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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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集出版，报刊都要发表专论，号召全党学习。有关单位也要请人作学习辅导报告。因此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室主任吴江，请邓力群给党校学员作辅导报告。其所以请邓力群作报告，不仅因为他是《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编辑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帮助陈云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为陈云起草过一些讲话稿。
中央党校（一度称为“高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对提高与统一全党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每当历史紧要关头，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任校长。延安整风时是毛泽东，进城后是刘少奇。粉碎“四人帮”后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胡耀邦被华国锋推荐为第二副校长（当时冯文彬是教育长，后为常务副校长）。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间，实际是胡耀邦主持工作。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党的高中级干部。
到这样一个重要地方作报告，邓力群作了认真准备。他讲的题目是《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他在中央党校一共讲了四次，听讲的学员是在党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邓力群口才好，逻辑清晰，能吸引听众。但出乎吴江意料之外的是，学员听了这四次讲演之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事后，校方召开座谈会，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听众对经济工作本身有意见。这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高级干部，特别关心经济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统购统销，指令性计划，把经济越搞越死。报告说，“调整是关键”，“改革服从调整”，改革怎么能服从调整呢？
农民自发起来的改革，你能拿“调整”把它挡回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怪，２０多年了，还是在这个怪里折腾。总之，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里，报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大家对邓力群神化个人很反感。邓力群在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听众说，这把陈云同志提得过高了。邓力群还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政治强，党性好，道德品质高。”听众说，这样评论党的高级领导人不符合报告人的身份。听众还不满意报告人在讲陈云经济思想时，常把自己摆进去，说自己跟陈云如何如何。
吴江向学员作了些解释，以缓和学员的情绪。他没有向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报告。但是，听报告的学员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这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学员中“通天人物”很多。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是学员的权力。
不久，邓力群说党校有人（首先是指吴江）向中央写信批评他。吴江没有介意。但事情还在发展。
１９８１年６月，党校《理论动态》２８２期发了一篇文章，题为《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这篇文章是孙长江写的。
文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2005年夏天，本书作者到首都师范大学孙长江家串门时，孙长江拿出了这一期《理论动态》给我看，文后还署有孙长江的名字。孙长江说，《理论动态》上这样的文章通常是不署名，不知这一篇怎么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篇文章是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建议写的。是针对当时这样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而新领导人胡耀邦说话随便，不够谨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开始打算让阮铭写，后考虑阮铭笔锋太凌厉，就由笔锋较柔的孙长江写。孙写成后胡耀邦很满意，吴江也说不错。但是，过几天上面传来消息，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质问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听说你那里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胡耀邦急忙否认：“这不可能。”过去《理论动态》发表重要文章，《人民日报》都要转载。这次人民日报接到电话：“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不能登！”原来，有一个人把这篇文章送给胡木、邓力群，邓力群送给了陈云，“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由此产生。吴江、孙长江、阮铭受到中组部的调查。吴江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找中组部长宋任穷，问调查他是为什么事，还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作了解释。宋任穷说，调查是正常的干部考察，与文章的事无关。但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期《理论动态》（２６９期），上面有一篇题为《跳出子想问题》。宋任穷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让吴江看：例如，曾经行之有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的确是比较适宜的，它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把它当作模式，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这样就把当时的成功经验，变成了妨碍探讨新问题的圈子。
