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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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有多少恩恩怨怨，江青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毛泽东批评过江青等人，但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说过“四人帮”这个词，但他说的“四人帮”，不是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帮派，而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小子，团结更多的人来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恰恰当在这一点上，江青等犯了致命的错误。当时在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然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自己搞小子，排斥这些人，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伤和恐惧。
在９月１８日的追悼会开完后，新华社的电讯稿着意描述了江青的花：“江青同志敬献的花放置在毛主席的遗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先下手为强９月２１日，聂荣臻元帅通过代总长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版社，北京，１９８４，第８６７页）
先下手为强。这不仅是聂荣臻元帅一个人的想法。华国锋、叶剑英也准备这样做，并作了周密部署。据华国锋1999年3月9日对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张根生说，促使他早下决心的，是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张某到坦克6师进行活动。
张某是张春桥的弟弟。
粉碎“四人帮”中，李鑫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鑫，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都有要职。“四人帮”想在中央警卫团找一个自己的人，张春桥看上了李鑫。因为李鑫是康生的秘书。张春桥把李鑫引见给江青。李鑫表示：“我一切听从江青同志的指挥！”江青和张春桥向他了解中央警卫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情况，政治局委员的居住地点和警卫布置情况。并交待李鑫每天用红机子向江青报告警卫部队的活动情况。李鑫表示同意。江青和张春桥十分满意。江青赞扬张春桥选上了一个忠诚能干的人。可他们没有想到，半个小时以后，李鑫把江、张同他谈话的内容全部向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连夜报告了华国锋，促使华国锋利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在这以后，李鑫利用“四人帮”对他的信任，继续和“四人帮”保持联系，并把得到的情况向华国锋这边报告。１０月４日早晨７时，李鑫向华国锋报告，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线，如果北京有情况，一天就可以赶到。其实，他们不必担心。叶剑英早就把２８军调到了塘沽一带，封锁了入京的水陆交通。叶剑英得到李鑫的情况以后，还是立即命令李德生把这两个师火速调回原地。
在采取行动之前，汪东兴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作动员时，对战士是这样说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复辟资本主义”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政治斗争中，都要把这个大罪加在对方头上。
１０月６日下午，叶剑英在西山接到电话，通知他晚上８点到怀仁堂开会，请他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吃过晚饭，他带上一名警卫参谋，驱车直奔中南海。
怀仁堂和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静。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警卫。叶剑英的车７时达。警卫员和司机都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只有开会的人才能进入怀仁堂。
这一天下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主要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这个会涉及文字工作，理所当然地要请他来。没有通知江青来，它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实际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单独处理。
叶剑英只身进入怀仁堂，只见华国锋、汪东兴已经来了。他们见面时以目示意，没有讲话。这天的怀仁堂里搬走了所有的桌椅，显得十分空旷。中间一扇屏风把大厅一分为二。在屏风前的一半大厅中只摆了两个高背沙发。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这两个高背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躲在正厅的屏风后面的两侧，注视着门口。７点５５分，张春桥到达。他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突然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感到与过去不一样，就连声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不等他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行动组负责人纪和富带着几个人迎了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环视厅内，想寻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厅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只有正襟危座、目光严峻的叶剑英和巍然直立、满脸怒气的华国锋。张春桥这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阶下囚。他正要申辩，只听华国锋严肃地说：“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了的“隔离审查”的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张春桥没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带走。接着进来的是王洪文。他一跨进门，行动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旁边走过来把他扭住。王洪文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卫人员扭着他的双臂带进正厅。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喊一声，挣脱了警卫人员，象一头发狂的野兽，从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剑英的脖子。因为双方离得太近，汪东兴不便开枪。警卫人员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带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推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姗姗来迟。大家正在着急之际，他来了。他早希望开这个会。在接电话通知时他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今天不知因什么事动身晚了，临走时忘了叫警卫，连帽子也没带，就夹上皮包，跨进汽车，匆匆赶到中南海。他到怀仁堂后，没让他进大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没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团长宣布的。（华国锋1999年3月9日对张根生说，姚文元也是他宣布的决定）他听完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是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在怀仁堂解决王、张、姚三个人的时候，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领一个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２０１号。行动小组里有两名女警卫。江青看到几个不速之客，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张耀祠向它宣读“隔离审查”的决定。
江青听后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双目怒视。然后慢慢地站起来，从腰间解摘下了一串钥匙，再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启”，把钥匙装在里面，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在同一时间内，在毛远新的住处颐年堂后院。毛泽东的卫士李连庆出现在门口。他和毛远新是老相识了。毛远新的妻子在辽宁，这里只有给李纳看孩子的一位老保姆照顾他的生活。李连庆来时他正在一个人看电视。他看到李连庆穿着军装，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感到有些异样。他问：“老李，有什么事吗？”“准备给你换个地方住。不要住在这里了。”李连庆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要带点东西。”“不必了，什么也不带，现在就走！”这时毛远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站起来质问自己的老熟人：“啊！你来抓我？”“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奉命来向你传达一件事情。”接着，李连庆向毛远新宣读了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毛远新没有反抗。几个军人搜出了他的手枪，把他带走了。
解决了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快回报到怀仁堂。叶剑英高兴地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还对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刘庆棠、庄则栋实行隔离审查。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华国锋等首先控制了广播电台、新华社等重要舆论单位。
10月6日晚，华国锋把耿飚找到中南海，先让他看了两张复印的纸条，纸条上是毛泽东的手迹：“你办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来”，然后要求耿飚带部队进驻中央电台和北京电台。耿飚连夜赶到中央广播电台，直奔总编办公室，广播电视部长邓岗正在那里。耿飚拿出华国锋的手令给邓岗看。让邓岗通知所有的副手，带着行李卷住到总编办公室，不能回家。要求他们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耿飚要他们交出直室的钥匙。耿飚对邓岗说：“你执不执行我的意见？你如果不执行，还可以给姚文元打个电话。”邓岗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说：“不必了，我想原来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当时直播室的钥匙由办公室主任杨兆麟保管。他不敢轻易交出。
耿飚说：你不交出来我就派战士守在门口，谁也不能进去。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杨兆麟马上把钥匙交出来了。与此同时，耿飚把北京广电台的党委书记赵正晶找去，一切按中央广台的作法办理。耿飚是带着很强的敌情观念到中央广播电台的。为了安全，他们吃的食品，喝的水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
新华社是第二天由一个“五人小组”接管的。时任北京分社社长李普是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另外四人是：郑屏年（某军政治部主任）、徐贵年（李先念秘书）、杨家祥（通讯兵军官）、黄兴汉（康生秘书）。10月7日李普吃午饭时电话铃响了。李普夫人沈容拿起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问：“这是李普家吗？”沈容说：“是的，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39局，中组部＊副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李普接过电话说：“我正请病假在家。”对方说：“我们知道，请您今天下午到紫光阁开会。”李普到了紫光阁，会议由纪登奎和苏振华主持。纪登奎先让大家看了“你办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来”两个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