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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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粉碎“四人帮”谁是主要的决策者，在很多记述中和事实真相有出入。有些记述说叶剑英元帅是主要决策者，华国锋是被动的。李先念1977年说：“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311页）在收录这篇讲话的后面有一个注释（注157），原来也写成叶为主华为辅，为此李先念大发脾气，后来才改写成以下文字：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话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518页）２００１年３月，《李先念传》编写组发表了《一则重要考订》，“考订”中说，这条注解中的9月21日和月24日应为9月11日和9月14日。（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７３页）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他离开毛主席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电话：“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驱车到李先念家里，一进门就紧张地说：“我可能已经被跟踪，不能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那几个人的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即匆匆离去。当天，华国锋还找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北京，第２３５页）
９月１４日，李先念借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二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过，互不摸底，经过一段交谈以后才转入正题。两人一拍即合。叶剑英也多次讲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领导的。
华国锋对他的老朋友张根生是这样说的：“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９月１０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觉察，李先念于１３日借去西山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去了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张根生和吴德两个人说的时间和地点都不一致。华国锋让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吴德说是９月1１日，华国锋主动到李先念那里，张根生说是９月１０日，华国锋把李先念叫到自己家里。到底哪一个说的正确？我请教了军事科学院的军史专家李维民将军，他当即打电话询问了《李先念传》写作组的朱玉，朱玉根据李先念当年的记录回答说：吴德的回忆是正确的。当然，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叶剑英事先做了很多酝酿工作。
叶剑英西山串联邓小平下台以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派，显得十分张扬。他们把舆论机器开足了马力，对务实派进行“狂轰滥炸”。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政敌早就准备对他们下手了。
事后披露的两件事可以看出，务实派和元老派对“四人帮”已经怒不可遏。一件事是王洪文、张春桥截取了许世友将军的儿子写给其女友的一封信。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罗、付藏手枪的事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看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这里的罗、付是指罗瑞卿和付崇碧两位将军。“四人帮”看到这封信以后，十分惊恐，他们和毛远新商量，准备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到北京，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另一件事是与纪登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儿子有关。１９７６年初，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望他。其中谈到，现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这个信息很快传到河南省。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周明英，想通过新华社渠道反映到中央去。总社主持工作的解立夫把他写出的材料转给了姚文元。姚文元看了后考虑再三，把它压下来了，再没往上转。后来从姚文元处抄家，抄出了这封信。周明英为此成为河南省的重点清查对象。
以上，第一件事当时军队里的干部很多人都知道。第二件事新华社的老记者大都知道。
邓小平下台之后，叶剑英虽然被迫“因病休息”，停止他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但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有合法的地位，加上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对他很尊重，叶剑英实际上还控制着军队的实权。他就很自然成了务实派和元老派私下串联的中心。叶剑英住在远离市区的西山。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有时约进来，有时走出去。和他谈话的有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辉，王诤，杨成武，必业，华楠，刘志坚，李德生等。接触最多的是粟裕，宋时轮。这些都是军政要人，在党内、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还在毛泽东病危时，肖劲光大将就到叶剑英处，说得想个办法，把江青、张春桥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并建议下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版社，北京，１９８４，第３５１－３５２页）活跃在这些老人之间的是王震。他经常到各家串门，传递信息，商量对策。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一次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问叶剑英元帅：“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手势。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７４页）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和元老们接触更频繁了，讨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毛泽东逝世后这一段时间，叶剑英从西山搬了下来，住在小翔凤。在王震事先串联的基础上，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剑英的住处。他们对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经过王震串联，叶剑英派车把陈云接到西山。陈云见叶第一句话就说：“这个局势怎么办啦？”叶说：“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主席刚逝世，弯子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邓颖超先到小翔凤，同叶剑英交谈过一次。后来又到西山会见叶。叶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向它交底。邓颖超说：“比较难办的就是那个‘演员’。这个人最会演戏，它会利用和毛主席的关系扮演角色，演出一场‘贺后哭殿’。它还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祸于人！”叶说：“是的，不过，对付这个‘三点水’也不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席生前不是多次严厉批评过他吗？只要把事实真相全部公布于众，它的戏就演不下去了。”邓颖超说：“还有那个‘眼镜’，诡计多端，也很难对付。”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担心的是上海的‘第二武装’，还有北京的民兵指挥部。不过，只要三军巍然不动，他们那一点‘御林军’成不了气候。”邓颖超说：“叶帅，你说力争合法，这是上策。要合法，有一个人首先要站出来。”它指的是华国锋。（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１１－２１２页）邓颖超期待的事终于出现。９月１４日，华国锋派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要抓“四人帮”的意见。以后华国锋和叶剑英还直接商谈过几次。华国锋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
投鼠忌器叶剑英多次谈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贵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泽东。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婚姻破裂。１９３８年11月，24岁的江青和45岁的毛泽东结为夫妇。应该说，他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温馨的家庭生活。还生下了一个被毛泽东视为宝贝的女儿。进入北京以后，江青很少抛头露面，只是担当一个妻子的角色。当时到他们家作客的人对江青还有比较好的印象。也许她以当第一夫人为满足，并不想有所进取；也许这时她深藏不露，是有更大的野心。从它的一首诗看，后者的成分要大一些。（这首诗是：“江上有青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毛泽东和江青在生活方面并不协调，有时还闹些矛盾。后来还长期分居。但是，在政治上毛泽东还是把江视为亲信，关键时刻让江青出来帮他。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０年，全国各地饿死人以千万计，１９６１年还在继续饿死人。面对严峻的形势，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１６日，中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