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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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报刊宣传使人感到是牵强附会的。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２日）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任务。会议贯彻华国锋提出的方针，只批“四人帮”的极右，不提批“左”。１１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发表指导性的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社论指出“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所抓的“纲”，一开始就受到抵制。１９７７年１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天安门广场又摆满了花圈。
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广场悼念周恩来，申讨“四人帮”，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平反。当时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下贴出了巨幅标语：“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工作不行咧？”这条幽默的标语，巧妙地接过华国锋“要深入批邓”的口号，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过往行人无不会心地发笑。
对“四人帮”的批判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１９７７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即１９７４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社给中央写报告，请示能否批判。２月４日，中央的批复是：“这两篇文章是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平反冤假错案受到限制。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发表了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些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被中央斥为“反毛主席”，这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扣压，不准发行。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是胡耀邦支持下发表的），首次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一个多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上万封，表示支持。但是，当时的组织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从史上看，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对前任的作法改弦更张。如果前任遗留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继承者又完全沿袭前任的思想路线，他就会有负众望。毛泽东晚年遗留的问题够多的了，华国锋完全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不仅没能解决毛泽东遗留的问题，反而错上加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一些大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９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４月１６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评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被关押了几年，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４日被枪毙。那时，全国被杀害的青年思想犯有7０多人。揭批“四人帮”也是像过去那样，以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清查战役。很多单位搞人人过关。各单位都成立专案组，内查外调，批判斗争，把普通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站队”错误无限上纲，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楼自杀。逼死的人不在少数。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坚守一个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是在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正式提出来的。这篇社论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早在１９７７年１月，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就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学好文件抓好纲》发表后，耿飚找几位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讨论，他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这篇文章中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化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一步；“两个凡是”，像一根钉子，把邓小平死死钉在毛泽东为他设置的十字架上，他再也不能东山再起。
邓小平第三次出山当时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这两个问题都不能解决。１９７７年１月８日和２５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位负责人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要写篇社论，要求把天安门事件和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来。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言外之意，要求解决这两个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日到２２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还是提出了这两个令华国锋棘手的问题。老资格的政治家陈云在这次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提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年，第207页）陈云提出“中央有些同志”让邓小平重新工作，主要是指一批党国元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历史需要他。从利益上考虑，只要邓小平出来工作，支持他的这批元老们也会出来工作。陈云这个发言是在会前他和王震、胡耀邦三人商量的结果。
华国锋没有接受陈云等人的意见，连他们的发言也不在会议简报上登出。他在这次会上的长篇讲话中，提出要坚持“以阶斗争为纲”和“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到天安门事件，他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再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对批邓问题，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华国锋、汪东兴提出“两个凡是”直接后果是阻止邓小平、陈云等元老们出来工作。“四人帮”粉碎以后，华国锋、汪东兴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陈云等党国元老们的矛盾尖锐起来。华、汪的革命资历、才能、功勋都和这些老领导人无法相比，为了巩固在毛泽东在世时得到的最高权力，华国锋在汪东兴等人的辅佐下，阻止这批党国元老重返政坛。从权力斗争而言，他们最大的政敌是邓小平。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汪东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毫不隐晦地说：“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邓小平那两下子不如华主席，差得远，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邓小平问题，主席已经有了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边，不管怎么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讲过，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以观后效，保留党籍。华国锋同志是很英明的，是我们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渗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他还特别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立即控制理论，控制毛主席着作的编纂，控制专案。康生的秘书李鑫的地位一下子显赫起来。他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汪东兴）；中央专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汪东兴）；毛泽东着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理论组组长；毛主席纪念堂办公室主任。李鑫拼凑了“凡是派”的笔杆子，控制了理论宣传阵地。粉碎“四人帮”是解决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斗争，实质是解决毛泽东继承人问题斗争的继续。也可以说，围绕“两个凡是”问题的斗争，是中央领导集团内部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邓小平为一方，以华国锋为一方。在这一轮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背后，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还是开辟新的航道。由于邓小平主张开辟新的航道是符合民意的，所以，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迫于让邓小平出山呼声的压力，华国锋说：“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适当的时候”是无期限的，邓小平已经７３岁，还能等多久？华国锋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