究纲领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它们才是等值的，否则两个不同的启发法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