这篇文章所批评的“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正是陈云的思想。吴江恍然大悟：原来《理论动态》２６９期上的这段文字，被用来证明《理论动态》第２８２期的文章确有“不可告人的针对性”，确实是“不可宽恕的渎神”行为！
《跳出子想问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胡耀邦出的，稿件同胡耀邦审定，除了《理论动态》上发表以外，还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很明显，胡耀邦是反对回到五十年代的，而且坚定地站在这场争论的前沿阵地。
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４日，胡耀邦不仅没有按通常情况接替华国锋的党校校长的职务（１９８１年６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还辞去了副校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王震为校长。据说王震是邓力群提名的，开始胡耀邦觉得不合适，建议找一位年轻一点的去，他提名项南。陈云坚决反对。开始王震不愿去，陈云亲自找王震谈话，并让他把中央党校办成“黄埔军校”，王震才走马上任。王震上任前，有人给吴江打电话说：“书记处任命王震当晚，邓力群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来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啊！”邓力群在他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一书中承认王震当校长是他推荐的，但说“到王震家长谈数小时”是吴江造谣。吴江看到邓力群的书后立即给邓力群写信，说：“现在我也要明白地、负责任地告诉你，给我打电话告诉这一信息的，正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并仍兼中央校常务副校长的冯文彬同志，他列席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我相信他有条件获得这一信息，决不会凭空编造。”吴江把这封信的复印件送一份给本作者。
当时人们感到不可思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震不应当是合适的校长人选。
王震是一位军人。在延安时期以南泥湾大生产而闻名。其实，“南泥湾政策”是朱德提出来的，经党中央同意，朱德亲自组织力量到一片荒凉的南泥湾实地勘探，并于１９４３年３月下令调王震率３５９旅（属１２０师）到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当然，王震对南泥湾大生产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王震在延安时代还有一项功劳，就是发现了王实味“反党”，并向毛泽东报告。王实味受审查，最后被枪毙。王震因此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委任为“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1944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可望。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359旅南下，配合东江纵队开辟湘粤桂边界的五岭抗日根据地，以便日本退出后控制南方、打击蒋介石。11月10日，王震率部告别延安，踏上征途。1945年8月才进入广东北部的南雄、始兴。但因国民党军队围剿堵截，南进部队不能立足，只好挥师北返。这次南征没有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部队损失惨重。解放战争时王震奉命率一野一兵团进军新疆（作为彭德怀的一部），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当时还没有成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邓力群为分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下令撤了他们二人职务，调回北京。文革前王震任农垦部长，远离权力中心。文革初期，毛泽东保过他，他还是紧跟的，“大”进入中央委员的行列。文革后期，他开始对文革有不同意见，曾在一个会上不指名地批评江青。他在邓小平和陈云两位老人间行走，对两家的子女都格外关心，和两家关系都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自称是拿大刀的周仓。
果然来者不善，王震一到中央党校，就立即开展斗争。
首先，他不报告中央书记处，也不经校务委员会讨论，也没有和常务副校长冯文彬商量，直接命令教育长宋振庭给中组部打电话，通知将吴江、孙长江、阮铭从党校调出。这三人正是《理论动态》２８２期事件以后进行特别调查的对象（宋任穷说是“正常考察干部”）。与此同时，胡乔木在书记处会上提出调蒋南翔任党校第一副校长（实际是顶替冯文彬）。
孙长江给本书作者讲了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笑话。王震说：“孙长江不能在党校教书，把他调到一个小的大学里去。
”孙长江说：“感谢王震同志对我的关心，没有把我调到一个大的小学里去。”６月２６日，王震在党校部、室主任会上宣布三件事：１，蒋南翔要来担任第一副校长；２，吴江要调离党校，属正常调动；孙长江不进领导班子；３，阮铭这个造反派头头要清除，清除后向中央写个报告。他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我要和这个造反派头头较量较量。”王震限令三天开除阮铭党籍，并通知在海南出差的阮铭迅速回来。王震批示的关于阮铭的材料不给阮铭看。后来阮铭从其它渠道看到了，他认为完全不符合事实，连他在１９８０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海外转载）也成为“反动文章”。阮铭上诉到中纪委，同时把申诉材料送胡耀邦一份。几天以后，中纪委书记李昌接见了阮铭，说胡耀邦有批示，要中纪委开常委会研究处理。中纪委常委会成立联合调查组处理这件事。李昌主持调查，他说：“现在再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王震找陈云制止调
