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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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继绳个人简介：高级记者、教授，1940年11月出生，籍贯湖北省浠水县，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2001年在新华社工作35年服役期满，还保留一些诸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理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等一些学术头衔。除了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以外，还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论文在社会上获奖。出版的学术着作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社会奥秘之门》、《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同类题材的第一本着作。《邓小平时代》，印5万册，在社会上获得各方面好评。《中国社会各阶分析》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着作。
修订版前言
这本书于2004年12月初在香港出版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大媒体和网站（除了中国内地的媒体和网站以外）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评析，在网上点击这本书名可以搜索出上百万条之多。中国改革的参与者们更是十分关注这本书。虽然有关方面采取了极其严格和严厉的措施禁止这本书进入中国内地，但还是大量进入。我所认识的北京的高知识分子和离退休高官中，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江西省一位在县城里的摆摊的个体医生也读了这本书，他还给我寄来了长篇读后感。读者们给了我以极大的鼓励，给了很多我不敢承受的称赞。我想，读者对这本书的批评也一定会很多，可是我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意见，这使我遗憾。社会对这本书的强烈关注是对我最大的奖赏，我为这本书而承受的种种政治压力完全值得。在政治压力下，我婉拒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路透社、英国广播电台、法新社、日本《产经新闻》、旧金山电视台、自由亚洲电台等等以及香港多家媒体的采访。为了躲避外国记者采访，我们全家还到外地住了一段时间，估计这期间有不少记者朋友吃了闭门羹。在这里，我向这些媒体的朋友们表示歉意。希望他们能理解我的苦衷。
我很欣慰地从赵紫阳的家属那里得知，赵紫阳老人用生命最后的力量读完了这本书。这是他毕生读的最后一本书。2004年12月，赵已病重住院，12月中旬，他女儿从香港带回了这本书，给他看了一下，告诉他有这么一本书。赵拿起来就看，家属看到书的部头太大，建议老人家现在不要看，等身体好一点再看。老人家不听，一直坚持看完了。1月17日老人与世长辞。赵紫阳的女婿王文华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看这本书时，前前后后地说了几句话：“这本书的份量很重。”“这本书的叙述是公允的。”“对我采访的记录是准确的。”“我同意书中的一些分析。”“我最担心的是作者和书中提到一些人的安全。”
一名前政治局常委和一名前政治局委员的评价是：“这本书写得比较客观。”而前中共中央委员李锐、吴江和在京的部分离退休高官则全面肯定这本书。
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读了这本书后，有的给我来电话，有的约我相谈，对书中的事实不准确之处提了修改意见，并提供了补充材料。这些，是我修订这本书不可缺少的内容。
本书在初版的导言中写道：“遗憾的是，在写这本书时，我听取的基本是邓小平阵线有关人士的意见，另一方的意见听得很少。１９９５年，我写《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时，我曾通过一条渠道约访邓力群先生，想就一些重大事件听取他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初版时，我为这本书的这一缺陷而深感忧虑。令我欣喜的是，在修订这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我细读了邓老先生这本书，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这本书总的判断没有错。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说：“邓力群的书不仅没有颠覆你的判断，反而佐证了你的判断。”在修订这本书的时候，我吸收了不少邓力群这本书中的内容，从而使这本书更加客观、全面。
2006年2月北京
导言
1、“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
世界注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到现在整整进行了25年。在这25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粉碎“四人帮”，使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邦”给中国史带来突破性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１９７７年２月，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１９７７年５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１９７７年5月1日《人民日报》）。这表明，华国锋坚持第一种选择。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亟待解决的贫困和专制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国锋被迫下台。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专政。经济上走五十年代的路。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
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题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陈云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五十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９０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邓小平在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个谈话一直到１３年以后的１９９２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和转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2？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四人帮”已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估计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与自由民主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专制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维护者）会与自由民主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陈云代表的第二种选择。
陈云是一位老革命家，在１９３１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９月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时，他就是政治局委员。１９３５年，在长征路上他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同王明、康生等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时代就负责组织工作，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基础。在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排名为：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的地位在邓小平之上。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就让陈云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周恩来同时被批。拥护周恩来的人大都也拥护陈云。
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陈云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政治斗争，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一位树大根深、一呼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